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港交所發布公告，2025年8月25日上午9時起，中國恒大的上市地位將被取消。一艘航行了16年的巨輪終於將沉入海底。
2024年1月29日，香港法院對恒大說出“enough is enough”時，這艘地產巨輪就已經逐漸沉沒，購房者、供應商、債權人都在焦急等待。但鮮為人知的是，有一群人將最先從恒大龐大的殘餘資產中分得一杯羹——清盤人。
恒大倒下這天，安邁顧問的黃詠詩可能是香港最忙碌的人之一。
這位在企業重組領域摸爬滾打20年的女強人，剛剛接手了港股曆史上最大的清盤案。擺在她麵前的，是一個負債2.4萬億、30萬套房子未交付的爛攤子。
但對黃詠詩和她的團隊來說，這或許是職業生涯中最大的一單生意。
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根據香港破產法，清盤人的費用將從恒大剩餘資產中“優先扣除”——甚至會排在員工和供應商之前。
這看起來很不公平，債權人們的錢可能一分都拿不回來，但清盤人卻旱澇保收。
這正是清盤行業的悖論：企業越慘，清盤人越賺。在香港167家被強製退市的公司中，超過30%是房企。幾乎每一家倒下的公司背後，都有清盤人的身影。
清盤人的"優先特權"
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債權人登記處，來自廣東供應商張先生（化名）得知清償順序後，情緒難以平複。他持有的8000萬元商票可能血本無歸，而處置這些資產的清盤人卻將優先獲得報酬。
根據香港《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規定的資產分配優先順序（也稱“支付瀑布”），清盤人的報酬、律師費及其他清盤成本位列最頂端，優先於員工工資和有抵押債權人，更不用說無抵押債權人和一般股東了。
這意味著，在恒大僅存的可變現資產中，安邁顧問將最先切走自己那份蛋糕。
按照香港破產管理署的收費標準，清盤人的報酬采用階梯式計算：首50萬港元收取10%，其後50萬港元收7.5%，其後400萬港元收6.5%，即首 500 萬港元的酬金為34.75 萬港元，超過500萬港元的部分收1%。
恒大的資產規模雖已嚴重縮水，但仍有大量土地、在建工程和物業可供變現。即使恒大最後隻能賣出幾百億的資產，清盤人的收費仍可輕鬆達到數億港元。
更關鍵的是，這筆費用是剛性支出——無論最終能為債權人追回多少資產，清盤人都要先拿走自己的份額。
“這就像醫生給垂死的病人做手術，”有人比喻說，“不管能不能救活，手術費得先付。”
這種製度設計有其邏輯。有香港法律界人士解釋，如果清盤人不能獲得合理報酬，就沒人願意接手這些“爛攤子”。試想，如果報酬要等到所有債權人都滿意才能拿，誰還願意做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但對恒大的普通債權人來說，這個邏輯難以接受。
這位企業負責人算了一筆賬：他們被欠款8000萬，按照清償順序，能拿回10%就算幸運。“但清盤人呢？他們一分錢沒出，反而能拿走幾個億。"
事實上，清盤人的特權遠不止於此。除了優先受償，他們還擁有廣泛的調查權、起訴權和資產處置權。在恒大案中，安邁已經開始行使這些權力——包括起訴審計機構普華永道，追討許家印等前高管60億美元的股息和薪酬。
安邁顧問的“恒大生意”
黃詠詩的履曆表讀起來就像一部香港商業史的縮影。
瑞幸咖啡財務造假案，她主導債務重組，讓這家差點倒閉的公司起死回生；雷曼兄弟亞洲業務清盤，她擔任核心成員；就連賭王何鴻燊的遺產紛爭，也有她的身影。
“黃詠詩是香港最貴的清盤人之一，”一位投行人士評價，“但她值這個價。”
事實上，黃詠詩也是臨危受命。恒大清盤前曾有重整計劃草案，核心是債轉股和延期兌付，債轉部分主要轉成恒大物業、恒大汽車的股份。但由於債權人普遍認為這些資產毫無價值，再加上創始人被調查導致信心破產，最終該草案在2024年1月被正式拒絕，隨後法院清盤。
2024年1月29日，當香港法院正式委任黃詠詩和她的同事杜艾迪為恒大清盤人時，安邁顧問迎來了可能是公司曆史上最複雜的案子。
恒大不是一家普通的房地產公司。它在中國280個城市有約1300個項目，涉及3000多個法律實體，債權人遍布全球。僅梳理資產負債表，就需要一個龐大的專業團隊。
安邁為此配備了什麽樣的隊伍？據接近安邁的人士透露，恒大清盤團隊超過50人，包括律師、會計師、估值師、稅務專家，甚至還有專門處理中國事務的顧問。按照行業慣例，這些專業人員的小時費率從2000港元到8000港元不等。
光是人工成本，一個月就要上千萬，但這對恒大案來說隻是小錢。
真正的大錢在後麵。根據清盤人此前提交的初步報告，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包括：梳理恒大在全球的資產、評估1300個項目的價值、追討可疑交易、起訴相關責任方。每一項都是耗時耗力的大工程。
以追討許家印資產為例。安邁已經向香港法院起訴，要求許家印及其前妻丁玉梅返還60億美元的股息和薪酬。這場跨境追討涉及多個司法管轄區，需要大量的法律資源。這種級別的訴訟，光律師費就是天文數字，但這些費用最終都會計入清盤成本，從恒大資產中優先扣除。
安邁的收費模式也頗有講究。除了按資產價值收取的基本費用，還有各種"額外收費"：如果成功追回資產，可以收取“成功費”；如果處理特別複雜的事項，可以申請"特別費用"。這就像出租車的計價器，基本費、裏程費、等待費、夜間費，各種名目都能收錢。
但安邁也有自己的說法。黃詠詩在接受委任時表示，團隊的首要任務是"盡可能保留、重組或繼續運營恒大的業務"，為債權人爭取最大利益。
問題是，這種"爭取"的成本誰來買單？答案很明確：還是債權人。
"這是一個悖論，"上述投行人士說，"因為實際上，普通的債權人在巨輪傾覆時，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博弈籌碼。固然清盤人收費越高，債權人能分到的就越少。但沒有清盤人，債權人可能一分錢都拿不到。"
權力的遊戲
這也導致清盤人擁有一般人難以想象的權力。
2024年3月，恒大的清盤人做了一件震動整個金融圈的事情——他們起訴了普華永道。
這家曾為恒大出具“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四大行，如今成了被追責對象。清盤人指控普華永道在恒大虛增收入5600億元期間存在嚴重審計疏失。
這種權力來自法律授予。根據香港《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清盤人擁有極其廣泛的調查權和追索權：可以傳喚任何人提供證詞，查閱所有公司文件，甚至可以追溯到清盤前兩年內的“可疑交易”。實際上，恒大香港上市公司的公章都是他們的。
在恒大案中，安邁的“權力清單”令人咋舌：
第一，資產控製權。恒大的所有資產，從土地到在建工程，從銀行賬戶到知識產權，現在都由清盤人掌控。任何資產處置都需要他們點頭。
第二，訴訟發起權。除了普華永道，清盤人還在追討許家印等前高管60億美元。他們就像檢察官，可以對任何涉嫌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提起訴訟。
第三，交易否決權。清盤人可以否決恒大在清盤前的某些交易，要求交易對手退還資產。比如，如果發現許家印在清盤前轉移資產，清盤人可以申請法院撤銷這些交易。
第四，信息獲取權。恒大的所有商業秘密、財務數據、內部郵件，清盤人都可以查看。這種權力甚至延伸到了公司對外發聲的權利。自清盤令下達後，恒大發布的公告大多以“清盤人黃詠詩”名義落款，而非董事會。這意味著恒大已經不再由許家印管理，而由安邁顧問完全接管。
"清盤人就像被賦予了尚方寶劍，"一位接近過恒大的人士說，"他們現在是恒大真正的掌控者。"
但權力越大，誘惑也越大。
這種信息不對稱給了清盤人巨大優勢。"誰來監督清盤人？"這是很多債權人的疑問。理論上，法院會監督，債權人委員會也有一定發言權。但在實踐中，這種監督往往流於形式。
一位曾參與大型清盤案的律師透露，清盤人的很多決定都是"黑箱操作"。"他們說某項資產隻能賣這個價，你很難驗證是否屬實。他們說某項調查需要花這麽多錢，你也隻能接受。"
更微妙的是利益衝突問題。清盤人一方麵要為債權人爭取利益，另一方麵自己的收費也來自同一個“錢袋子”。這就像讓狼看守羊圈。
在恒大案中，這種利益衝突已經顯現。有債權人質疑，清盤人花費巨資起訴普華永道，即使贏了官司，扣除訴訟成本後還能剩多少？“但對清盤人來說無所謂，反正訴訟費用都能報銷。”
安邁對此有不同看法。黃詠詩強調，所有重大決定都會征求債權人委員會意見，費用也會定期披露。"我們的利益與債權人是一致的——資產變現越多，大家都受益。"
一場爭奪價值的多戰線戰爭
當然，清盤拿這麽豐厚穩定的利潤，也必然是因為其任務之艱巨。任何一個重大案件的清盤人都至少要在三條戰線同步開戰。
第一條戰線，如上所述，是在清盤人和債權人中間展開的。理論上，清盤人是為全體債權人的利益服務的。但在實踐中，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而緊張的"貌合神離的同盟"關係。
訴訟對清盤人而言是穩賺不賠的買賣，贏了，他們收“成功費”；輸了，訴訟成本也能報銷。但對債權人來說，這可能隻是在浪費剩餘資產。
第二條戰線明顯是清盤人 vs. 前管理層及關聯方。他們的關係從本質上講是對抗性的。清盤人的一項核心法定職責，就是調查導致公司失敗的原因，並對潛在的不當行為采取行動。
在恒大案中，這種對抗尤為激烈。安邁已在香港法院對許家印、前CEO夏海鈞、前CFO潘大榮及許家印前妻丁玉梅等7人提起訴訟，追討金額高達60億美元。
最近恒大"二號人物"夏海鈞的資產曝光，揭開了清盤工作難度的冰山一角。
2025年8月，這位消失已久的恒大前總裁終於在美國被找到藏匿之處。香港法院文件顯示，夏海鈞藏身於加州爾灣的豪宅中，其家族在美國擁有三處房產：聯排別墅、估值773萬美元的山景豪宅，以及價值1930萬美元的海濱莊園。這些資產均登記在其妻子名下，通過"新生活信托"等複雜架構持有。
更關鍵的是夏海鈞的抗拒態度。他多次抗拒法庭披露命令，聲稱全麵披露資產"將暴露其當前所在地"。香港法官高浩文嚴厲批評："夏海鈞似乎隻想遵從他願意遵從的法律規則"。即使法院發出剝奪抗辯權的最後通牒，他提交的資產清單仍有明顯漏洞——美國和加拿大的資產全無蹤影。
如果連找到一個人、追回幾套房子都如此艱難，那麽處置1300個項目、追討2.4萬億債務的難度可想而知。清盤人的工作，或許真的比外界想象的複雜得多。
這個案例也暴露了清盤人麵臨的真實困境：高管資產早已通過離岸公司、家族信托、代持等方式分散在全球17個司法區。即使找到了人、查到了資產，跨境執行仍是巨大難題。針對經濟犯罪中美沒有引渡條約，香港法院的判決要在內地執行，也需要走司法協助程序，這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夏海鈞通過海外信托轉走的資金，想追回是難上加難。
恒大案中最艱巨、最具決定性的戰線，無疑是安邁顧問在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麵臨的法律與現實鴻溝。
恒大超過90%的核心資產和業務運營都在中國內地，這極得香港的清盤令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紙空文。
經過法院認可，安邁掌控著恒大香港公司的公章，甚至能注銷董事會。卻不能直接接管那些掌握實際項目的內地子公司——它們屬於內地法律實體，受內地公司法約束。
正如黃詠詩所言："我們作為香港法院批準的清盤人到了內地後，如果沒有獲得內地法院認可，連去銀行拿資料都不被允許，更不要說處置資產了。"
更關鍵的是，跨境破產認可長期處於"單向狀態"。雖然2021年兩地簽署破產互認協議，2022年深圳法院裁定認可森信洋紙香港破產程序成為全國首例，但這種突破仍屬個案。相比之下，境外法院認可中國破產判決的案例早已有多起。這種不對稱成為跨境清盤的根本障礙。每個項目所在地的法院可能有不同態度，尤其是對恒大這種龐然巨物。
這種割裂使得清盤工作異常艱難。安邁不僅需要在兩種法律體係、兩種商業文化之間周旋，而且，恒大的清盤可能不隻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安邁同時還要應對地方政府"保交樓"的政治壓力，這遠遠超出了普通清盤人的專業範疇。
所以，盡管這套機製對債權人而言看似不公，但其設計本身存在內在邏輯。清盤工作極度複雜且充滿風險，若沒有優先受償的保障，將難以吸引具備專業資質的機構接手，最終可能導致資產加速貶值，損害全體債權人的利益。
結語
2025年，香港房企清盤潮正在加速。路勁剛剛宣布正式違約，富力在3月底的清盤聆訊後前途未卜、弘陽的清盤聆訊則延期到9月底，世茂、華南城已在清盤隊列。克而瑞數據顯示，2025年房企債務到期規模達5257億元，比2024年還高。
對安邁、德勤、畢馬威這些清盤巨頭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
恒大案讓我們看清了這門生意的本質：清盤人收費排在所有債權人之前，即使債權人血本無歸，他們也旱澇保收。
更諷刺的是，就在房企大規模倒閉的同時，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正在進行激烈的市場爭奪。普華永道因恒大審計醜聞流失75%的A股客戶，安永成最大贏家，接手25家。在基金審計領域，安永市占率已達44%，成為新的"審計一哥"。
這就是清盤人經濟學：實體倒下，服務業崛起；企業破產，專業人士發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