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朱秋雨
冬雪季來臨，東北旅遊又“火了”。延邊延吉，這座長白山下的邊境城市，有著濃厚的朝鮮族風情，一度成為旅遊“熱門”。
然而，在遊客看不到的地方，這座城市還有著它難以言說的另一麵。
2024年秋天，一個坐落在東北邊境村莊的老年食堂，在互聯網上出了圈。流傳的照片顯示，眾多白發蒼蒼的老人盤腿聚在一個屋子裏，圍著幾個大桌子吃飯，喜慶得像參加婚宴。
不同的是，每頓逐漸提升至六菜一湯的餐標，隻收每名老人2元錢。
六菜一湯的餐標，隻收2元錢 / 南風窗記者朱秋雨 攝
這裏是吉林省延邊州和龍市。項目的推動者之一，出生在北京農村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昭德基金主任李紅霞回憶，2年前第一次到吉林調研時，她為衰老的邊境村落感到震驚。有些村裏，一半以上都是60歲老人——這還不是極端情況，極端情況下，一個村可以100%都是老人，連中年人都沒有。
龍門村 / 南風窗記者朱秋雨 攝
衰老首先導致的是“放棄”。體力不支的老農放棄了種地，將地租給了種糧大戶；孤獨的老人放棄了出門，因為不想費勁地走在冰地裏找人說話；留守的老人放棄了做營養大餐，轉而每頓飯變成了湊合、對付。
如果不是李紅霞團隊的發現，這些默默發生的“放棄”將隨著呼嘯的大風被掩蓋，2元食堂也就不會在東北邊境村率先誕生。
但這同時是獨屬於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故事。這個以朝鮮族為特色的自治州，占有吉林省1/4的土地，卻很早擁有了比吉林省平均水平更高的老齡化率。2023年，近30%的人口都是60歲以上的人。
在這座人口日益衰退的城市裏，老人成為了各種場景的主角。留在延邊州的人，不得不麵對著同一個現實：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已成趨勢，人總要學會與衰老共處。
老去的村莊
從遠處看，和龍市龍門村與一些人煙稀少的村莊沒什麽不同。過去30年間，這個藏在林地與丘陵間的村落，經曆了年輕人口的不斷外流，隻剩下安靜的稻田、黃牛和朝鮮族特色的歇山式瓦房。留守在村裏的人越來越少，越來越老，三個屯漸漸合並成一個龍門村。
龍門村黨支部書記張春雷，漢族人，1983年生，幾乎是村裏最年輕的人。
12月初，張春雷帶我去村裏的一個食堂吃飯。這個食堂從今年8月起，每周四、五、六的中午開飯，運營不足5月，但故事卻可以從很久以前講起。
張春雷的雙頰露出陽光曬就的紅暈，他說自己從小就早起幫家人幹農活，尤其喜歡春天翻黑土的味道。現在，他總是開著一輛日係皮卡，拉著農作物在村裏轉悠。
2018年，在龍門村土生土長的張春雷發現，村裏七八十歲的高齡老人越來越多，看著他長大的叔叔阿姨一下子全變成了老頭老太。
村裏的高齡老人數量增加 / 南風窗記者朱秋雨 攝
逐漸地，村莊有了獨屬於老年人的“煩惱”。比如，他經常收到電話，來電的那頭表示自己搬不動柴火等重物，需要村委會或網格員的幫助。
從這時開始，張春雷下定決心，今後的重點任務隻有兩個：一是壯大村集體經濟；二是讓老年人老有所依。截至9月，龍門村1526位戶籍人口，隻有303位常住在村，其中60歲以上老人160多人，占比超過半數。
而開頭提到的李紅霞，在2022年到延邊州邊境村後，也下了一個決心，最終助力建起了一座老年食堂。
工作人員為居家老人打包餐食 / 新華社記者張楠 攝
李紅霞遇見過一位失去伴侶的空巢老婦人，對方每天的食物一成不變。早餐就獨自啃著女兒買的壓縮餅幹，午飯就吃延邊的大煎餅。唯一可能的變化是院子裏的蔬菜。老人在自家菜園裏種著黃瓜和西紅柿，這是她認為的好東西。
這不是特例。李紅霞發現，邊境村民普遍收入不高，又進入高度老齡化階段，老人的飯桌卻越來越簡單。朝鮮族老人喜歡吃泡菜和醬湯，伴著醬和鹹菜，一鍋米飯可以對付好幾天。
孤獨被看見後，2023年11月，改變在稻田飄香的海蘭江畔悄然發生。
多方關注和支持下，龍門村被選為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的試點村，開啟了一周一次的老年食堂運營試點，資金由基金會提供。如何給老年人換著花樣做菜，如何保證廚師的供應，並確保運營成本在預算範圍內，都是這期間摸索出來的。
近一年的摸索期過後，到了2024年8月，老年食堂正式在龍門村“開業”，每周開餐三天。與人們心中的食堂概念不同，這裏更像一次群眾的聚餐——50餘位老年人圍在5個大圓桌前，熱鬧地分享著五菜一湯。
老人們熱鬧地分享著五菜一湯 / 南風窗記者朱秋雨 攝
負責做菜的、處理後勤的都是60歲以上的村裏老人。我去的那一天，老年食堂做了番茄炒蛋、青椒炒魷魚、土豆雞塊、香幹炒芹菜、豆腐明太魚湯，全是熱乎的、煮得軟爛的口感。飯罷，女性老人會與夥伴團聚在太陽底下聊天，男人們則去打門球。還有一些老人，自願留下來收拾碗筷。
當然，他們沒忘掏出兜裏的2元現金，用於支付午餐。
不可逆的老齡化
和張春雷的感受一樣，衰老是一瞬間的事。人似乎還沒反應過來，一下子就老了。城市也是這樣。
在延邊州，從小在這裏生長的人都有印象，自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年輕人口外流的速度越來越快，尤其在農村地區。延邊大學一篇論文曾指出，在延邊，越靠近邊境線，人口流失越嚴重。論文調研的109個邊境民族村中，常住人口平均年齡為51.3歲。
與中原城市不同，延邊的人口外流，首先源於朝鮮族自帶的“優勢”。我國延邊州的大量朝鮮族人，與韓國語言相通，而地理距離上，兩地飛行時間僅2小時許。過往30年來，隨著韓國一步步放開對朝鮮族的務工簽證，一波波中國青壯年向韓國走去。
這一人口流動模式，在國內也是獨一無二的。張春雷等多名當地人都發現，近年來，因朝鮮族外出打工的人過多，當地的消費水平也被拉高了。原因是韓國工資普遍更高，朝鮮族崇尚及時行樂，回國也願意消費。在延邊州，中國朝鮮族人真正實踐了“國外掙錢國內花”的模式。
中國朝鮮族人實行“國外掙錢國內花”的模式 / 新華社記者楊文斌 攝
年輕人大量外流，老齡化成為了當地無可回避的命題。據延邊州老齡辦綜合處處長張宏淼所說，21世紀初，延邊州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比約為15%，剛好超過全國平均水平，達到聯合國定義人口老齡化社會的標準。
但是，“超過杠後就再也沒回去過”。這20年來，他回憶，“延邊州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逐年加快，尤其是近兩年更快，這與放不放開生育政策無關”。
他以朝鮮族為例，過往該少數民族不受計劃生育政策的限製，但多數家庭也隻生一個小孩。2023年，延邊州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達29.6%。
人口流失還帶來另一個副作用——地方財政大縮水。張宏淼介紹，與東北的許多城市一樣，上世紀60年代，延邊州經曆過人口井噴，那是建設邊疆的國有林業局帶來的。當時，延邊州有共計8個林業局，就業人口達五六十萬，采用“企業辦社會模式”——職工的戶籍、教育、醫療等都由企業包辦，而非地方政府承擔。
延邊州的樹林 / 圖源：圖蟲創意
進入21世紀，國企改革後，企業包辦的時代一去不複返。多數東北國企陷入泥淖，參與建設的人們卻紛紛老去。“他們這部分人口現在納入地方財政規劃，雖然表麵是增加了人口，但增加的都是老年人。”張宏淼歎氣。一批退休工人給地方帶來了沉重的社保、醫保支出，卻沒有相對應的稅收增量。
諸多條件限製下，開辦老年食堂在欠發達地區顯得有些奢侈。2023年末，民政部等11個部門聯合發布《積極發展老年助餐服務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以後，延邊州多地才新設了老年食堂。
例如，張宏淼所在的州府延吉市，現已建成了18家公建民營民膳食堂。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上海早在2023年底，社區老年助餐服務場所已有1926個。
張宏淼坦言，這些老年食堂無一不麵臨著相同的難題——運營成本與收入不成正比。彼時我們正在延吉市中心的百貨大樓采訪，他舉例，“這附近兩個社區也建食堂，幹了幾個月，全關了”。
老年食堂麵臨著入不敷出的難題 / 新華社記者李然 攝
作為惠民項目，老年食堂對外收費低，但水電成本、廚師成本等支出卻很高。目前，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都未對老年食堂運營提供後續的資金保障。
“單靠我們本地政府，確實很困難，”張宏淼說，“它的投入需要鋪的攤子太大，而從財政支出角度來看，它也不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選擇的困難
相較於地方政府的有心無力，李紅霞在2023年末下發的《行動方案》中看到了希望。
過去，為邊境村建設老年食堂是出自個人樸素的願望，她卻一直受困於多地食堂難以持續運營的症結，遲遲未開啟項目。
民政部文件給了她清晰的思路。“其中提到，個人出一點，企業讓一點，政府補一點，集體添一點，社會捐一點。”李紅霞記得清楚，“如果我們匯聚大家的力量去做這件事情，資金就會變得有可持續性了。”
思路是打開了，但李紅霞此前也沒運營過食堂，有太多意想不到的障礙還等著她。比如，項目組谘詢了北京一寫字樓地下食堂的承包商，才發現建設一個符合監管條件、基礎設施等標準的食堂有多難。“（標準流程）其實在村裏都很難實現的”。
建設一個標準的食堂並不容易 / 圖源：圖蟲創意
參差與落差也在具體的村落裏發生——李紅霞與延邊州老齡辦秘書處處長崔華等人走訪了多個村落，發現每個村書記對老年食堂是否值得做，看法也有很大區別。
張宏淼也記得，調研時遇到好些“老提困難的村”，村幹部稱無法召集足夠多的老人前來吃飯。
還有食堂的定價。李紅霞團隊做調研後發現，如果農村地區的老年食堂每頓超過5元，那麽老年人付費吃飯的意願將大大降低。而事實上，營養豐富的一頓飯，即使是成本價也較難低於5元。
於是，比投入資金更難的條件接連出現了：要想老年食堂長期運營，既要符合農村的現實狀況，又要選擇有足夠多老人的村落，還要確保老人都能積極參與，公益與民生項目不能“好心辦壞事”。
正在老人食堂用餐的老人們 / 南風窗記者朱秋雨 攝
答案通常在調研足夠多的樣本量後自然形成。李紅霞多次實地考察後，對開設老年食堂的村莊設置了相應條件——村莊常住人口老齡化率需要超過50%，村裏有30位以上老人能固定在老年食堂就餐。
與此同時，她發現，人是其中最大的變量。
選擇在龍門村試點也正因如此。“如果其中的人沒有強烈的意願，我們這個項目是很難落地的，我們也不能強加人家說要給你建個食堂。因為這需要村裏做很多工作，需要當地政府部門很重視和積極推動……”
與衰老共處
早已進入高度老齡化的延邊州，的確有其對待老人與眾不同的一麵。翻開2021年修訂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實施細則》，條例中有諸多省市都沒有的細膩規定。
例如，第二十五條細致地寫道，老年人再婚共同生活的，任何一方處分個人財產時，應當根據對方的經濟狀況，為對方保留一定份額，保障對方的基本生活。
再如，第二十九條寫道，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單位等應重視發揮老年人的專長，為老年人參與經濟社會活動創造條件，提供方便。
還有重要的第七條是，各級人民政府考察、使用領導幹部，應當把敬老、養老、助老和發展老齡事業工作情況作為一項重要考核、用人條件指標。
12月，延邊零下15度的初冬裏，張宏淼在一家咖啡店接受我的采訪。他承認，延邊州老齡辦在過去受困於當地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隻能根據國家政策做一些事，很難像大城市一樣建設大量養老設施，對街道進行適老化改造。
延邊州 / 圖源：圖蟲創意
唯一的空間，隻有在一些不那麽花錢但同樣重要的事上。1984年，延邊州第一個州老齡協會成立，並很快實現市、縣、鄉（鎮）、村（社區）四級老年人社會組織全覆蓋。現在，在高德地圖上搜索，延邊州任意的企事業單位，例如卷煙廠、林業局，都建立了老年協會。
“延邊州是全國各縣市中唯一一個老年協會建製非常全的地方。”李紅霞初到延邊州時，也曾為這樣的機製感到驚訝。
“這些老齡協會落得又紮實，所以我們去到每一個地方都能遇到當地老齡牽頭人。”
至於為什麽是延邊州達成了一些讓人意想不到的成果，出生在黑龍江的漢族人張宏淼告訴我，這既是因為從1980年代開始，當地領導對老齡工作較為重視，也與當地是朝鮮族地區有關。
從1980年代開始，當地對老齡工作較為重視 / 《芒種》劇照
朝鮮族素有愛老、敬老、助老的傳統。同時，退休老人們更樂意頤養天年，而非為兒女的人生擔憂。“朝鮮族是到60歲我該玩玩，有錢我就吃喝，這是他們認可的生活方式。”
這類觀念，讓朝鮮族老人傾向於在晚年過豐富的生活，對精神文化活動有很高的需求。這些需求讓老年協會在各市、縣、鄉蓬勃發展。
也正因為張宏淼口中的民族“文化差異”，2010年前後，延邊州開始在全州推廣建設養老大院。模式是各村集體籌集資金，當地政府提供少量現金補貼，建設供老人活動、聚餐和休閑的場所。
有的村為老年人翻新了一個大院，沒錢的村委會則進行原地改建，在日常辦公地方分出部分場地。總之，截至2024年，延邊州共建有1051個農村居家養老服務大院，實現了所有村落的“全覆蓋”。
龍門村的養老大院 / 南風窗記者朱秋雨 攝
龍門村的養老大院就在村委會的旁邊。一個是新鋪的綠茵門球場地，長20米，寬15米；另一處是一座朝鮮族民居，是張春雷在2019年籌集村集體和各方補貼，花了35萬重新裝修的。
現在，它裏麵幹淨如新，設有無障礙廁所和廚房。四方形的一角還擺放著書架，夾帶著各類中文和朝鮮語書，既有農業機械實用手冊，也有中國旅遊書籍，還有防癌書目。
高處的大白牆上，貼了好幾張老人們的大合照。
照片裏，她們穿著華彩的民族服飾參與文藝匯演，嘴角齊齊上揚，笑得很燦爛。
可持續的難題
再看一眼龍門村吧。
這個村落由過去的三個屯合並，人煙分布在上上下下的丘陵之間，因此鄉道上很難見到人的痕跡。在冬天的延邊，河麵結冰，商鋪閉店，稻田裏隻剩下金黃的秸稈，像在天地間鋪了層羊絨地毯。
隻有在龍門村養老大院周圍，才有村裏人從四麵八方趕來。這裏的朝鮮族老人愛打門球，農閑時一天能從上午9點打到下午3點。8月起，老年食堂每周開餐後，越來越多村裏人開始往這邊跑。空氣裏充溢著熱熱鬧鬧的快樂。
在落地實踐後，龍門村的老年食堂逐漸給邊境村公益助餐模式探索了一條新路。首先，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在騰訊公益啟動的“邊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項目，將負擔2萬元的食堂裝修及設備費用。接著，李紅霞介紹，為了節約成本，邊境村運營以村民為主，廚師也選擇聘請村民而非外部運營商，以適應當地人的口味。基金會將對兩名廚師提供每人1000元/月的補貼，餐費按老年人6元/頓的標準支付。此外，食堂日常燃油費、水電費按5000元/年補貼。
龍門村村民委員會 / 南風窗記者朱秋雨 攝
如果出現額外費用，則由村集體承擔。無論如何，老人隻需支付2元/頓即可吃飯。李紅霞說，他們預計短期內在延邊地區建立5所老年食堂（目前已建2座），未來還將在雲南、廣西邊境地區推廣。
不過，即使前路已經清晰可見，李紅霞和張春雷還有各自的擔心。張春雷告訴我，基金會對老年食堂的資金支持共計3年。“像我們東北人說的，‘要飯也不能要一輩子’。人家已經給你搭好這個平台了，以後要自己往下走。”
張春雷正對接公益機構、州政府等外部力量，研究著如何利用當地優勢產業和旅遊資源，進一步擴大村集體收入。將來，食堂的運營和維護，都須依靠村集體收入。
食堂的運營和維護以後都須依靠村集體收入 / 南風窗記者朱秋雨 攝
李紅霞也算過一筆賬，如果能通過外部社會的助力，幫一個村莊每年創收10萬—15萬元，基本就能解決村裏老年食堂獨立運營的問題。
隻是，在這個年輕人口淨流出的村莊，張春雷成為村委會成員中最年輕的人資源和辦法都比較有限。他有時候也會擔心：“我可能與外界接觸得還不夠，也可能會落伍，10年後也可能會老，有時候做的決策也不一定完全對。”
於是，他相信的一點是，鄉村振興首先是人才的振興。張春雷在皮卡車上和我盤算，過去10年來，村裏新出生的嬰兒隻有4人。而近兩年來，願意從外麵回村的年輕人隻有1個，他侄子，現在是黑土地上的“飛手”，專門為農民駕駛為稻田打藥的無人機。
隻有吸引更多年輕人回來，共同為村莊發展做一些事，村集體才會重現活力。這是老年食堂之外，張春雷考慮的另一件大事。
在延邊州老齡辦工作多年的張宏淼評價，政府之所以歡迎多方共建老年食堂，首先是因為“這是一種有意義的路徑探索”，但“結果到底如何，確實需要很長時間的驗證，由更高層麵進行推動”。
正在養老大院裏活動的老人們 / 南風窗記者朱秋雨 攝
無論如何，坐落在龍門村的養老大院，給了當地人新鮮的希望，這既是一種關於細碎的需求被照見的希望，也是一種與外部連接的希望。如張宏淼所說，在有限的空間裏做出探索的努力依然重要。“畢竟，我們都有老的一天，如果我們現在做好了，將來也會受益。”
12月5日，和妻子一起準時來食堂吃飯的張國慶，挺著直直的腰板對我說，他今年已經75歲，在黑土地上種了60年水稻，從沒離開過。
2020年，他突然得了帕金森，全身抽搐，也沒法種地了。老婆也有高血壓，靠吃藥維持，兩個女兒都出去工作了。他終於咬咬牙，把家裏的四畝田地租了出去。
龍門村的土地 / 南風窗記者朱秋雨 攝
年至古稀，張國慶最在意的還是收入。他算了筆賬，租地加上國家補貼，一年有2000元，他和老伴的農村養老金一個月各有120元，一年就是近3000元，加上他享有獨生子女補貼和女兒偶爾的支持，兩個人年收入共計近7000元。
“勉勉強強能過。”他笑嗬嗬地說，長臉露出了寬牙縫。
“我們要謝謝優待，一年生活一種困難。（村裏）有食堂的話，我們基本能跟上生活隊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