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長住酒店的年輕人，試圖用短期合約換來喘息的空間，以極簡主義對抗不確定性。有人感慨，住酒店變得清心寡欲，“因為該有的都有，想有的沒法有，那就放棄”。
酒店裏的“新家”
拖著行李箱，站在酒店房間裏的那一刻，羅雯覺得自己做了一個明智的決定。
兩天前，羅雯還在出租屋裏，盯著沒電的門鎖，熟練地打開小程序報修。然而，頁麵彈出的冰冷提示“請上傳損壞證明、租賃合同、身份證正反麵……”讓她瞬間心生厭煩。短短幾個月，她已經走了三次報修流程，卻遲遲得不到解決。於是，她果斷地給公寓管家發消息：“不住了。”
羅雯今年三十出頭，在上海待了將近10年，換過七八次房。她曾合租過老舊居民樓，也獨立整租過商用公寓，每月8000元的房租卻換不來及時的維修服務，讓她感覺“錢都白交了”。
作為一名廣告銷售，羅雯因工作需要經常出差，住酒店經驗豐富。通過小程序，她發現常去的如家酒店包月價格為6900元，加上會員折扣優惠400元，最終一個月隻要6500元，而且押金水電費統統不用交，在酒店長住，“像撿了個大便宜”。
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漂泊者”將目光投向了長租酒店，而非傳統的租房或者買房。社交媒體上，“長住酒店”的話題瀏覽量已達700多萬次。在酒店“安家”，聽上去是個不錯的選擇——省去了和房東打交道的麻煩，大概率能選在離公司更近的地方，還有每天的免費保潔。
同樣在上海工作的餘婷婷，已經在酒店住了兩個月。公司就在酒店樓上，每天的通勤時間隻要5分鍾。住在酒店，意味著很多的生活瑣碎都被接管，紙巾、沐浴露、洗發水從未缺過，礦泉水一箱箱地往房間送，“垃圾桶的塑料袋永遠是新換的”。
▲在酒店，意味著很多的生活瑣碎都被接管。圖 / 小紅書@卓文君
還有一群“候鳥”青年，選擇把酒店作為自己短暫逃離的“避難所”。“飛”到酒店住一陣子，積蓄力量，再重返生活。這類人大多是自由職業者，通常會選擇南方縣城的酒店，氣候溫暖，價格合適，比如有人選擇在陽朔開啟了一邊工作，一邊度假的生活。還有那些在離職空窗期的年輕人，更青睞縣城酒店的海景房，躺上一兩個月，再跳回大城市的職場“廝殺”。去哪兒平台數據顯示，去年冬季，租期一個月以上的長租酒店訂單增長了3倍。其中多數是雲南、廣西、福建等南方縣城，月租均價不到2700元，平均每天房租不到90元。
住在酒店的租客們，像是置身於一座流動大廈中的微小共同體。他們可能互不相識，但居住的房間麵積一致、擺設相同、裝修風格統一。長住酒店的年輕人，過上了更“省事”的生活，但“省事”也意味著喪失一部分柴米油鹽的煙火氣。
搬進酒店的第一件事，羅雯試圖在房間裏為自己打造出一個迷你廚房。她在床頭放置專門囤零食的小推車，還買了一口小電鍋，菜板、菜刀、筷子等廚餘用品一應俱全。她經常做的一道菜是排骨土豆拌飯。為了防止油煙太大觸發酒店的煙霧報警器，她買的鍋功率很小。每次得先倒滿水燉排骨一個小時，快要熟的時候再把土豆放進去，又要接著煮20分鍾。成功出鍋後，還得煮半小時的飯。一餐下來至少花兩個小時。
以往租房時，餘婷婷雖然不會自己做一日三餐，但周末想煮碗銀耳湯、下點餃子不成問題。在酒店，她隻能天天靠外賣為生，“最痛苦的是吃麻辣燙”。有時加班到晚上，她想點份宵夜犒勞自己，但桌子緊挨著床，她怕房間太小，味道散不掉，隻能拎著去酒店大堂吃。
▲住在酒店的年輕人大多隻能天天靠外賣為生。圖 / 小紅書@卓文君
橙子是天津一所大學大四的學生，為了備戰考研，她從宿舍搬到了酒店長住。終於擁有“私人空間”的橙子，在最初的興奮感慢慢褪去後，也開始發現住酒店的問題。橙子所在的房間樓下，是一家餐館。一到飯點，油煙的味道就會溢進房間，聞著並不舒服。她不得不把空調和換氣扇同時開著。此外，酒店的隔音效果普遍一般，她能聽到隔壁房間吹頭發的聲音。沒有了室友，她晚上開麥打遊戲，也不敢發出太大的聲音，生怕被隔壁投訴。
酒店安全更是一大顧慮，租客們的心態各有搖擺。餘婷婷總在進門後反複確認門鎖扣，睡前拿凳子抵住門更心安；橙子則依賴連鎖品牌的“監控無死角”；羅雯在訂酒店之前，心中便有安全衡量標準：靠近火車站的酒店人員混雜，環境一般的酒店保障不到位。最終，她選擇的是一家臨近公司的四星級酒店。
羅雯曾在租房時經曆過半夜房東醉酒的騷擾，求助無門，嚇到差點報警。而在酒店，有一晚其他住客誤敲了她的房門，她馬上撥通了前台電話，三分鍾內工作人員現身處理，還態度友好地道了歉。
一筆精打細算的賬單
月租酒店的背後，藏著的是一筆精打細算的賬單。有人調侃“花合租房的價格，享受私人管家般的服務”。
去年，餘婷婷在試用期被南京的公司裁員，年底才找到了上海的工作。初來上海，餘婷婷提前製定了幾種居住方案：找中介整租、短租隔斷房，或是住酒店。盡管對上海高昂的房租早有耳聞，但現實仍打碎了她美好的幻想——靠近市區的地方合租最低3000元，押一付三的“門檻費”近萬元，趕上寒冷潮濕的冬天，“一塊錢一度”的電表更讓她望而卻步。
跟著中介看了一天房源，餘婷婷的落差感越來越大。先前在南京，她住的是一個全新的電梯房，帶獨立陽台，有水池和洗衣機，一個月房租才1500元。而在上海，她看的基本上是老舊小區的一室戶，房子加上衛生間、廚房總共才十幾平米，小冰箱還放在床頭嗡嗡作響。
▲在上海租老舊小區的房子也是一筆不低的開銷。圖 / 視覺中國
由於工作頻繁更換，她在南京退租時損失過一部分房租和押金。眼下的工作試用期六個月，若期間再次出現變動，可能得賠上3000元以上的房租，加上200多元的水電費以及高額的押金，沉沒成本太大。
租房無果，餘婷婷開始考慮公司附近的連鎖酒店。高端一點的全季包月價格1萬元起步，較新的漢庭也要8000元。預算有限，她隻能選擇相對老舊的酒店，最終找到了一家開業時間較長的漢庭。
作為長租客人，通常可以和酒店經理協商出更優惠的月租價格。餘婷婷恰巧碰上過年淡季，經理給她便宜了500塊，一個月租金4800元。她和一個同在上海找工作的朋友合住，分攤下來一人2400元。與租房相差不多的價格，水電、網費的開銷全免，每天還包一頓早餐，十分劃算。
▲住酒店每天還包一頓早餐。圖 / 小紅書@卓文君
自嘲為“牛馬”的年輕人在大城市生活，講究的是性價比。據“我愛我家”發布的《2024年一線及新一線城市職場人租房洞察報告》，近八成受訪職場人可接受的租金占月收入20%以下。餘婷婷算過一筆賬：租金3000元左右的房間足夠一人居住，占收入的20%，每個月日常支出3000元左右，其餘的錢可以攢下來，偶爾看場演唱會，出去旅遊一趟。即便收入不低，也沒必要花在租金上。對她而言，住酒店便是當下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當年輕人有了更多居住空間的選擇，租房市場變得略顯慘淡。ICCRA住房租賃研究院監測表明，2024年一線城市受淡季影響明顯，北京房屋入住率首次跌破90%。一位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中介告訴每日人物，以往6月大批應屆生畢業，正值租房旺季，每天能帶五六個人看房，還有客戶等著排隊。可如今情況不太一樣，連旺季門店都冷冷清清，同事們閑得隻能嗑瓜子打發時間。
月租酒店成了年輕人的新寵，長租訂單也是酒店營收的“定海神針”。華住集團旗下的酒店銷售經理小辰介紹，長租業務的訂單被視作酒店營收的保底。在房間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常住客人比例達到10%，能滿足酒店的基本需求。每逢淡季，在足夠優惠的情況下，長租訂單能使酒店的效益增加15%左右。
除了公司出差的團單，一般散客訂單傾向於選擇經濟型連鎖酒店。對外售價大概一晚180-230元，長租價格隻需100-180元，更加劃算。酒店所在位置也會影響長租的客流。小辰從業3年，他認為吸引年輕人長租的關鍵，一是地理位置，周邊有大型商場，毗鄰地鐵，交通便利；二是服務條件，房間必須幹淨衛生，洗衣房、健身房、早餐等配套服務齊全。
酒店長租生意最早源於部分酒店經營困難的自救。疫情三年，大批酒店失去遊客和商務客戶，被迫降低房價，將空置房轉為長租房，拓寬收益渠道。疫情之後，酒店的生意依然不好做。中國旅遊協會副會長張潤鋼分析，2024年前三季度，酒店的平均入住率下降了2%，平均房價下降了4%，每間可供房收入下降了6%。
麵對競爭激烈的市場，酒店們各出奇招。有的高端酒店開始增加長租產品，有的酒店公寓瞄準“候鳥式”年輕人，推出更實惠的房型，提供送餐、洗衣、周邊遊接送等更有針對性的服務。
隨時逃離的自由
住在酒店，或多或少地加深了大城市年輕人身上的漂泊感。關上房門，心底始終有個聲音：“總會有離開的那天。”
這群住在酒店的年輕人，試圖用短期合約換來喘息的空間，以極簡主義對抗不確定性。有人感慨，住酒店變得清心寡欲，“因為該有的都有，想有的沒法有，那就放棄”。
自從餘婷婷搬進酒店，她的生活變得相對無聊。每天兩點一線，回酒店就是躺著，毫無生活氣息。租房時，她買過落地燈，床上放著占據半個身位的玩偶，睡前會點上香薰蠟燭，打開藍牙音響播放一首舒緩的英文歌，翻看幾頁書，極具儀式感。可在酒店，她秉承的原則是“先湊合著，能不買就不買”。衣櫃裏隻有冬季兩三套可供換洗的衣物，日用品直接用酒店提供的，床上桌上更不會擺設多餘物品。至於亞麻灰的窗簾好不好看，白色床單要不要添個床套，地麵的毛毯選什麽款式，她不再講究，也沒必要。偶爾她翻看曾經的購物記錄，也會默默想，“要是住個一年半載，會受不了吧”。
▲入住酒店意味著“毫無生活氣息”的極簡生活。圖 / 小紅書@卓文君
隨時撤離的自由，可能也意味著找不到恒久的坐標。從英國留學回來的芭娜，再一次住進了酒店。她將酒店視作一個即停即走的落腳地。早在大三暑假，她就開始從老家海口飛往北上廣，跨越幾千公裏，到一個陌生城市實習。每次實習兩三個月，工作不合適就換，短短一年，她利用假期刷了三段實習經曆，跟隨實習地址換過四次酒店，平均每家住一兩個月。
看似極其灑脫，可芭娜心裏清楚，自己始終在尋找安定感。她來自海南的小縣城，渴望能在一線城市發展，實習是她踏上離家之路的第一步。在芭娜看來，月租酒店能靈活應對她變化起伏的工作環境和狀態。“房租押金風險太大，酒店隨時能撤退。”
每換一次酒店，芭娜會在小紅書尋找新的合住室友，分擔3500元一個月的房費。除了減輕房租負擔，找室友變成了在一座新城市認識朋友的途徑，否則一個人會有很強烈的漂泊感。“我做的一切，都是希望這個城市有留下我的位置。”
酒店是中轉站，但一定不是終點。羅雯曾經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以目標為導向的工作狂，她一周5天內3天跑外勤，一個月至少出差一次，她帶的團隊是全公司銷售業績最好的，甚至被同事抱怨過工作太較真。
有段時間，她做華東地區的市場，每天早上五點起床，趕八點的高鐵去杭州和客戶開會，傍晚再返回上海，到家已經深夜11點。“工作太忙，酒店就是個睡覺的地方而已”，一到周末放假，羅雯會整天窩在酒店不出門，打打遊戲、看看電視放鬆一下。
為了住酒店，羅雯不得不把陪伴多年的小狗寄養在老家，生活像是忽然缺了點什麽。她有兩張房卡，其中一張取電卡永遠插在卡槽。這樣，不管下班再晚，屋子裏的燈總是亮著的，不然開門一片漆黑，沒有小狗出來迎接，心裏一陣空落落。
去年，因為長時間高強度工作，羅雯的身體拉響了警報。一個禮拜瘦了七八斤，出現心跳極快的情況，一去醫院確診為甲亢。檢查單上所有指標全是醒目的紅色，醫生問她怎麽才來，“那一刻我有了瀕死的實感”。被要求停工半年休養後，羅雯忙碌的生活突然按下暫停鍵，轉變的契機也隨之而來。
深思熟慮後，羅雯決定回安徽老家創業。年輕時，她很早離開家，來上海闖蕩，曾抱有過買房買車的念頭，但被高昂的房價和生活成本勸退。陪伴家人的時光愈發珍貴，她逐漸目標明確：在上海隻適合幹一件事——賺錢。
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輕人心中，掙錢或許比歸屬感更重要。“我對上海沒有任何留戀”，就如同住酒店，離開似乎是一種必然。但現在，羅雯熟悉的客戶、合作的業務仍依托上海，“再回來我還會選擇住酒店”。
▲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輕人心中，掙錢或許比歸屬感更重要。圖 / 視覺中國
餘婷婷還在等一套合適的房子，“暫住至3月31日”——這是她和經理約定的淡季截止日，過後每月租金會上漲1000元。倘若她順利通過試用期，還是會選擇租房，也有“押一付三”的底氣。可如果再次失業，漢庭可能仍然是她的下一個落腳點。
“我不喜歡被推著走的無力感”，如餘婷婷一樣，總有一批又一批年輕人走進酒店，停留時間或長或短，然後離開。在迎來送往的快節奏生活中，他們渴望拿回掌控生活的自由，為當下的自己尋覓一方安心舒適的空間。
窗外，商務區的霓虹燈徹夜不熄，餘婷婷的行李箱立在房間角落，沒有人知道她的下一站在哪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