賣避孕套的生意人們，明年的日子估計不太好過。
2026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正式施行，避孕藥品和用具將不再享受免征增值稅政策。
避孕藥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稅的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當年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發布，在第十六條中，“避孕藥品和用具”與“古舊圖書”“自產農產品”等並列，均屬於免征增值稅的範圍。
隨著新規定的施行，這一延續了30餘年的稅收優惠政策，即將徹底退出曆史舞台。
這究竟意味著什麽？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圖/視覺中國
時代的紅利？
許多“80後”“90後”應該都有一個童年印象：牆上掛著一個印有“安全套”字樣的金屬售賣機，投入五毛或一塊錢的硬幣，就會掉出來一個商品。而淘氣的小孩們總會拿一些圓形金屬片試著塞進投幣口，導致機器常常卡死。
這一現象的背景，是20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初的相當一段時間裏，安全套都不算一種可自由流通的商品，背後的主導單位幾乎都是計生委等相關部門。
1988年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城市已婚婦女各種避孕方法的現用率順序中，避孕套僅占13.3%，而宮內節育器和結紮加一起超過了75%；農村婦女各種避孕方法的現用率順序中，避孕套更是僅占1.2%。
相關廣告也無法在媒體上宣傳。1989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下發過一則《關於嚴禁刊播有關性生活產品廣告的規定》，其中寫道：“一些地區出現了有關性生活產品的廣告……這類產品向社會宣傳，有悖於我國的社會習俗和道德觀念……應當嚴格禁止。”
直到1998年，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組建，才逐漸將包括安全套在內的醫療器械資格審定權收攏。這意味著，企業隻要取得資格，即可進行安全套的生產與銷售。
但光掃清政策層麵的障礙還不夠，觀念和文化層麵的障礙總是維持得更久一些。
1998年，廣州出現了中國第一條安全套戶外廣告——“傑士邦，無憂無慮的愛”，該廣告隻存在了一個多月便被叫停。後來安全套售賣機進入各大高校，同樣激發了社會廣泛的反對聲。
轉折點發生在2004年，衛生部等六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預防艾滋病推廣使用安全套的實施意見》，旋即在多省娛樂場所推廣實施“100%安全套使用項目”，越來越多的機構和組織也開展了安全套社會營銷項目，以保障供應。
可以說，今天大家能輕鬆買到各種品牌和規格的安全套，都有賴於這一文件打下的基礎。
通過這段曆史不難看出，雖然自1993年相關部門就開始對避孕套免收增值稅，但等企業真正大規模進入這一行，並且吃到紅利，則是更久以後的事了。
那麽明年稅收優惠政策的取消，是不是意味著這段本就不算長的“紅利期”，就要徹底結束了？
影響有多大？
從成本層麵看，增值稅帶來的影響也要比想象中要小。
黑龍江省律協財稅委主任、北京市京師（哈爾濱）律師事務所律師劉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13%的貨物稅率征收增值稅，通常意味著一盒避孕套的售價會增長13%。以一盒原價50元（不含稅）的安全套為例，按13%征收增值稅，稅額約6.5元，售價可能會變成56.5元。
但劉莉進一步指出，由於避孕套屬於市場競爭充分的產品，價格較敏感，一些零售商也可能會壓縮利潤來承擔一部分稅負以保持市場競爭力，實際零售價的漲幅還可能更低。再考慮到進項抵扣等項目的存在，實際的終端銷售價短期內可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在我國，增值稅指納稅人購進貨物、勞務、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支付或者負擔的增值稅額。其計算方式為，用銷售產品的銷項稅額抵扣進貨時產生的進項稅額，為最終增值稅稅額。
假設前述原價50元避孕套的原材料、包裝等成本為40元，且上遊供應商也開具了13%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這部分支付給上遊的進項稅額就是5.2元，可以抵扣。因此零售商實際繳納的增值稅額為6.5元減去5.2元，即1.3元。如此一來，看似13%稅率，待銷進相抵後，稅率往往不足13%。
綜上，如果零售商想要保持價格競爭力，完全可以隻把價格定在51.3元，漲價幅度並不算大。
劉莉進一步補充道，行業裏除了杜蕾斯、傑士邦等大品牌，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小品牌，其主要客戶為各地方醫院。這些小公司有充分的動力在成本方麵“動腦筋”，盡可能將進項抵扣做高。此外，小規模納稅人適用3%的增值稅征收率，影響更小。
天眼查數據顯示，截至發稿，全國具有避孕套相關業務且仍處於開業狀態的企業超過了10000家。
艾媒谘詢CEO兼首席分析師張毅對中國新聞周刊進一步指出，此次增值稅的征收，某種程度上還可以加速行業的整合升級。
“雖然有些企業會麵臨稅收增加，但完全可以通過優化供應鏈，推進自動生產，通過提升生產效率來消化成本。長遠看，也會倒逼企業更加注重品質提升和產品創新。”張毅表示。
生活方式變了
倘若把視線拉到整個行業，由於市場需求本來就在下滑，宏觀影響就更小了。
據《2024年中國避孕套行業發展報告》統計，2024年，中國避孕套市場規模僅為156億元，相比2020年的208億元縮水25%，連續四年負增長，年均跌幅約6%。
行業如此，廠商自然也不好過。以杜蕾斯為例，近年來其在中國市場的銷量急劇下滑，某電商平台銷量從2019年的372萬件降至2021年的84萬件，暴跌77%；截至2024年，其中國區線上市場份額已縮水至不足30%。
避孕套銷量乏力的根源，是生活方式，特別是親密方式的變化。
當前，中國兩性用品市場的消費驅動力核心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避孕和防病需求，轉向了追求個性化、提升愉悅感的“悅己”體驗。
智研谘詢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兩性用品規模從2017年的641.55億元增長至1937.25億元，其中情趣器具占比高達64.40%，而避孕套僅占8.70%。
與此同時，避孕方式也在日趨多元。
同樣是來自智研谘詢的數據，2025年我國兩性用品規模預計將達到2042.83億元，其中避孕套占比下跌0.1個百分點，而避孕藥卻微增0.03個百分點。
另有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皮埋使用量達42萬支，同比增長46%；口服短效避孕藥零售額達9.8億元，增長24%。
其實說到底，稅收的根本目的還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
張毅指出，在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中，在“避孕藥品和用具”項目消失的同時，對農業生產、醫療服務等更關鍵的民生領域仍保留了免稅政策。這種有舍有得的調整，旨在讓民生保障更具針對性。
雖然對避孕藥品和用具征稅未必和“催生”有關，但為了讓年輕人結婚，國家也確實操碎了心，比如“婚姻介紹服務”就成了新的免征增值稅的項目。
這一增一減之間，都是時代、政策、觀念、思潮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