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村集體經濟正在經曆一場深刻轉型。
近日，兩隻由深圳集體經濟發起的創投基金——阪田人工智能創投基金和龍崗龍興創投基金，引起外界的關注。兩隻基金的總規模達到3億元，存續期10年，已完成意向資金募資，擬投向以人工智能為先導的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且目前已儲備了一批優質項目。
由深圳村集體經濟發起的創投基金遠不止這兩隻，據不完全統計，在深圳南山、羅湖、龍崗、龍華、坪山等行政區，已有近40家村股份合作公司涉足創業投資。在這背後，既有傳統的收租模式觸及“天花板”的現實壓力，也有政策鬆綁與產業機遇的共同推動。但相比穩定的租金分紅，風險投資是“九死一生”的遊戲，深圳村民能否闖出一條新路？
一名投資人告訴南都灣財社記者，深圳村集體做風投，一是近兩年IPO收緊，不少知名投資機構也麵臨募資承壓，而手握“重金”的深圳村民們，可能是募資的一個新方向；二是村集體經濟過去依靠收租模式，收益持續走低。“但風險投資對於村集體經濟還是新的嚐試，預計規模不會太大。”
收租遇到天花板：南嶺創投打響“第一槍”
深圳村集體經濟走上風投之路，首先源於傳統收益模式的局限。過去依靠“種房子”收租的模式，帶來了長期穩定的現金流，但隨著土地開發進入存量階段，租金上漲空間有限，一些股份合作公司的分紅已出現下滑。
一位深圳的投資人告訴南都·灣財社記者，深圳村集體經濟過去習慣於收租，或是拿出一些固定資金去放貸，更偏好固定收益，邏輯都是穩定回報。如今這種邏輯正在被打破，風險投資與之完全不同。
而南嶺村的探索為這種轉型提供了現實案例。2017年，南嶺村集體資金控股的南嶺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成為國內首個由村集體設立的創投基金管理人。此後，南嶺社區股份合作公司又直接出資設立廣東首個村集體創投母基金，並在2018年完成首筆天使投資。2019年，進一步成立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基金。
到2023年一季度，南嶺創投旗下已累計投出12個高科技企業項目，涵蓋生物醫藥、先進製造、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單筆投資從數百萬元到數千萬元不等。其中，海創藥業（688302.SH）已於2022年在科創板上市，另有三四個項目計劃申報IPO，部分天使輪項目估值增長超過10倍。
“他們有時候看到的是一個項目翻了多少倍、賺了多少錢，但是其實還有大量的項目是退不出來的。”上述投資人提醒。
而對於深圳村集體從“房東”轉型“股東”，深圳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張國平在接受南都灣財社記者采訪時指出，這一轉型背後有三大動因：首先，傳統收租經濟已遇天花板，租金收益波動下降，必須尋找新增長點；其次，深圳“20+8”產業集群等新興產業帶來增長機遇，村集體“近水樓台先得月”，能夠直接接觸優質項目；第三，政策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產業基金建設，為村集體資金進入風投提供了製度背書與容錯機製。
南嶺創投大廈落戶龍崗區1983創意園，這一“首嚐螃蟹”的舉動在2018年就曾引發全國關注。與其說南嶺村是孤例，不如說它打開了深圳村集體經濟轉型的新路徑。如今，龍崗區12個村集體與龍崗金控聯合發起兩隻基金，總規模3億元，聚焦硬科技和人工智能，意味著這種模式正從單點突破走向規模化試水。
從房東轉型股東：深圳村民如何做好風投？
如果說“收租”是旱澇保收，那麽風投就是“九死一生”。深圳村集體要從房東變股東，挑戰不僅在資金投向的變化，更在觀念與治理邏輯的重塑。
張國平告訴記者，風險投資對村集體來說是一場全新的博弈。首先，必須做好資金隔離，單隻基金的出資比例不宜超過整體可支配資金的10%至20%，避免大盤資金被動搖；其次，需要通過“租金+股權”的雙重收益邏輯降低風險；第三，必須建立科學決策機製，引入專業機構參與，防止“一言堂”。他強調：“投資失敗率高，但如果能把資金比例、決策機製和專業團隊配置做好，風險就能大大降低。”
前海開源基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也在接受南都灣財社記者采訪時表示，深圳村民從收租人轉變為投資人，去投資一些科技創新企業，抓住科技創新帶來的機會，是一個好的現象。但他同時指出：“投資有風險，VC更是處於創新創業的早期階段，十分考驗投資者的眼光，還帶有運氣成分。所以建議深圳村集體要找專業的投資機構合作，要謹慎，不能盲目投資，虧了大錢難以向村民交代。”
合一產業運營公司董事長羅宇在接受南都灣財社記者采訪時則進一步指出，從“房東”到“股東”、從“種房子”到“種企業”，對村集體股份公司來說是一場艱難跨越。在房地產下行的大背景下，村集體急需完成從傳統收租經濟到產業升級的迭代，但這一過程必須依賴係統工程。首先，管理層與股民內部必須形成明確的容虧率、投資決策程序和激勵機製；其次，必須建立專業團隊，投前研判與投後孵化賦能直接決定投資成敗；第三，要依托自身產業空間，實現“招投聯動”，把優質企業引入園區，同時讓投資項目反哺產業空間。
這意味著，深圳村集體要真正做好投資人，既要克製衝動，也要強化治理能力。既要敢於試錯，又要保持底線清醒。資金隔離、科學決策與專業化團隊建設，將決定這場轉型能否走得穩。
深圳“村投”之路：國資、村集體、專業機構三方協作
對於創投圈而言，深圳村民的闖入，或許將摸索出一條“國資+村集體+專業機構”三方協作的“村投”之路。
以2025年龍崗區為例，12個村集體與龍崗金控聯合發起兩隻創投基金，總規模3億元。其中，龍興創投基金2億元，龍崗金控出資30%，其餘由村集體聯合出資；阪田人工智能基金1億元，由阪田集團及多個村集體出資。兩隻基金均由南嶺創投擔任管理人，存續期10年。這種架構下，村集體隻作為有限合夥人（LP），不直接操盤投資，而由職業基金團隊負責項目篩選和投後管理；國資作為出資方分擔部分風險，並提供信譽背書。
張國平在采訪中指出，村集體的獨特優勢在於“貼身感知”。他們與企業共處產業園區，能通過日常細節掌握企業真實運行情況，還能對創業者有更接地氣的判斷。這種監督作用是其他投資主體難以具備的。因此，村集體最合適的角色是作為有限合夥人，在基金中發揮風險監督者、資源提供者和資源賦能者的作用，與國資和專業機構形成互補。
不過，深圳“村投”模式的邊界也很清晰。首先，村集體投向風投的資金規模，隻占整體資產的一小部分。據深圳市國資委2021年數據，全市近1000家股份合作公司，總資產約2500億元，淨資產超1200億元，物業麵積超過1億平方米，銀行存款超過800億元。相比龐大的資產池，創投投入目前仍屬試探性。其次，深圳具備雄厚資產、創新生態和政策保障，模式難以複製到其他地區。
深圳村集體從“收租”到“風投”的轉型，看似隻是資金運作方式的變化，本質上卻是經濟現實、政策鬆綁與產業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張國平認為，這場轉型是深圳村集體經濟主動適應產業升級的嚐試，但要走得穩，還需在風險控製與機製建設上保持克製與謹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