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4，中國現代公司元年
1984年，已經是40年前了。
1984年，是一個充滿著各種隱喻的年份。
早在1948年，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寫了一部預言小說《1984》，裏麵刻畫了一個以追逐權力為最終目標的假想的集權主義社會，揭示了任何形式下的集權主義必將導致人民的災難和整個國家的悲劇。
但當1984年真的到來的時候，世界並沒有像奧威爾描寫的那麽恐怖。相反，市場的力量占據上風，裏根-撒切爾主義大行其道，其精髓在於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一方麵管住“看得見的手”，另一方麵放開“看不見的手”。
全球商業世界進入了一個重新“洗牌”的年份。西方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大公司或被分拆，或陷入困境，而新的產業（如IT、通信）正萌芽待放，新的公司英雄呼之欲出。
正如當年蘋果的一則電視廣告裏的文字：“1984年1月24日，蘋果電腦將推出麥金托什，你會明白為什麽1984年不會是小說中的1984年。”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中寫到：“一個真正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時刻——一個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刻出現以前，必然會有漫長的歲月無謂地流逝而去，在這種關鍵的時刻，那些平時慢慢悠悠順序發生和並列發生的事，都壓縮在這樣一個決定一切的短暫時刻表現出來。
這一時刻對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變的決定，它決定著一個人的生死、一個民族的存亡甚至整個人類的命運。”
在中國商業史上，1984年就是這樣的關鍵時刻。
這一年年初，鄧小平第一次“南方視察”；年末，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強調增強企業活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政企分開等重大問題。
自此，企業逐漸獲得了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基本權力。比如，配置各種生產要素、人事任免、內部管理、獎金分配、利潤安排等。這些權力在今天看來微不足道、習以為常，但在當年，卻如同打開市場之門的金鑰匙。
1984年也被稱為中國現代公司元年，這一年，很多人把“鐵飯碗”扔到了一邊，“下海”創業。
據《中國1978-2008》統計，1984年個體工商戶達到590萬戶，比上年增長126%；從業人數達到746萬人，比上年增加133.4%。
關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數據表明，1984年之前該指標長期維持10%左右，到1984年增長達19.4%，一年後增長31.1%。
由此，一批“身份不明”的企業在全國各地湧現出來，這批“帶頭人”中，包括後來赫赫有名的企業家柳傳誌、王石、張瑞敏、李東生、李經緯、劉永好、南存輝、鄭元忠、馬勝利、潘寧等等。
不言而喻，1984年是騷動而熱烈的一年。
2
柳傳誌：
做一家年產值200萬元的大公司
1984年，已經40歲的柳傳誌發現自己一事無成，隻是從工程師“提拔”成了人事處的副處級幹部，更讓人憂心的是，整個單位的發展也前途茫茫。
眼看經費江河日下，實在憋不住的計算所所長曾茂朝去找上級，領導卻說：錢已經放在客戶的口袋裏了，有本事就去拿吧。
當時的中關村，京海、科海、四通這些脫胎於中科院的公司，都辦得風風火火。於是，計算所轉身打了成立公司的報告。
曾茂朝找來一直鬱鬱不得誌、又憋著一股勁的柳傳誌，給他交了個底：“不如我們埋伏下一支奇兵，不行我再把你們接回來，萬一這條路能走通，我們將來也不至於沒飯吃。”
於是，計算所科技處處長王叔和和柳傳誌說服技術專家張祖祥加入隊伍。三人又分頭遊說，拉起了一支11人的隊伍。
這些人在日後被稱為創業元老，但在當時，他們隻是一群對現狀不滿、又苦無出路的工程師。
1984年10月17日，新公司正式成立，沒有剪彩，沒有官員致辭，甚至沒有成立儀式，所謂的“辦公室”，是一間20平方米、分成裏外間的小平房，原來是計算所的傳達室。
柳傳誌後來回憶說：“它的位置在計算所西大門的東邊，房子是磚頭砌起來的，外麵是深灰色的，裏麵被隔成兩間，水泥地麵，石灰牆壁，房子裏沒有寫字台也沒有電腦。外屋有兩個長條凳，沿牆角一字排開，裏屋有兩張三屜桌，桌子條凳都不用花錢買，是人家不要的破東西。”
很多年後，它常常與惠普那個著名的斯坦福車庫被相提並論。
在公司創辦的頭幾個月裏，雖然背靠中國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機構，但柳傳誌卻找不到一個可運作的項目，他每天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城裏像無頭蒼蠅一樣亂闖。
為了養活公司的十幾號人，他先是在計算所的大門旁擺攤賣電子表和旱冰鞋，後來又批發過運動褲衩和電冰箱。
有一回，他聽說江西有個女人手上有大批的彩電，隻要購進一倒手每台可以賺上1000元，便急忙派人匯款過去，誰知道那竟是一個騙局，計算所撥給他的20萬元開辦費，一下子就被騙走了14萬元。
那時候，計算所的高級教授月工資不到200元，柳傳誌的工資隻有105元。
公司真正賺到的第一筆“大錢”，來自每天被柳傳誌們抱怨和不滿的中國科學院。1985年年初，中科院購買了500台IBM計算機，其中的驗收、維修和培訓業務交給了公司，從而帶來70萬元的服務費。
也正是通過這個業務，柳傳誌跟剛剛成立的IBM公司中國代表處搭上了線，成為後者在中國的主要代理公司，為IBM做銷售代理成為日後聯想公司最重要的利潤來源，這一淵源可以一直延續到20年後聯想以16億美元收購IBM的PC事業部。
1984的中國，已經有11萬台個人計算機，一台比286還落後的“PC/XT”機型，進口要兩萬元，到了中關村就變成四萬，但這些昂貴的機器隻能在英文環境運行，開發適合中國市場的“漢字係統”，是整個計算機行業的當務之急，也是巨大商機。
當時，國內已經有很多人在從事這一研發，包括後來到深圳搞得風生水起的史玉柱等人。這些“漢字係統”（它又被形象地通稱為“漢卡”）的原理和運作過程大同小異，而倪光南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他發明了“聯想功能”。
倪氏漢卡利用中國文字中詞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漢字識別體係，與其他漢卡技術相比，它把兩字詞組的重複率降低50%，三字詞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詞組幾乎沒有重複，漢字錄入速度因此提高了至少兩倍。這對於計算機的漢字輸入技術來說，無疑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倪光南
1985年年初，倪光南已經完成了這項技術的所有研究，並將之命名為“聯想式漢字係統”。柳傳誌聽說了這個消息，迫不及待找到倪光南。在當時，中科院另一家名聲更大的公司信通也瞄上了倪光南，不過，最終還是被柳傳誌捷足先登了。
柳說服倪的理由隻有一條：“我保證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變成產品。”對於一位充滿濟世情懷的中國科學家來說，這大概是最直指內心的誘惑了。
倪光南的加盟徹底改變了公司的航向，他的聯想I型漢卡當年就銷售了300萬元，“聯想”最終還成了這家公司新的名稱。
聯想漢卡進入公司不到6個月，就售出超過100套，為公司帶來40萬元利潤。
在此後40年裏，聯想曆經了更多的難關。如今，聯想成為了一家營收超過4000億元、員工數近7萬人的超大型公司；它占據了全球23%的PC市場份額，連續多年位列全球第一。
但站在1984年，應該沒人相信這一切會發生。
還記得在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找柳傳誌談話，問他對公司有什麽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說：“將來我們要成為一家年產值200萬元的大公司。”
3
王石：
從“什麽賺錢做什麽”到專於房地產
1984年1月，33歲的王石路過深圳國貿大廈，看多許多警察，一打聽是鄧小平視察。他心裏咯噔一下，知道機會來了。
王石的第一桶金是靠做飼料中間商，倒賣玉米得來的。這個決定僅源於他在蛇口碼頭看見了三座儲藏玉米的金屬罐。
他了解到，當時深圳主要的飼料廠，其玉米多從美國、泰國進口，也有部分從內地通過中國香港轉口再來到深圳，因此成本很高。
於是，王石和正大康地達成合作，他聯係了剛開港的深圳赤灣港，解決了萬噸貨輪的停靠，再通過廣州海運局租萬噸輪，通過海運將北方的玉米轉賣給深圳的飼料廠。
第一單生意掙了3.9萬元，雖然利潤不大，但對王石來說卻有特殊意義，他看到了在深圳從事商業貿易的種種可能性——隻要敢想，通過努力終能實現。
多年後王石回憶，在深圳的第一年是最為艱難的。
作為廣東省外經委的派出人員，在深圳一切都從頭開始，一人多職：組長、飼料推銷員、貨場搬運，還兼司機、出納。
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就是個大工地，到處都是推土機和重型運輸車，漫天塵土。王石領著臨時召集的民工在貨場卸玉米口袋，自己也跟著腰背肩扛，150斤重的口袋，來回十幾趟。
在小賺幾筆後，香港媒體突然報道說，“內地的雞飼料中發現致癌物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王石囤積的玉米滯銷了，車站的倉庫塞滿了玉米，站台也堆滿了玉米，裝玉米的車皮仍在抵達，沒地方卸貨就臨時扔在鐵路邊上……他趕緊組織人手滿珠三角甩賣，賤賣後，賠了110萬元。
這時，王石不但沒有收手，危機之下他出人意料地又從大連買進1.5萬噸玉米，條件是貨到100天後再付款。
就在貨輪進深圳港前兩天，香港媒體刊登了一條消息：內地雞飼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質，之前的報道有誤。這消息有如及時雨，除了補回此前的損失，王石還賺了300多萬元。
此後，看到倒賣玉米掙錢，深圳很多企業紛紛派出業務員到北方收購玉米，很快供需失衡，玉米過剩。王石見好就收，退出飼料行業，做起了電腦、複印機進口業務。
1984年5月，王石成立“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也就是後來的萬科，從家用電器儀器的進口貿易開始，什麽賺錢做什麽，甚至服裝、手表、飲料、印刷、金飾都涉及。
1986年，深圳市政府頒布《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為擺脫僵化體製，籌措發展資金，萬科決議在兩年內完成以公開發行股票為目標的股份化改造。
與此同時，萬科開始代理日本各種多媒體設備的知名品牌，比如索尼。合作期間，王石對日本“綜合商社模式”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為萬科後期迅速的多元化擴張埋下了伏筆。
1987年，萬科興辦了第一個工業投資項目“精時企業有限公司”，並於1988年完成股份製改革，正式更名為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向社會公開募資。
同年，萬科正式進入了房地產領域，開發了第一個項目天景花園，成為國內較早進行住宅商品房開發的企業之一。
這一年正是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萌芽期，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把“加快出售公房、逐步實現住房私有化”作為全麵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之一。
也正是這一年，在資本的助力下，萬科開啟了長達五年的擴張，開始實施多元化和跨地域的經營戰略。
到1992年，除了房地產行業，萬科在貿易、文化傳播等領域都實現了跨區域經營，形成了“遍地開花”的局麵，擁有了55家附屬公司和聯營公司，遍布全國12個大城市。
1993年，萬科通過做減法，逐漸退出和房地產無關的行業，直到2001年將持有的萬佳百貨72%的股份轉讓給華潤，萬科才全麵完成了從多元化經營向專業房地產公司轉化的戰略調整，成為單一業務的房地產集團。
從“什麽賺錢做什麽”到專於房地產，這可能是萬科可以登頂的原因。
4
張瑞敏：定製度、砸冰箱
1984年，35歲的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
這家“青島日用電器廠”是一個年份久遠的爛攤子，它早年是一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後來過渡成集體性質的合作工廠。
在很多年裏，它生產過電動機、電葫蘆、民用吹風機、小台扇等，後來則開始生產一種名為“白鶴”的洗衣機，由於外觀粗糙，質量低劣，一直打不開銷路，工廠的資產與債務相抵還虧空147萬元。
在張瑞敏上任前，一年之內已經換了三個廠長，當時他是家電公司的副經理，如果他再不去，就沒人去了。
很多年後，他回憶說：“歡迎我的是53張請調報告，上班8點鍾來，9點鍾就走人，10點鍾時隨便在大院裏扔一個手榴彈也炸不死人。到廠裏就隻有一條爛泥路，下雨必須要用繩子把鞋綁起來，不然就被爛泥拖走了。”
為了整治工廠，張瑞敏上任後就製定了13條規章製度，其中第一條是“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後人讀到這裏，大概都會笑到噴飯，但是在當時卻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在很多國營工廠裏，隨地大小便是一個不被禁止並司空見慣的行為。
其他製度包括“不準遲到、早退”“不準在工作時間喝酒”“車間內不準吸煙”和“不準哄搶工廠物資”。
為了執行最後一條，張瑞敏有一天把車間門窗全都大開著，布置人在周圍觀察有沒有人再來拿東西，沒料到第二天上午就有一個人大搖大擺地扛走一箱原料，中午張瑞敏就貼出布告開除此人。這件事情後，全廠工人才相信，這回新廠長好像是動真格的了。
除了製度改變，張瑞敏上任後的第一個決策就是，退出洗衣機市場轉而生產電冰箱。他是12月初報到的，當月工廠的牌子就被更換為“青島電冰箱總廠”。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青島電冰箱總廠 圖源：海爾集團
他在家電公司當副經理的時候，曾經被派到德國去考察，當地一家冰箱公司利勃海（Liebherr）有意願向中國輸出製造技術和設備合同，張瑞敏抓住這件事不放，向青島市和北京的輕工部再三要求，終於被允許引進利勃海爾的技術，成為輕工部確定的最後一個定點生產廠。
轉產和引進技術的決定對這家資不抵債的小工廠的意義將很快顯現出來，它後來一次次更名，最後定名為“海爾”。
張瑞敏作為偉大企業家的魅力將在下一年散發出來，某天，有個朋友到張瑞敏那裏買台冰箱，但挑了很多台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毛病。朋友走後，張瑞敏把庫房裏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檢查了一遍，結果發現有76台冰箱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
麵對這種情況，有人提議把這些冰箱以低價格處理給職工。把殘次品低價格處理是很多生產廠家都采用的“好辦法”，都認為這樣既有益職工又有利企業。
但張瑞敏不這麽認為。他一聲令下，76台冰箱被砸成了廢鐵。當時，一台冰箱的價格是800多元，相當於一個職工兩年的工資，很多職工砸冰箱時都心疼得流下了眼淚。
1985年海爾砸毀76台不合格電冰箱的場景 圖源：海爾集團
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裏寫到，“‘張瑞敏砸冰箱’成為這家日後中國最大的家電公司的第一個傳奇，它跟幾年前魯冠球把40多萬元的次品當廢品賣掉的故事如出一轍，表明了出現於商品短缺時期的第一代企業家的自我蛻變正是從質量意識的覺醒開始的。”
如今，海爾已經年營收超3700億元，連續15年蟬聯全球大型家電品牌零售量第一。
5
李經緯：瞄準奧運會
1984年，李經緯45歲，他幼年喪父，少年亡母，從小在孤兒院裏長大，後來他當上了三水縣體委的副主任，1973年，受人排擠被發配到縣裏的酒廠當廠長。
他苦心經營酒廠，在隻有幾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廠開發出一條啤酒生產線，生產出的強力啤酒讓酒廠在當地漸漸站住腳跟。
1983年，李經緯在廣州出差時買了一瓶易拉罐裝的可口可樂，這是他第一次喝到這種飲料，也就是在這時，他突然萌發了做飲料的念頭。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說廣東體育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歐陽孝研發出一種“能讓運動員迅速恢複體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飲料，便找上門去要求合作。
這個名為“促超量恢複合劑運動飲料”的橙黃色的飲料水，實際上就是一種含堿電解質飲料。
飲料研究出來之後，李經緯把眼光瞄準了8月即將在美國洛杉磯舉辦的第23屆奧運會。當年的三水酒廠，一年利潤不過幾萬元，李經緯敢於把目光直接盯向奧運會，實在是膽識過人。
他得到信息，國家體委將在6月開會決定中國代表團的指定飲料是什麽。而此刻，他手上的新飲料連品牌、包裝和商標都沒有確定下來。他苦思冥想出了一個名字——“健力寶”，聽上去朗朗上口，還很有“保健”的暗示。
隨後設計出了一個由中國書法與英文字母相結合的商標圖形，這個新商標在1984年的中國商品中如石破天驚：“J”字頂頭的點像個球體，是球類運動的象征，下半部由三條曲線並列組成，像三條跑道，是田徑運動的象征。
從整體來看，那個字的形狀又如一個做著屈體收腹姿態的體操或跳水運動員。整個商標體現了健力寶與體育運動的血脈關係。
李經緯另一個大膽的舉措是提出用易拉罐包裝健力寶，在當時的消費者眼中，易拉罐無疑是高檔飲料的代名詞，那時國內尚無一家易拉罐生產企業，三水酒廠更不可能有這樣的罐裝線。他四處奔波，最後竟說動深圳的百事可樂公司同意為他生產代工。
就這樣，在一番手忙腳亂之後，200箱光鮮亮麗的健力寶準時出現在了亞足聯的廣州會議上，引起了一陣驚叫。6月，健力寶毫無爭議地成為中國奧運代表團的首選飲料。
8月，洛杉磯奧運會開幕，中國代表團在此次運動會上憑借許海峰的射擊實現了金牌“零的突破”，最終奪得15枚金牌，金牌數僅次於美國、羅馬尼亞、聯邦德國，位居第四。
奧運會上的成功，極大地激發了全民的熱情和民族自豪感，而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首選飲料，健力寶也獲得了不可想象的關注。
在8月7日的女排決賽上，已經成為民族英雄的中國女排姑娘以勇不可當之勢，直落三局，擊敗東道主美國隊，實現了“三連冠”，這在當年度是一件舉國沸騰的盛事。
1984年中國女排獲得洛杉磯奧運會冠軍，將奧運金牌和三連冠收入囊中
在8月11日的《東京新聞》上，記者發表了一篇花邊新聞稿《靠“魔水”快速進擊？》，他好奇地發現女排運動員在比賽中一直在喝一種他從沒有看到過的飲料——事實上，健力寶在當時除了供給中國代表團，連在國內市場上也幾乎沒有任何的銷量，於是便猜測“中國運動員取得了15塊奧運金牌，可能是喝了具有某種神奇功效的新型運動飲品（健力寶）的緣故”。
一位隨團采訪的《羊城晚報》記者看到了這篇新聞，他將之妙手改寫成“中國魔水”風靡洛杉磯，當這條新聞在晚報上刊出後，居然被迅速廣泛轉載，“中國魔水”與“東方魔女”（對中國女排的昵稱）交相輝映，在早已沸騰的奧運熱上再添一份充滿了神秘氣息的驕傲，健力寶也一夜為天下知。
李經緯就這樣交上了好運。1984年，健力寶的年銷售額為345萬元，第二年就飛躥到1650萬元，再一年達到1.3億元，此後15年間，它一直是“民族飲料第一品牌”。
在最緊俏的時候，三水縣到處是全國各地前來拉貨的大卡車，一車皮健力寶的批條就被炒到了兩萬元。健力寶的崛起，也意味著中國飲料市場的春天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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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許多多創業人，開啟“企業家元年”
1984年，還有許許多多開始創業的企業家。
1984年，南存輝萌芽了合股辦企業的念頭，他和同學胡成中一共投入５萬元，創辦求精開關廠。如今，由求精開關廠發展而來的正泰和德力西，已是中國低壓電器行業最大的兩家企業。
1984年，在深圳南油集團工作的任正非，由於看不慣有些人得過且過，給老總立“軍令狀”，要單獨管一個公司，結果被潑了冷水。為了安慰他，老總讓他去一個子公司當副總。
第一筆生意，他被騙200多萬。幸好任正非沒被挫折打倒，他開了家電子公司，幫朋友賣起了程控交換機。3年後，在一間雜草叢生的房子裏，創辦了“華為”。
1984年，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開辟了自己的工廠，他與香港人合作生產錄音磁帶，這便是日後赫赫有名的TCL。
1984年，隻有小學四年級學曆的潘寧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試驗品，憑借手錘、手銼等簡陋工具、萬能表等簡單測試儀器，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打造出了中國第一台雙門電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獨自一人衝進大雨中號啕大哭。10月，珠江冰箱廠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聲”，潘寧出任廠長，這便是在後來統治了中國家電業十幾年的科龍公司的前身。
1984年，張近東剛從南京師範大學畢業，進入南京市鼓樓區工業總公司工作，幾年後，他憑借10萬元資本創辦了蘇寧電器。
與他同一個夏天走出校門的浙江大學畢業生史玉柱，被分配到安徽省統計局，也成了辦公室清閑一族，不久，史玉柱南下深圳，開始了一段高亢而悲壯的創業生涯。
同為浙大畢業的段永平也憤然離開北京電子管廠，他發誓以後再也不會在國營工廠裏上班，因為那裏“人人都覺得自己能幹，卻什麽都不幹”，他坐著火車，來到如火如荼的珠江三角洲。
1984年，曹德旺去武夷山遊玩時，發現汽車玻璃生意，高興得合不攏嘴；李書福修鞋時，發現冰箱原器件賺錢，開始了創業之路……
他們，共同開啟了中國商業史上的“企業家元年”。
1984年，上海微電子技術應用匯報展覽會，鄧小平站在一個叫李勁的孩子身後，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抓起”。
10年後，一種叫“信息高速公路”的東西來到中國。誰也沒想到它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何等巨變。
至於娃娃們，1984年，隻有李彥宏和馬化騰知道計算機是個什麽東西。10歲的劉強東，夢想還是當村長。20歲的馬雲，剛剛被破格錄入杭師。商業二字，跟他們沒有半毛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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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有民營企業的活力才有經濟的活力
2008年，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受著名經濟學家科斯之托，為其發起和主持的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撰寫一篇關於中國改革的論文。
在這篇題為《鄧小平做對了什麽》的論文中，周其仁總結了三個方麵：中國特色的產權界定；重新認識“看不見的手”；把企業家請回中國。
周其仁認為是“鄧小平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他高度肯定了曆史上“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榮毅仁，並大膽決策劃出一筆國有資本交付榮毅仁全權打理——開啟了“國有資本＋企業家”的新經濟模式。
鄧小平還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多次對“傻子瓜子”這個事件表態，不準再動用國家機器魯莽地扼殺民營企業家。
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問：允許這些企業家的存在，難道真的就危害了社會主義嗎？改革以來，中國發布了多個政策文件、通過了多部法律，並數度修訂憲法，逐漸承認並保護了普通人自由締約、創辦各類企業、按投資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權利。
當然，中國經濟取得偉大成就的成因是複合的，人們對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
周其仁的觀點是，正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經濟的製度成本，才使這個有著悠久文明曆史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機會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綜合起來，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優勢、改革開放顯著降低製度費用、以及中國人力資本的迅速積儲，共同成就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
其中，製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企業家階層的整體“回歸”，應是“中國經驗”或“中國奇跡”的真正秘密。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將“經濟增長的國王”這項桂冠贈與了企業家。現在看來，這不僅僅是一種榮譽，更是被歐洲幾百年的經濟發展史證明了的一個事實。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曆史和經驗也告訴我們，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和民營經濟是推動中國經濟和人類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源動力，有民營企業的活力才有經濟的活力。
隻有讓他們繼續成為主力軍，讓他們站起來，勇敢地往前衝、往前闖，未來的經濟才能夠讓大家充滿信心。
“花開在眼前，我們一起牽手向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