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迎來易烊千璽2025「礐嶨」（què xué）演唱會首唱。而在這場萬眾矚目的演唱會背後，一個更加戲劇性的故事已悄然落幕。
在上海就讀的23歲研究生劉豔芬，月實習收入5000元。麵對易烊千璽演唱會，她選擇了和許多粉絲一樣的做法，通過組織多位朋友協作搶票。為了提高成功率，她通過拉群方式協調了一個44人的“搶票團隊”，成員們分工合作，瞄準不同檔位門票（優先幫搶1480元、1880元價位票）。“44個人，應該能搶到一張吧？”劉豔芬當時這樣預期。
然而，開票結果出乎所有人意料，44個人，竟無一人成功。
麵對首輪失利，劉豔芬沒有輕易放棄。在二次開票時，她重新組織了十幾位朋友，同時花費1500元尋求粉牛（指兼具粉絲與黃牛雙重身份的人群）代搶服務。然而，這次嚐試同樣未能如願。經曆兩輪精心準備卻空手而歸後，她感慨道：“我是真沒招了，疑似被資本做局！”7月31日18時，劉豔芬再次打開大麥APP，屏幕上“缺票登記”的提示，為她持續一周的搶票之路，徹底畫上了句號。
但她的觀演願望並未因此消失。8月2日演出當天，劉豔芬將目光轉向二級市場，準備以原價近7倍的價格“撿漏”黃牛票。她為1480元檔位門票開出1萬元的價碼，為1880元檔位的票報價1.3萬元。然而即便如此，黃牛仍告訴她“1.3萬買不到上海內場”。最終，她未能成功購得門票。
更戲劇性的一幕還在後麵。下午4點，黃牛在某社交媒體平台放出消息，1張內場一排錄入門票售價4.5萬元。劉豔芬向騰訊新聞《潛望》表示，該票幾乎在出現的瞬間就被神秘買家“秒拍”。
騰訊新聞《潛望》也在某社交媒體平台注意到，有票務透露，一張易烊千璽上海場演唱會門票以11萬的天價售出。
457萬人搶9000餘張票，“一票難求”背後的瘋狂
劉豔芬的遭遇絕非偶然，這背後是供需關係的極端失衡。為了這場演唱會，劉豔芬做足了功課，據她了解，2025年「礐嶨」巡演僅在上海、成都、北京、廣州4城舉辦。以上海場為例，公開售票僅有9000餘張（大麥平台7309張+票星球平台2000餘張），二次開票更是隻有300餘張，三次開票數量未知（搶票頁麵顯示此次開票含舞台搭建後新增座位）。
而另一邊，大麥顯示的“想看”人數超457萬，供需比達到了令人窒息的1:507。“比刮彩票中頭獎幾率還低”，劉豔芬這樣形容搶票難度。網友同樣戲稱“難度堪比考上985”。
當某種商品、資源或資產的稀缺性極度突出時，其市場價格將顯著偏離基本價值，形成超額溢價。7月24日，一則帖子引發熱議。內場一排的黃牛價格飆升至8.5萬元，溢價45倍（原價票為1880元）。看台票萬元起步，即便是距離舞台最遠的位置（看台票480元），二級市場價格也達到了原價的20倍以上。
這樣的價格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娛消費，而是堪比奢侈品的稀缺資源。從易烊千璽11萬元的天價票、萬元起步的看台票，到時代少年團大連場81300元兩天的內場前排票，再到劉德華、周傑倫、孫燕姿、刀郎等歌手動輒翻4-5倍的二級市場票價，國內演唱會市場正在刷新人們對消費的認知邊界，不少消費者甚至調侃：黃牛可以指著明星的演唱會買房了。
（圖片源於網絡）
更具戲劇性的是，傳統門票銷售模式正被各種“市場化替代方案”重塑。12萬元認養12頭小黃牛的“共養計劃”公益項目可獲贈內場隨機門票，梅賽德斯奔馳(場館支持)車主可參與包廂票抽簽，4000元可購買“打掃場地衛生間”的機會也已售罄。正如劉豔芬所言：“真的會有人花錢打掃，‘鳥姐們’（粉絲代稱）是真沒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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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失衡絕非個例，數據印證了整個行業的火熱程度。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在4月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5000人以上大型營業性演出約2700場，觀眾人數約3652萬人次，票房收入達296億元，同比增長66.53%。
值得注意的是，大型營業性演出在演出票房中的占比從35.4%大幅提升至51.1%，已占據演出市場票房的半壁江山。在居民消費能力持續提升的背景下，這種增長模式凸顯了稀缺性文化產品與旺盛消費需求之間的供需缺口，為稀缺性溢價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市場空間。
11萬元一張票，粉絲的“愛與錢包”如何平衡？
天價票現象背後，不同消費群體既基於各自經濟實力做出理性選擇，又被共同的情感邏輯所驅動。
劉豔芬代表了大部分學生粉絲的消費水平。單月可支配3000-5000元的她，目前的購票上限定在5000元。但她也明確表示，如果日後月薪達到1萬元，願意花費2個月工資去看演唱會。她給出的理由很簡單：“我覺得賺錢的日子還長，但易烊千璽演唱會就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的。”
同為學生群體的24歲屈芸，十年追星總花費已達6萬左右。在她的價值體係中，演唱會門票的心理承受上限是原價的兩倍。“鹿晗巡演內場票原價2177-2377元，二級市場5000元我可以接受，翻一倍還行，再貴就要考慮考慮了。”
相比學生群體，有固定收入的上班族展現出更強的消費能力和更精細的成本控製。27歲的黃恩星在互聯網行業工作，月收入1-2萬元，2024年一年的追星投入約2萬元。她設定了明確的消費原則：單次追星成本（機酒+境外往返門票）嚴格控製在1萬元以內。對於額外的互動機會，比如握手或擁抱，她的溢價承受範圍在2000元左右。
收入波動較大的自由職業群體呈現出另一種消費模式。單月可支配收入4000元的丁橙欣，給自己設定的單場演唱會入場底線是6000元，“攢兩個月錢買票是我的極限”。但她也觀察到粉圈的巨大消費落差：在內場（時代少年團大連站），有些初中生群體存在單場消費2萬的案例。
盡管收入水平不同，但這些消費者的價值排序卻驚人地一致，大多數粉絲都將演唱會體驗排在出國旅遊之前。劉豔芬的消費優先級排序很有代表性：演唱會體驗>出國旅遊>奢侈品。她的核心邏輯是：“包包隨時能買，偶像舞台轉瞬即逝。”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粉絲消費心理存在顯著差異。假設命題下，大多數內娛粉絲受訪者認為前排互動（握手或擁抱）的價值約為5000元-1萬元，遠超韓流粉絲黃恩星的2000元標準。這種差異反映出內娛粉絲更看重稀缺性溢價，而韓流粉絲更注重標準化的音樂體驗溢價。
從官方售票到天價錄入，灰色產業鏈環環相扣
天價票現象的背後，是個複雜的灰色產業鏈。這個產業鏈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黃牛，更涉及主辦方、票務平台等多個環節的利益博弈。
在“紙質票”時代，粉絲搶到票後如果臨時無法參與，可以加價轉給其他粉絲或賣給票務，票務再根據市場情況靈活調價，有時甚至會低價拋售。那時幾乎每個人都能參與門票的二次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供需關係。而現在實行實名製後，搶到票卻無法觀看的觀眾隻能看著票據作廢，無法轉讓給真正需要的人，這又導致了供需失衡的加劇，因此有觀點認為，實名製帶來的根本問題並非演唱會本身變貴，而是門票失去了正常流通能力。
劉豔芬的搶票經曆生動展現了這一機製下代搶服務的運作現狀。首開前，她問詢的票務代搶費用是3000元一張；二開時，粉牛團隊報價1500元。這些代搶服務名義上是“成功才收費”，但在此次「礐嶨」巡演搶票中，實際成功率極低，劉豔芬自行找44個朋友幫搶加上專業代搶均未能成功。
與此同時，代搶產業還存在嚴重的風險隱患。資金方麵，微信直轉毫無擔保；信息安全方麵更令人擔憂，200餘人的代搶群中公開傳播身份證信息，個人隱私麵臨巨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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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層麵，黃牛與平台的對抗日趨激烈。粉絲小魚發現了一個有趣現象：使用護照號搶票的成功率明顯高於身份證，“護照號不容易被係統識別為‘盾’。”與此同時，多人協作、多設備同時操作已成為熱門場演唱會搶票標配。
然而，當前的票務分配機製本身就存在係統性問題。部分演出由原來的選座製改為隨機座位，觀眾無法得知具體座位分布情況。丁橙欣對此頗有怨言：“取消選座製等於把定價權拱手送給黃牛。黃牛票溢價400%還能成交，本質上是主辦方在縱容信息不對稱。”
更深層的疑點在於主辦方與黃牛之間是否存在隱蔽的利益關聯。據一位長期跟蹤演藝市場的觀察者透露，部分大型演出公開售票座位可能僅占85-90%，剩餘座位多以“錄入票”或“邀請函”名義，通過非公開渠道高價流轉至二級市場。
揭秘韓國“代切服務”，成熟市場一樣有票務亂象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演唱會二級市場的特征，韓國的票務市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對比樣本。在這個看似更加成熟的市場中，製度性的不平等設計同樣催生了龐大的灰色產業鏈，為我們觀察粉絲經濟的全球化特征提供了獨特視角。
在韓國，票務係統存在明顯的本土傾斜。以INTERPARK APP、Yes24等主要票務平台為例，票務被人為分割為韓版和國際版兩套體係。韓流粉絲黃恩星對此深有體會：“韓版賬號需要韓國身份證或外國人在韓居住證，搶票成功率（相較國際版）翻了幾番。”
這種差異化待遇貫穿購票的各個環節。在韓交換生李冉向騰訊新聞《潛望》介紹，相較之下，韓版係統支持長時間保持登錄狀態，進入票池後可持續在線超過48小時，且排隊速度較快；其“無通脹轉賬功能（??? ??）”還能鎖定座位24小時，用戶在此期間完成付款即可，不僅提高了付款的容錯率，也為後期撿漏優質位置提供了可能。反觀國際版，用戶登錄後僅能停留10分鍾，需頻繁重新登錄，排隊過程中還時常遭遇卡死、身份認證失效等問題，導致熱門場次搶票成功率偏低。更關鍵的是，國際版僅限銀行卡付款，易因跨境支付失敗而功虧一簣。
李冉對此深有體會，在國內讀書期間，她就多次因支付失敗錯失良機：“明明搶到了票，最後卻因為支付問題痛失偶像見麵機會。”她坦言，來韓國交換的最大動因，正是希望有更多機會與偶像見麵。
麵對係統性阻礙，“代切服務”應運而生。這個市場的核心在於信任機製的重構。黃恩星詳細介紹了標準的“代切服務”流程：“先提供會員賬號（賬號內含姓名、護照等個人隱私），代切方登錄係統搶票，（根據票價和座位遠近）成功後收取500-5000元不等的費用，失敗則全額退款。”
然而，這種看似透明的交易模式，實際上隱藏著多重風險。首先是道德風險：部分代切方會截留優質票源轉售牟利，或利用客戶賬號刷票囤積。黃恩星就曾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懷疑代切方用我的會員號搶了好票，把好座位屯在手裏，給我的卻是普通座位。”
更大的風險在於資金安全缺乏保障。由於缺乏第三方擔保機製，交易主要通過微信直接轉賬完成。李冉坦言自己多次采用這種方式：“完全沒有保障，全憑對方的信譽。”
韓國票務市場的經驗揭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使在相對成熟的娛樂產業環境中，製度設計的不合理仍會催生灰色產業鏈。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跨境交易往往處於監管的真空地帶，風險和爭議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告別天價票，讓演藝市場回歸理性
當前演唱會二級市場的畸形發展，本質上反映了供需關係的嚴重失衡。易烊千璽的單人巡演首站，直接導致58倍溢價的出現。這種極端稀缺性創造了巨大的套利空間，吸引了大量資本和技術力量進入灰色產業鏈。
解決當前問題需要多管齊下。在技術層麵，需要完善身份認證係統，堵塞現有漏洞。恢複選座製可以增加市場透明度，壓縮票務的操作空間。從供給角度看，增加演出場次、擴大場館容量是緩解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徑。
法律層麵，《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雖為規範演出市場提供了基礎框架，但在應對數字化票務亂象方麵仍需完善。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演出舉辦單位應按核準觀眾數量印製門票，第三十一條明確禁止倒賣門票，然而對利用技術手段大規模搶票轉售的新型違法行為，現有條款威懾力度明顯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文旅部與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大型營業性演出活動規範管理促進演出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通知》已有針對性措施：要求5000人以上大型營業性演出活動的公開售票不得低於核準數量的85%，其餘15%門票須在演出前24小時進行實名綁定，確保“實名綁定、實名入場”。
長遠來看，健康演藝市場的構建有賴於供需兩端的協調發展。隻有建立起良性產業生態，才能真正滿足消費者日益多樣化的文娛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