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2年至2024年，女性騎手數量從51.7萬人增長至70.1萬人，2年時間內增長了35.6%；2024年國內女性網約車司機超過105萬，而2023年這個數字還隻有60萬。”
文 / 巴九靈
第一天跑外賣的小張，在一排黃藍兩色的騎手身影裏顯得很突兀。在跑外賣之前，她在餐飲行業幹了十多年，上一份固定工作是在酒店做服務員。
今年39歲的黃曉琴，為了還債，在外賣行業奮鬥了5年，已經幹到片區隊長，管理著近70人的車隊。她記得，做騎手的第一天，她掙了173元，用這筆錢給兒子買了一桶奶粉。
在杭州餘杭區的一個片區，不遠處就是互聯網產業的集散地——未來科技城。對於女性騎手的密度，附近的騎手們給出了一個模糊的判斷：大約每20個騎手裏，有一位女性。
雖仍然占比不高，但騎手們都說，行業裏的女性越來越多。數據顯示，2022—2024年，美團女騎手人數2年增長近36%，已經超過70萬人。
人到中年、已婚已育、沒有固定工作、家庭負擔重、負債……女性外賣騎手，帶著這些身份標簽愈發頻繁地出現在大眾視野。
外賣大戰風生水起，騎手行業近年也頗受關注，但很少被關注的是，女性騎手這個群體，正在快速壯大。
因為這些沉重的標簽，輿論對於走向外賣或者說“鐵人三項”（送外賣、開滴滴、送快遞）式重體力勞動的女性總是充滿同情、勵誌之類濃烈情感色彩。但濾鏡之外，值得追問的是：是女性選擇了送外賣，還是平台經濟選擇了她們？
女騎手，2年激增36%
據美團研究院的數據，從2022年至2024年，女性騎手數量從51.7萬人增長至70.1萬人，2年時間內增長了35.6%。
同期，美團騎手總人數從2022年的624萬人增長至745萬人。女性騎手增速甚至超過了外賣騎手的整體增速。
被戲謔為35歲中年人最終歸宿的“鐵人三項”，湧入了越來越多的女性。滴滴的數據顯示，2024年國內女性司機超過105萬，而2023年這個數字還隻有60萬。2023年，滴滴平台上國內女性司機數量同比增長了75%。
T3出行發布的《2025年度女性司機就業數據報告》則顯示，截至2024年2月，T3女性司機數量超過7萬人，10個月內增長了14%。其中，近60%的女司機日均跑單時長在8小時以上。
再如，菜鳥曾發布過一份數據，2021年，女快遞員數量就同比增長超過20%，女快遞員占比超過20%。
是怎樣的一群女性拎起了外賣盒？為數不多的文獻為這一群體勾勒了一個大致畫像。社科院學者孫萍長期研究外賣騎手和平台勞動，在她的研究中，受訪女騎手85%已婚，其中96.6%已育，72.8%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受教育水平以初高中學曆為主；平均年齡37歲，整體顯著高於男性騎手。
而在一線觀察中，我們找到了這些女性騎手騎上送餐電動車的更深層的原因。
“過渡”和“擠出”
“過渡”和“擠出”，是這些女性加入外賣行業最主要的兩大原因。
孫萍把外賣騎手定性為一種“過渡勞動”，是指它通常被作為創業失敗或職業生涯受阻階段的過渡性工作。
美團2023年的騎手調查報告就顯示，有31.6%的騎手因為失業而選擇配送工作，而23.5%的騎手有過創業經曆。
女性外賣員正在送餐
女騎手黃曉琴道出一個驚人的事實：她的團隊中有超過80%的騎手的家庭都背著債務。
對於外賣乃至整個平台零工行業的負債率，孫萍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在她2021年的調查裏，外賣騎手中負債人數占比高達62.94%；其中近半數因買房或買車而負債，因創業失敗負債的比例占三成。
創業失敗的也包括黃曉琴本人。
2013年，黃曉琴和丈夫來到杭州，在買房和創業中選擇了後者，用為數不多的積蓄加上舉債，和丈夫一起盤下了一家文印店，啟動資金花了50多萬。
創業之路非常不順，文印店從開張以來連年虧損：電子標書興起，傳統紙質標書夕陽西下，需求大幅縮水；開業不久，店門口開始建地鐵站，長期被圍堵；後又遭遇疫情，線下生意再受重創。
這家店2014年開業，直到今年4月才徹底脫手，當初投入十幾萬元的設備，最後當作廢品賣了2000元錢。其間的成本則成為她至今還在拚命還的債：每年十幾萬的房租，換算下來，就算不開張，每天也固定產生300多元的支出。
2018年，黃曉琴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家庭經濟負擔進一步加重。
2020年，34歲的黃曉琴買了一輛二手電動車，開始跑外賣。過去這5年，她一直用跑外賣的收入填補文印店虧損的窟窿，同時扛起撫養子女的家庭支出。
普通人和中小創業者在疫情時代遭遇的經濟創傷在黃曉琴對騎手的觀察裏具象化：“騎手裏很多是前幾年創業失敗的人，也有不少在2021年前後貸款高位買了房、買了車，現在還不上，隻能出來跑外賣補貼家用。”
另一個原因，則是大量女性被零售、餐飲等傳統服務業擠出，被動流入了依托數字平台的新型勞動密集行業。
一項調研數據顯示，女性騎手在進入平台之前，主要從事服務業（50.8%）、製造業（19.8%）和農林畜牧業（9.2%）等工作。其中，45.5%的騎手曾為小微企業或個人打工，如清潔工、服務員、家政等。
過去幾年，零售、餐飲等傳統服務業在消費降級和技術衝擊下，崗位容量急劇收縮，技能需求也越來越數字化，更適合年輕的數字原住民，年齡和技能都不占優勢的中年女性遭到被動擠出。
這類狀況在小巴接觸到的女騎手中也頗有共性。女騎手小雅已經專職跑外賣一年，她紮著馬尾，臉被曬得黢黑。小雅此前在一家連鎖餐飲店工作，因為生意變差，老板開始變相壓榨員工、調低待遇，她才離開餐飲行業開始跑外賣。
再如剛開始跑外賣的小張，此前在餐飲行業幹了十多年，上一份固定工作是在酒店做服務員。小張覺得，即使跑外賣這份工作不能堅持下去，她也不會再回到酒店去做服務員，那個行業強度大、“不景氣”。現在她周中跑外賣、周末幹保潔，有更靈活充裕的時間接送孩子、照顧老人。
當以零售服務業為主的女性傳統就業蓄水池遭到衝擊後，疊加債務危機，女性被迫進入市場，但又因為在學曆、經驗、年齡上都不占優勢，隻能進入此前由男性主導的靈活用工大軍。
但其中也並非沒有主動選擇的成分。傳統服務業基礎崗位收入天花板低、工時僵化，也促使女性從業者主動選擇門檻更低、更靈活、更有掌控感的用工模式。
女性快遞員
市場的選擇
從平台經濟的發展進程看，女性湧入“鐵人三項”，其實也是市場的選擇：這意味著平台的勞動力需求正從量到質轉變。
2017年起，有外賣平台開始上線“微笑行動”，要求騎手不定時上傳微笑自拍，如果沒有通過考核會受到平台懲罰，嚴重情況下可能被封禁賬號。
這個舉動一直以來爭議頗大，但背後也是外賣騎手這類新型服務業向高質量、精細化升級的強烈訴求。
上世紀70年代，社會學家霍赫希爾德在對女性空乘人員的微笑服務的研究中，第一次提出“情緒勞動”的概念，這是當時快速興起的美國現代服務業的最顯著特征，而今已是服務業的聖經。
當平台勞動力走過野蠻增長的時代、騎手不再稀缺甚至過剩以後，那些在家庭裏承擔“媽媽”角色的中年女性，在溝通、共情等情感領域的優勢，在男多女少的“鐵人三項”行業顯得格外珍貴。
黃曉琴現在作為平台的新人帶教，每天都會接到很多騎手的電話，大多是新人詢問一些瑣碎問題。
她覺得自己在團隊裏也像一個“媽媽”。比如騎手給她打電話，說車突然壞了，沒法送單，黃曉琴說：“是哪裏壞了？你先用繩子綁一下，實在不行就收工，班次內跑了一單就可以了。”並且重複了很多次“注意安全”。
“男隊長很多不管這些，直接說‘你先把單子跑完再去修車’，因為下麵的騎手出勤不達標，隊長會被扣工資。”黃曉琴說。
美團相關負責人曾表示，目前平台女騎手數量占比雖隻有6%左右，但在全國站點管理崗位中，女性占比超過了30%，包括站長、副站長、站長助理等。騎手工作不僅依賴體力，更需要溝通能力、情緒管理和路線規劃技能，女性在情緒感知與包容性上的優勢是職業加分項。
女騎手參加網約配送員職業技能競賽
T3出行的報告也指出，女性司機五星好評率高於男性司機，“服務態度好棒”“開車穩”“更耐心”“車內整潔”“情緒穩定”是排名前五的乘客評價。
從這個角度看，平台經濟這個新的服務業蓄水池不斷充盈的進程中，女性湧入“鐵人三項”，也是勞動者、市場和平台共同選擇的結果。
結語
事實上，中年女性是國內失業率相當高的群體之一。根據2021年發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報，35—50歲的女性中，29.4%就業情況為“未知”，在各職業分類中占比最高，基本是被動失業或主動選擇成為家庭主婦。
這些女性往往處於家庭和市場、社會工作和母職工作的夾縫之中。在傳統行業的擠出之下，數字平台提供了矛盾的生存方案，雖仍未能完全托舉起她們脆弱的命運，但至少在母職和市場之間創造出一塊獨特的過渡地帶，某種程度上解決了傳統社會工種一直沒能解決的問題。
而長遠看，女性湧入“鐵人三項”的浪潮，本質上是數字經濟時代勞動力市場的再平衡，社會分工格局在家庭和市場、市場本身兩個層麵開始重塑。
騎著電動車穿梭在樓宇間的黃曉琴們，既是轉型時代女性勞動者命運的縮影，也是平台勞動生態逐漸生動、多元的一個注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