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尖科技人才超50萬城市:印度4個,中國3個,美國0個

“9月發布的‘世界百強創新集群排名’中,以深圳為核心的‘深圳-香港-廣州’集群結束‘五年老二’地位,超越日本‘東京-橫濱’集群,躍居全球創新集群之首。”

文 / 巴九靈

談及城市競爭力,我們往往將“產業”視為比拚的硬實力。然而,產業充其量隻是城市今天的“底盤”,真正決定其未來天花板的,是另一個更為根本的事——人才。

當一個城市在某一領域悄悄聚集起10萬以上的人才時,它不再隻是一個普通的“產業集聚區”,而是掌握了從0到1重構係統、塑造生態的能力。

這一點,在科技領域體現得尤為極致。

最近,Voronoi app基於CBRE的《2025年全球科技人才指南》,繪製了一張“全球科技人才地圖”,盤點了全世界科技人才超過10萬人的48個城市。

放眼望去,是最閃亮的8顆“超級巨星”——印度的班加羅爾、德裏-古爾岡、海得拉巴、孟買;中國的北京、上海、深圳;日本的東京。也就是說,科技人才超過50萬的第一梯隊城市,全部都在亞洲。

再從整體區域分布看,亞太地區的城市勢頭最猛,占據16個席位;北美地區居第二,其中美國占12個,典型的“以量取勝”;歐洲則顯得意外的“安靜”,除巴黎與倫敦外,就再沒有一座城市進入“30萬人才核心市場”。拉丁美洲則有5座城市上榜,散布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和墨西哥。

這意味著,美國矽穀所在的舊金山灣區不再是“科技宇宙”的唯一中心。全球創新地圖,正在從過去的單極輻射,走向更健康、也更精彩的多點共振。亞洲、歐洲、拉美……越來越多的科技中心正快速崛起。

隨著人才集群的規模從10萬體量進階到30萬,甚至是50萬,每一次量級的躍升都將驅動著城市創新生態發生重大革新——10萬人是產業萌芽的起點,30萬人標誌著全球影響力的形成,50萬人則意味著掌握“技術主權”。

換言之,未來的城市競爭,誰掌握了人才,誰就掌握了重新定義遊戲規則的能力。

亞洲,新的科技人才中心?

如開頭所提到的,全球所有科技人才超過50萬的城市,清一色被亞洲包攬。特別是印度,拿下4個席位,中國則占據3席。

或許有人要問了,為什麽是印度?

時間倒回上世紀90年代,印度憑借龐大的技術人才庫、高英語普及率和相對低廉的人力成本,成為歐美企業最青睞的離岸外包目的地。那時候,“打電話給美國客服卻聽到印度口音”,幾乎成了全球科技服務的一種常態。

如今,印度的這些城市拚合起來,就像一套精心設計的“服務型超級大腦”:班加羅爾和海得拉巴,主打AI技術和研發外包,堪稱全球企業的遠程技術中台;孟買定位為金融科技心髒;德裏—古爾岡區域,則扮演企業服務的關鍵樞紐。

尤其是有“印度矽穀”之稱的班加羅爾,不僅聚集了全國35%的IT人才,更是從最初的代碼外包基地,升級為微軟、穀歌、亞馬遜、3M、Infosys等科技巨頭設立研發總部的高價值創新區。據統計,這裏已有超600家跨國公司和50多家世界500強分支機構。

穀歌的班加羅爾園區

再看中國,北京、上海、深圳沿東部海岸線鋪開,形成強聯動且彼此呼應的的創新網絡。

北京像是這個網絡的“大腦”,聚焦算法突破與政策引領;上海更像一位“產品與商業魔術師”,擅長把技術轉化為市場和商業模式;而深圳是“硬件與平台架構師”,產業鏈紮實、製造能力強大。

說完亞洲,再看歐美,紐約、舊金山、多倫多、巴黎、倫敦……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歐美科技名城,都排在30—50萬人的第二梯隊。此外,中國的廣州也在該隊列。

而在整個亞太版圖中,除中印日的“明星城市”之外,新加坡、首爾、悉尼等城市也在憑借差異化的技術優勢,成為區域中不可忽視的創新節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9月初發布的“世界百強創新集群排名”中,以深圳為核心的“深圳-香港-廣州”集群結束“五年老二”地位,超越日本“東京-橫濱”集群,躍居全球創新集群之首。

數據顯示,2024年,深港廣三地的發明專利授權量共計11.3萬件,占國內總量的12.1%;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達1.9萬件,占國內總量的27.5%。

此外,在這個排名中,中國以24個集群數量連續三年位居全球第一,對比之下,美國22個、德國7個、印度和英國各4個。除“深圳-香港-廣州”集群外,北京、“上海—蘇州”同樣進入全球十大創新集群榜單。

還有哪些人才集群?

當然,人才集群可不是科技行業的“專屬皮膚”。

這樣的現象,早已跨越行業和地域,在全世界不同角落以不同的形態生根發芽——它們或許不像科技行業那樣常駐頭條,卻同樣在靜默中重塑著產業與地域的競爭力。

典型如好萊塢,不僅是明星與導演的聚集地,還是一個高度精密運轉的“影視人才庫”。從編劇、攝影、燈光、音效,到特效製作、法律谘詢,甚至是特殊道具定製,所有環節在幾十公裏內就能高效協同。

根據美國電影協會(MPA)2023年的報告,好萊塢電影服務業有超過3.2萬家企業注冊在此。而由迪士尼、華納兄弟、環球、派拉蒙、索尼哥倫比亞和Netflix組成的“新六大”,包攬了全美83%的院線票房和91%的流媒體收入。

這種深度集聚,不僅降低了影視內容製作成本,更成就了難以替代的內容創新能力。

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國杭州正成為另一種形態的文化創意人才集群——直播電商與數字內容的“宇宙中心”。主播、運營、短視頻編導、供應鏈管理高手、MCN機構……統統在這裏集結。據統計,杭州已有超過6萬家電商相關企業,每天有數以萬計的直播在這裏開播。

一個品牌若想快速推出新產品,完成從內容製造到銷售閉環,在杭州幾乎可以實現“一天內組建團隊、一周內上線推廣”。這種“集群加速度”,是單打獨鬥的城市難以比擬的。

當然,人才集群並不隻發生在“高大上”的行業。

菲律賓就是專業服務和外包集群的典型例子。你可能在打電話給跨國企業客服時,早已習慣電話那頭流暢又禮貌的英語服務,而他們很可能就是來自馬尼拉或宿務(菲律賓的第一/二大城市)。憑借大量精通英語的勞動力、有競爭力的人力成本和與歐美匹配的時區,菲律賓成為全球BPO(業務流程外包)的首選地之一。

對企業來說,在這裏能輕鬆招募數以萬計擅長溝通、熟悉歐美文化、訓練有素的客服、電銷、後台支持人才;對當地而言,則意味著就業與技能的持續迭代。

更令人驚歎的是,有些集群源於傳統,卻依靠人才的力量完成轉型。

浙江義烏早已不是那個隻賣小商品的批發市場,已然躍升為全球電商商貿的人才集群和服務中樞。這裏匯聚的不僅是商家,更是眾多跨境物流專家、海外倉管理員、報關清關專員、小語種客服和國際直播主播等人才。

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套支撐“賣全球”的基礎設施,也讓義烏從“貨源地”蛻變為“供應鏈與人才鏈雙重高地”。

浙江義烏港一派繁忙

而有些集群,偏偏“反效率之道而行”,不拚規模拚深度。瑞士汝拉山穀的鍾表匠人們,往往得經曆十年以上的“學徒製+家族傳承+院校培養”。有數據顯示,瑞士目前有6所鍾表製作學校,自然地分布在汝拉山穀,約有2000名學生就讀於這些學校。

除此之外,全球還有很多“隱藏款”人才高地:

挪威斯塔萬格:匯聚了頂尖的海洋工程師與能源專家;

奧地利維也納:形成古典藝術從教育到展演的完整生態;

美國波士頓—劍橋:聚集了大量生物科技企業與科研精英;

以色列貝爾謝巴:軍工技術轉身為民用,打造網絡安全新高地;

荷蘭瓦赫寧恩:農業科技與食品研發的食物界“矽穀”。

而在中國,一批特色人才集群也在悄然生長:

蘇州:一針一線繡出的是一個絲綢產業人才體係;

東陽:擁有大批古建木雕與修複專家;

宜興:紫砂陶藝從挖泥到出品,全產業鏈人才在線;

青島:船舶與海洋工程專業人才的“大本營”;

景德鎮:匯集了大量陶瓷匠人與藝術家。

陶瓷雕鑲工藝大師正進行藝術創作

這些案例看似迥異,卻共同揭示了一個規律:當人才形成集群,就會帶來效率的飛躍、知識的流動與創新的加速。它降低了協作成本,也抬高了後來者的模仿門檻。

城市未來競爭力在於“人才密度”

那麽,一個城市是不是“搶”到了足夠多的人才,就能形成集群?

非也。

吸引人才,其實隻算拿到了“入場券”。真正的高手過招,在於能不能留住人、激活人、讓人才和產業進入“越聚越強”的正向循環——這才是城市未來競爭的底氣。

所以,在中國,到底什麽樣的城市更擅長“留住人”?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提供了兩個新思路。一是看城市人才吸引力,包括了向心力、輸送力、淨流入、聚集度、保持度等六大指標;二是看城市人才發展生態,主要是公共服務、生活品質、職業發展和產業創新這四大“友好度”。

基於這一體係,“人才友好型城市全國50強”榜單正式出爐。2024年入選的城市中,除了北上廣深這些“傳統優等生”,蘇州、濟南、太原、長沙、常州等後起之秀也紛紛躋身其中。更令人驚喜的是,像蕪湖、汕頭、中山、海口、三亞、威海這樣的三線城市也榜上有名。

就拿威海來說,2023年引進人才超3.2萬人,同比增長14%。尤其在海洋經濟、醫療器械等特色產業,人才聚集效應越來越明顯。為了真正“留住心”,威海全年舉辦了超百場人才交流活動——從學術研討、創業指導到文化娛樂,全方位增強人才的歸屬感和融入感。

但是,留住人還隻是開局,更重要的是怎麽讓這些人“撞”在一起,炸出創新的火花。

答案其實很簡單:把人“擠”在一起。

經濟學家陸銘在《創新城市》一書中提到,創新具有集聚性。知識的交流是需要麵對麵進行的,尤其是大量的隱性知識,它們通常無法通過書麵的形式傳達。盡管信息科技使人們可以打電話,甚至視頻通話,但知識的交流和互動(尤其是涉及多人的交流和互動)仍然是在線下的麵對麵交流中更為有效。企業和個人在空間上相互接近,能夠極大地促進創新的發生。

也就是說,科學家和技術人才更願意待在“聰明人”密度高的地方。因為麵對麵的交流,能帶來強大的知識外溢效應。結果就是,一個國家的創新活動往往高度集中在少數大城市,甚至城市中的某些核心區塊。

最直觀的例證,便是專利的集中程度,甚至超過了人口的集中程度。例如深圳人口占全國約1.28%,但2023年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占全國的23%。深圳聚集了華為、騰訊、大疆等企業,以及超2.5萬家高新技術企業,形成了“硬件創新+製造業配套”的集群優勢。

深圳南山智穀產業園

所以說,真正要構建能自我造血的人才創新生態,關鍵就看兩樣:密度、結構。

放眼全球,墨爾本、布加勒斯特、馬尼拉並不缺科技工作者,但它們往往缺少“科學+商業+設計”的人才複合能力,以及“天使投資+加速器+容忍失敗”的製度設計。

矽穀之所以是矽穀,不隻是工程師多,更是因為它同時聚集了風投、斯坦福、創業家和科技企業——形成一個能自我造血的“生態複合體”。

因此,未來衡量一座城市是不是真正的“技術核心”,在TOP創新區研究院看來,或許應該用這樣一個公式:單位平方公裏人才密度×人才結構交叉度×創業生態連接效率×技術產品化速度。

密度促成碰撞,交叉點燃創意,連接加速孵化,速度決定成敗。

如此一來,城市要思考的問題也應該升級了:“我們的人才密度夠不夠發生創新反應”“我們的生態能不能讓一個好想法迅速變成產品”……

未來十年能從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城市,不一定是人最多的那個城市,但一定是人才互動最頻繁、創新成本最低、成果轉化最快的地方。

換言之,人才集群的本質,是一場“生態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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