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證券本世紀淨利首虧：為子公司退市買單

上海黃浦區中山南路海通證券辦公樓，“海通”之名，取自其籌建方交通銀行上海分行。來源：視覺中國

作者｜溫世君

編輯 | 王偉凱

出品 | 棱鏡·騰訊小滿工作室

海通證券的高管們正在經曆職業生涯最艱難的時刻。

但即便背負著淨利潤浮虧3.11億元，大幅下滑105.99%的重擔，海通證券依然在4月12日上午如期召開了2023年度業績說明會。

這是海通證券進入本世紀以來，首次錄得淨利潤虧損。如果計算歸屬母公司股東口徑，海通證券2023年全年扣非歸母淨利潤雖然是個正值，但2.7億元這個數字，依然是2007年IPO以來最低。

而就在2021年，海通證券淨利潤還高達137億元，扣非歸母淨利潤依然有124億元。到了2023年，業績已經不及當年的零頭。

兩年之間，百億級的利潤降幅，是什麽概念？要知道，就2023年財報數據看，中金公司加上申萬宏源兩家券商，扣非歸母淨利潤之和，不過106億元。

高層劇變，三位老將晉身副總

業績風暴之下，水麵卻有幾分平靜。至少從2023年財報看，廣義的“裁員降薪”在這個財年，並沒有深度波及海通證券。

海通證券是個萬人“大廠”，員工人數還在增長。截至2023年末，海通證券員工總數（包括高級管理層）13637人，這個數字比上個年末增加了1494人。

海通證券為此支付的薪酬總包，自然也隨之水漲船高。不過在2023年財報中，海通證券微微做了一些“手腳”：在業務及管理費明細項中，將往年使用的“職工薪酬”項目，改稱為“職工費用”。

這個變動自然不是無緣無故——相較於2022年“職工薪酬”的57.85億元，2023年的“職工費用”是63.41億元，增幅9.6%。

2023年人均“職工費用”46.5萬元，相較於2022年的人均“職工薪酬”47.6萬元，微降了2.3%。雖然不及“一哥”中信證券2023年人均79.73萬元的高薪，但這個數字在券商中也在中位數區間。

高管們薪酬也降了，但幅度不大。2023年，海通證券董事長周傑收入（均為稅前，下同）是85.68萬元。雖然比2022年的91.87萬元降低了6.7%，不過，這個數字不包含往年遞延薪酬部分。周傑在2023年拿到了往年的遞延薪酬52.36萬元，比2022年的60.34萬元少一些。

現年57歲的周傑2016年就出任了海通證券董事長，此前曾長期在上海國資係統企業任職，在赴任海通證券之前任上海醫藥董事長。

總經理李軍比周傑小兩歲，是監管係統出身的高管。2021年9月出任海通證券總經理之前，曾任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副局長、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長。

李軍之前的兩任海通證券總經理，皆有監管背景。前任瞿秋平曾任證監會部門主任，再上一任李明山，曾為上交所副總。而董事長周傑的前任，“一手帶大”海通證券的“元老”王開國，此前亦為原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政策法規司政研處處長。

2023年，李軍稅前薪酬92萬元，比2022年的98.19萬元降低了6.3%。同樣，這也不包含李軍在2023年拿到的往年遞延薪酬 17.37 萬元，這個數字在2022年是15.33萬元。

雖然海通證券目前處於沒有實際控製人的狀態，但其依然有著深厚的上海國資背景，用董事長周傑的話說，是“一家立足上海的國有證券公司”。因此其“一、二把手”的薪酬自然也波瀾不驚，但看似平靜的水麵下，是2023年海通證券高層調整的洶湧水流。

2023年，海通證券原副總經理任澎、原總經理助理林湧、原首席風險官李建國、原副總經理兼合規總監李海超先後離任。與此同時，多位幹部獲得了提拔，基本都是“老海通”。

比如，三位老將晉升為分管核心業務的副總經理，分別為原總經理助理、原董事會秘書薑誠君，原總經理助理潘光韜和現任財務總監張信軍。三人在海通證券均有20年以上的工作時間，分別成長自投行、自營、財務條線。

值得一提的是，薑誠君的董事會秘書職位，由卸任的副總經理裴長江接任。4月12日的這場業績說明會，正是由裴長江主持。裴長江1965年出生，2003年就已任華寶興業基金首任總經理，是“初代”公募基金負責人。此次與薑誠君對調，是為“一正三副”讓出了一席。

2024年1月，裴長江又卸任了海通資管（上海海通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但截至目前，他仍是富國基金（海通證券為第一大股東）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

接任首席風險官的，是海通證券稽核部門負責人侍旭，他於1999年加入海通證券，從職員逐步成長為部門總經理。

新任合規總監趙慧文是監管出身，曾任證監會稽查局幹部、副處長、處長，發行監管部處長，證券基金機構監管部處長。在加入海通證券前，任東興證券副總經理、首席風險官、合規總監。

潘光韜、張信軍、侍旭、趙慧文都是“70後”。即便大多已經年過五旬，但他們的走馬上任，也被市場認為是海通證券幹部年輕化的變革動作。

當然，這些專業幹部2023年的薪酬都在百萬級別：薑誠君197.74萬元（另有遞延薪酬140.27萬元），潘光韜197.26萬元（另有遞延薪酬126.15萬元）、張信君185.51萬元（張信軍126.52 萬元）、侍旭115.18萬元（另有遞延薪酬40.67萬元）、趙慧文95.63萬元。

雖然趙慧文是其中唯一不足百萬的，但已經比其前任李海超（同樣證監會背景）2022年79.20萬的年薪高出不少。

為甩掉的包袱買單

人事的巨變驗證了一個常見的規律：在公司業績出現波動的時候，往往是人事布局的節點——改變的阻力更小。這個時候，技術幹部拿不出業績的談判籌碼，“老人”容易萌生退意，管理層也可以將“改革”作為提拔新人的理由。

但回到問題的更底層，2023年海通證券錄得本世紀最差業績，背後的原因是什麽？在4月12日的業績說明會上，海通證券方麵除了宏觀和行業等籠統因素外，特別給出了“公司境外金融資產估值下降幅度較大”“公司財務成本受歐美央行連續大幅加息影響，同比大幅增長”等理由。

這些理由，進一步做實了市場的判斷：海通證券2023年業績巨震的最重要原因，是在為其境外實體海通國際（0665.HK，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在港股的退市買單。

國際化一度是海通證券的核心策略。2008年，海通就已設立海通（香港）。2009年底，海通(香港)收購香港老牌上市券商、周大福鄭氏家族控製的大福證券，更名為海通國際，“變相借殼上市”，這在當時曾開創中資券商收購香港券商的先河。

到2024年1月11日，海通國際從港交所退市，整整十五年。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退市的整個過程非常快。2023年3月28日，海通國際發布2022年財報，淨利潤虧損65.41億港幣，按照當時的匯率是58.42億元人民幣。

海通證券財務總監張信軍當時就給出了“官方”解釋，海通國際巨虧原因有三：香港IPO和證券交易市場的不景氣，導致相應的收入下降15.4億港元；投資虧損，包括股票和債券投資虧掉34.4億港元（特別是不斷暴雷的中資地產公司美元債），私募債權與股權投資和另類投資估值損失16.5億港元；以及抵押品減值的15.9億港元。

簡言之，就是“開源節流”的反麵：收入萎靡，資產縮水，投資還虧了。而且，隨著美元利息的持續高企，債務成本的壓力亦如劍懸頂。

管理層一開始似乎還想救場，解決告急的資金壓力是最核心的問題。2023年初，海通國際已經向銀行財團貸款160億港元。再想拿到一筆新的貸款，困難不小。

大股東隻能直接下場。先是海通國際向母公司發行一筆2億美元的次級永續債，後是2023年3月28日這天，海通國際啟動“10供3”的供股計劃融資（現有股東按持股比例認購新股）。

實際上，也隻有大股東願意接盤。正如海通國際在公告中稱“公司其他股東的支持相對冷淡”，“10供3”供股計劃募集的11.6億港元中，10.94億港元來自海通證券。這一舉將大股東對海通國際的持股比例，從67.92%增加至73.40%。

這已經接近這種注資方式的上限，按照港股《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維持最低25%的公眾持股。

但外部市場並沒有好轉。而且使得2022年虧損的幾大因素，在2023年有增無減。

即便海通國際資產管理部主管及董事總經理王勝祖在年中接受彭博采訪時候表示，海通國際已經在不斷減低對中資房企美元債的敞口，並將資金轉移至美國長年期國債或投資級別的債券。但這樣的騰挪，既需要時間，更需要資金。

而且市場的“新雷”不斷，在繼續虧損的預期下，海通國際維持上市公司地位其實已經沒有意義——公開募資功能幾乎喪失，融資信用完全依賴母公司，而且還要承擔上市公司嚴苛的披露義務、繁雜的法規約束和以及高額的成本。

私有化當然需要一筆資金。2023年8月，海通證券決定動用其境內自有資金，向海通國際的大股東海通國際控股注資10億美元。有了資金，9月海通國際停牌，10月提出每股1.52港元，相較停牌前0.71港元溢價114%的私有化方案，小股東自然樂見其成。

2024年1月，海通國際正式退市。

隨著海通證券2023年報的披露，這場閃電退市中一些更加赤裸裸的數字呈現在外界麵前：

2023年，海通國際虧損比2022年還多——淨虧損72.91億元人民幣。假設海通國際沒有退市，當這樣的業績公布時，在異常衝動的港股市場，勢必會引起驚濤駭浪。

這也更好理解海通國際被退市的決策了。當業績無力回天，上市已經成為負擔甚至枷鎖的時候，將海通國際私有化，利用母公司慢慢地，更重要的是默默地化解積累的債務和問題，正是海通證券最後的選擇。

但任何的選擇都有代價。

財報顯示，2023年海通證券“境外業務”營業收入7.8億元，但營業成本卻高達67.64億元，毛利率是“驚人”的-766.98%。而作為下場私有化海通國際的子公司海通國際控股，更是在2023年錄得巨額虧損81.56億港元（按照財報期末匯率約為人民幣75.36億元）。

下場退市的資金，轉化為了母公司海通證券的巨額成本，進而大幅拉低了盈利，最終讓海通證券24年來淨利首虧，也讓2023年成為本世紀財報最差的一年。

所以，當為甩掉的包袱買單之後，現在海通證券不得不去麵對一場風暴。

並非輕裝上陣，依舊前路漫漫

私有化海通國際，這些成本花出去，就萬事大吉了嗎？事情沒有這麽簡單。一方麵，私有化後的海通國際，本身就“元氣”受損，如果市場基本麵沒有根本性的扭轉，2024年的止虧依然充滿挑戰。況且其境外的貸款、債務，還要繼續支付利息等成本。

海通證券很顯然對此是有準備的。在4月12日的業績發布會上，總經理李軍談到了海通國際下一步的計劃：完成私有化之後，“將持續加強集團化管控，深入推進母子公司各個業務條線和中後台職能條線的一體化經營管理，促進海通國際恢複自身良性循環發展能力，提升盈利水平。”

這其實意味著，海通國際甚至還可能需要母體繼續輸血。

另一方麵，商業本就是不進則退，海通證券本身的業績增長充滿了未知數。從海通證券2023年財報來看，券商的核心業務財富管理、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三大板塊，營收較上年都在下降的同時，毛利率還在收縮——賺錢少了，而且更難了。

其中，經曆了2023年降費、降傭的衝擊，海通證券2023年經紀業務股基傭金率同比下降 了7.4%。財富管理業務的毛利率，更是從2022年的67.43%直降到28.24%。更何況，如果2024年股票基金市場沒有特別的亮點，依靠交易的財富管理業務壓力不會降低。

海通證券將自營業務納入更大範圍的“交易及機構”板塊之中。

券商的自營業務就是利用自有資金投資債券、股票、基金等資產，自擔風險，自享收益。在當下的市場環境下，自營業務已經成為不少券商最重要的利潤貢獻部門。但反觀海通證券，其交易及機構業務已經連續兩年營收是負數。2023年營業收入-29.24億元，而且還有25.66億元的營業成本。

投行業務是海通證券的優勢領域。特別是IPO業務，2023年成績不錯。就募資金額排名，當年海通證券A股IPO承銷22家，累計規模466.15億元。這是全市場排名第二的好成績，雖不及中信證券的500.33億元，但比排名第三的中信建投的394.02億元也高出不少。

科創板IPO的優勢更突出。2023年海通證券完成的22家A股IPO中，有10家是在科創板上市的，募資總額379.70億元，全市場排名第一，比第二名的中金公司募資總金額多出164.61億元。

但這樣的業績也是有代價的。其科創板業務的優勢的另一個側麵，是海通證券在的投行業務領域相對較高的風險偏好，敢為敢做。這可以帶來更高的收益和更多的項目，但也多次觸及了監管紅線。

僅上交所，就在2023年6月、2024年1月兩次針對海通證券發布監管函。2023年6月的監管函件明確提出，海通證券的惠強新材、明峰醫療、治臻股份三個項目，保薦核查工作履職盡責不到位。

2024年1月的監管函，更是直接點名海通證券投行核心人物薑誠君及海通證券內核、質控兩位負責人。不僅給予上述三位人員監管警示，還明確要求“海通證券主要負責人攜帶有效身份證件到本所接受監管談話”。

保代更是被頻頻點名。僅2024年1月，海通證券就先後有陳城、景煬、晏瓔、謝丹四位保代被深、滬交易所通報批評。在監管“長牙帶刺”的大環境下，投行業務增長更加不易。但更大的壓力，來自IPO數量的壓縮。

2023年“827新政”後，“合理把握IPO、再融資節奏”“階段性收緊IPO節奏”成為主流。2024年初，監管“特急”調研券商IPO承銷保薦項目費用，投行降費的討論更是甚囂塵上。春節前，證監會“換帥”，IPO審核進一步收緊——截至4月12日，A股新發IPO僅34家，去年同期是86家。

這意味著，券商不少“儲備項目”可能到不了IPO這一步。

當然，作為老牌頭部券商，海通證券36年的曆史，幾乎與中國證券市場同齡。無疑，海通證券作為市場的“幸存者”，過去已經成功穿越過幾輪周期。但這次風暴，可能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