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第一大省，開始“砸”鐵飯碗了

鐵飯碗，越來越不“鐵”了。

01

繼多個人口小縣主動“瘦身”之後，中國戶籍人口第一大省也出手了。

日前，河南省開啟事業機構改革，省直事業機構按不低於50%精簡，事業編製按不低於30%精簡，財政撥款事業編製精簡比例不低於10%，原則上不再保留科級和事業編製16名以下的事業單位。

這意味著，河南省直事業機構要減少一半以上，相關事業編製也將隨之縮減，而一些“小散弱”的事業單位或將不複存在。

這一輪改革，無論是涉及麵之廣，還是力度之大，都遠超此前各地的試點。

作為中國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下轄17個地級市、153個縣區、2458個鄉鎮/街道，總量在全國數一數二。

行政區劃眾多，各類人員規模自然也相對龐大，相較於人口小縣，河南的機構改革無疑更有代表性和信號意義。

眾所周知，行政編製、事業編製、國企編製，往往被視為“鐵飯碗”，成為“體製”的注腳。

作為最穩定的工作崗位，一旦入編，就不會輕易被辭退。在經濟波動的大背景下，體製的避風港效應愈發突出。

所以這些年，千軍萬馬爭著考公、考編。

去年，全國“國考”報名人數超過300萬人，各地省考報名人數更是超過500萬人，至於考編“軍團”更是不計其數。

不僅如此，各地還存在著規模龐大的編外人員。

所謂“編外”，指的是沒有機關單位編製的人員，廣泛存在於城管、輔警、衛護、教育等係統，俗稱“聘任工”或“合同工”。

即使編內編外兩重天，待遇有著天壤之別，但作為最接近鐵飯碗的崗位，仍讓無數人趨之若鶩。

無論編製內還是編製外，最終都要靠財政供養，都屬於廣義上的財政供養人員。

如今，當“財政過緊日子”成為自上而下的共識，各地終於開始“鐵飯碗”動手了。

02

鐵飯碗，究竟被“砸碎”了多少？

都是鐵飯碗，但“含權量”和“含金量”截然不同，因此命運迥異。

如果將權力視作“同心圓”結構，編外人員處於最外圍，事業編製處於中間，而公務員則位居最內層。

首當其衝的是“編外人員”，範圍最廣，力度最大，部分地區更是一刀切。

目前，黑龍江、湖南、湖北、雲南、安徽、內蒙古多地開始清退編外人員。

其中，力度最猛的當屬哈爾濱，要求每年精簡20%相關編外人員，市直機關5年內精簡完畢。

編外人員，又被稱為“影子雇員”，作為編內的補充而存在，但“準鐵飯碗”畢竟不算真正的鐵飯碗，在每一輪精簡中，必然首當其衝。

隨之而來的是事業編製，雖然縮編壓力越來越大，但也不會輕易“裁員”。

這一輪河南的事業機構改革就是如此。

據悉，當地在省直層麵，除學校、醫院外，事業單位精簡60.7%，事業編製精簡46.9%，廳級領導職數精簡9.3%、處級領導職數精簡25.5%，遠超最初的改革目標。

不過，這些被精簡的編製並非全部消失，而是一部分下沉到基層部門，一部分用於科技、教育、民生等重點領域。

數據顯示，河南省直改革收回的事業編製下沉縣（市、區）5638名，為省科學院、嵩山實驗室、神農種業實驗室等科技創新平台核定編製3300餘名。

至於最內層的行政編製，除了人口小縣有所動作，各地幾乎沒有多少影響，部分地區更是出現“擴招”現象。

早在2020年，山西就開啟了人口小縣機構改革，從事業單位到黨政部門都在其列，縮減的不隻是編製，還有領導崗位。

作為典型的山西浮山縣，將35個黨政機構精簡為22個，科級領導職數由154名精簡為128名，涉改縣直事業單位由179個精簡為40個，精簡78%，涉改事業編製由1944名精簡為970名，精簡約一半。

當然，無論是行政編還是事業編，即使“鐵飯碗”縮減，不會像企業裁員一樣疾風驟雨，體製內最擅長的是循序漸進、步步為營。

一般精簡編製都有過渡期，而被縮減的編製人員，要麽提前退休，要麽下沉到基層，或者“退三進一”方式慢慢消化，即每退休3名人員才能增加1名新人。

當然，這隻是人口小縣的試點。

這些縣域相對特殊，人口不足10萬，且麵臨自然人口負增長、勞動力人口外流的雙重壓力，財政供養負擔相對較重，因此改革走在前列。

但對於更多的地市來說，在編外和事業單位的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不會輕易刀刃向內。

相反，由於退休潮出現，加上就業兜底政策的存在，從國考到省考，招錄人數不減反增，反而出現了罕見的“公務員擴招”現象。

所以，這些年，公務員考試熱度越來越高，就不難得到理解。

03

為何突然開始“砸”鐵飯碗？

長期以來，兩位數的GDP增長，狂飆的賣地收入，再加上沿海地區源源不斷的轉移支付，讓許多地方的“錢袋子”顯得極其充盈，供養編內編外人員不成問題。

由於人口大盤仍在向上，一些市縣即使麵臨年輕人外流，但靠著本地自然人口帶來的貢獻，仍能保持總人口正增長，而財政供養人員也能隨之而擴張。

這種背景下，幾乎每個城市奉行的都是擴張思維。

城市框架都在不斷拉大，城市邊界不斷向外蔓延，行政區劃和機構數量隨之而膨脹，編製擴容或許受限，但編外人員卻在悄然擴張。

然而，任何擴張都是有盡頭的，最大的製約就在於“錢”。

經濟總體向好，但個別地區遭遇增長之困，而房地產又直麵20多年來的最大轉折，再加上地方債問題的存在，財政支出自然要一律從嚴。

同時，人口大盤見頂，2/3左右的省份常住人口遭遇負增長，一些地方除了省會之外，所有地市人口都在減少，而縣域人口下降的速度更快、幅度更大。

不容忽視的是，作為轉移支付主要貢獻者的沿海地區，也受到地緣變局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轉移支付空間未必還有那麽大。（參閱《10萬億轉移支付，都被誰拿走了》）

換言之，即使財政依舊保持高增長態勢，在持續萎縮的人口麵前，也沒有必要再維持如此龐大的財政供養人員格局。

因此，當人口減少而財政增長空間受限，精兵簡政就是必然選擇，財政“過緊日子”就在所難免。

前不久，有關方麵提出要“習慣過緊日子”，意味著這不是短期選擇，而是未來的常態。

體製內待遇下降早已不是新鮮事，而“鐵飯碗”自然也難以像過去一樣牢不可破了。

所以，轉變慣性的增長思維，走向“瘦身強體”之路，既是城市發展的必然，也是個人麵對不確定性的不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