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連載）沉眠滿洲國：第二十章（1-2）
第一節：
二十年代初俄共(布爾什維克)創辦的一所專門培養革命幹部的政治大學，簡稱“東方大學”。
1921年10月21日正式開學。該校的主要任務是為蘇聯東部地區，培養民族幹部；為東方各國，培養革命工作幹部。學生來源多數是農民和工人，也有一些學生、職員和知識分子。該校學製初為七個月，後改為三年。由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該校最高領導機構。
學校設有黨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會運動、經濟、行政法律等係。二十年代中期，學校分為蘇聯東方部和外國部兩個部。外國部設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和俄文七個班。中國共產黨人瞿秋白，曾在中文班主修社會學課程。
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學創辦，東方大學的部分教員和中國學生轉到中山大學。
1930年中山大學停辦之後，東方大學重新開設中國班。
1937年，東方大學分成兩個獨立的單位： 一個是隻收蘇聯學生的“東方大學”；另一個是隻收外國學生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研究所”。
1938年，東方大學停辦。
蘇俄兄弟黨的黨徒，隻要進入到蘇俄土地，特別是高級幹部，即使不在敵後工作，隻要時間允許，都要在這裏經過或長或短的培訓，成為克格勃的外圍成員。即：被克格勃掌握的人員。
道理很簡單，所謂共產國際，其實就是蘇維埃的“武裝赤化全球工作部”，直接被蘇俄暨克格勃控製，這樣的表麵國際化機構，隔斷了與蘇俄的直接聯係，也避免了蘇俄外交上的被動。。。。。
貴族出身的波波洛薩夫，是藝術家的後代，骨子裏充滿了浪漫和激情。十月革命以後，他在莫斯科大學哲學係輟學，投筆從戎。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作訓偵察專業。
之後陰差陽錯的被分配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克格勃總部），做諜報人員潛伏與滲透的專項研究。
1925年波波洛薩夫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一份《關於蘇維埃現階段防奸反諜工作的建議》，受到內務委員會主席、蘇共最為受人尊敬的領袖捷爾任斯基的讚許，調入保衛局政治部，晉升為蘇聯紅軍中校軍銜。1929年初，波波洛薩夫受克格勃總部的派遣，以蘇聯紅軍上校軍銜和教授身份，轉入共產國際設立的“蘇維埃東方大學”，成為共產國際最傑出的間諜理論教官。
蘇維埃東方大學，表麵是蘇俄為兄弟黨培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幹部，其實是蘇俄克格勃嚴密控製下的徹頭徹尾的間諜培訓機構。清高而自負的波波洛薩夫是個極端主義者，他極其崇拜捷爾任斯基，對捷爾任斯基的言論視為真理，捷爾任斯基：“……我們現在不需要公道，現在是麵對麵的戰爭，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我們代表的就是自我組織的恐怖主義，……實施恐怖政治，逮捕和消滅階級敵人，消滅他們在革命前所的扮演的角色，消滅他們的階級聯盟，消滅他們的肉體和精神……”的這類極端言論，他能大篇幅的背誦。
波波洛薩夫又是個非常冷靜和富於理智的人，對捷爾任斯基的崇拜，絲毫沒有動搖他對間諜培訓的理論基礎與原則。所以對東方大學的所謂“間諜培訓”極其蔑視，甚至為自己在這裏工作感到恥辱。他堅持認為：間諜是天才，企圖依靠後天技能培訓，是培養不出來間諜的。特別不經過嚴格遴選，隻憑所謂“革命覺悟”，便給予培訓並授予使命，這樣的人政治上或許可靠，但對使命來講是最不可靠的，因為首先違背了“因人施教” 的間諜培訓最基本原則。
波波洛薩夫把間諜作為科學研究，頗多的怨言和教學中的極大熱情，交相輝映的存在著：真正的間諜，分為指揮和行動兩類。從事間諜網與間諜配備的設計（包括間諜身份製造和滲透潛伏方式的天衣無縫），並於無形中敏銳的捕捉到情報（包括合理的分析而不是牽強附會的猜測），是指揮類的高級間諜；而實施潛伏滲透，直接獵取情報與傳播假情報的，是行動類的低級間諜。
“間諜研究與教學，需要冷靜、智慧並尊重生命的天才學者來充任，而這些人恰恰又做不了間諜。”波波洛薩夫非常有自知之明，他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個優秀的從事教學的間諜專業教授、更是學者型的天才間諜院校領袖，但恰恰就是做不了間諜：“誠然我沒有鋪設間諜網這樣高級間諜能力，也不適合身臨其境去實施低級間諜的行為，但我能教導我的學生，懂得生存第一的原則。犧牲是間諜最為無能的手段，根本就不崇高，也是低能的必然結果。而把肉體消滅作為主要手段，根本就不配做間諜，是恐懼對手強大的懦弱，最多是個屠夫。隻有我的學生，才能真正的理解：想要戰勝對手，首先要尊重的對手，重視就是起碼的尊重。一個高超的間諜，首先掌握的不是專業技能，而是要具備職業意識和思維。意識高於一切，是訓練的根本出發點。”
波波洛薩夫堅持認為：間諜的最高形式，是間接獲取具有戰略價值的情報，這關係到國家的政策和外交，直至軍事的布局和行動，而這樣的情報多是在雜亂零碎和不著邊際中，以敏銳的直覺搜集拚湊，加以邏輯判斷形成的。任何手段獲取到的直接戰役或戰鬥情報，都是以暴露和犧牲為代價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間諜的身份可以不是紳士貴族，但絕對不能成為暴徒鬥士。
直接獲取到的情報，雖然準確但戰略價值有限，對長期潛伏的間諜來說，又是最為致命的。
第二節：
蘇維埃東方大學都是隨時安排學員，從未有人獲得畢業證書，更沒有人曾在這獲得過學位。 絕大多數學員的國家，都是處於被占領或者戰爭狀態，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其實是逃亡到蘇俄的。
在波波洛薩夫看來，“蘇維埃東方大學”就是隨機性極強的教導隊，連特工短訓班都不夠格；也是向敵人提供屠宰物的飼養場，學員被灌輸的無知無畏自以為是，死到臨頭渾然不知。這裏的大多數學員，特別是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學員，多是毫無培養價值的蠢豬；少許那些比蠢豬強一些的，也隻配作為一次性使用的攻擊死士。這些人進入新兵教導隊，就足以完成訓練。
極個別的優秀人才，不加係統培養和強化訓練便投入使用，充其量也不過是實施行動的特工而已。蘇聯紅軍從事偵查的少尉級軍官，就完全能夠勝任他們的培訓教官，隻要給予充足的訓練時間。
而蘇聯紅軍的上校，蘇俄絕無僅有的間諜研究與教學專家，來做這些笨蛋蠢豬的教官，在波波洛薩夫看來，這簡直就是對他的侮辱：“我說的他們聽不明白，根本就不具備交流的可能！”
莫如讓這些學員完成新兵集訓，再直接推向戰場，通過戰火的洗禮，若僥幸能幸存下來的，或許能成為一名優秀的中級指揮員，不超過師級可以勝任。他們的忠誠和勇敢，是難能可貴的。
可悲的是在號稱“大學”中鍍過金，如果能就此官運亨通，倒也不虛此行，而悲劇在於：他們的領導、領袖甚至他們自己，中魔一般固執的以為：在這裏得到了刀槍不入的符水和暢通無阻的隱身草，不自量力的從事他們根本無法勝任，甚至比穿越機槍封鎖的開闊地更為可怕的死亡任務。葬送是必然，存活並不是僥幸，而是屠夫們醉酒或者瞌睡的手下留情或者網開一麵。
波波洛薩夫作為軍人，特別是在當時蘇俄集權專製統治的環境下，也隻能極不情願的做著自己認為是在浪費時間、和蠢豬打交道的工作。可悲的是：他的領導和首長，已然成為蠢豬。
“蘇維埃東方大學”可以是為了對外掩飾，或者為了給予各個支部國家的信徒們些許安慰，雖然冠以“大學”的稱謂，是言過其實，所幸它的培訓內容，和新兵教導隊還是有嚴格的區別。
就是這些少的可憐的有用內容，教授過程也完全是違背科學的突擊性短訓，除了不係統，更多的為了短期的需要，把那些連掩護與生存的起碼技能都沒掌握的學員，終止培訓並派遣執行任務，或者直接被充當了一次性使用的“紅色恐怖”殺手、同歸於盡的死士。這樣連對特工起碼珍惜都沒有的草菅人命，事實上也是對那些嘔心瀝血的教官，極大不的尊重和嚴重的冒犯。
波波洛薩夫因此不喜歡別人稱謂他上校軍銜，更喜歡被稱呼為“教授”。而教官是“四肢強壯敏捷、技能出類拔萃”的代名詞，是和訓練軍馬和軍犬等同的工作，這些都與他毫無關係。
中共在這方麵尤為突出，那些奉調回國的，又多數被派去搞什麽遊行集會和暗殺、爆破等所謂的紅色恐怖活動。在行動中便被直接擊斃的，占了很大比例。暴露而僥幸逃脫的，甚至有被充當了作戰部隊的基層指揮員。培訓這些隨時可能被派遣的學員，波波洛薩夫更有一種飼養員的罪惡感。波波洛薩夫因為對中共高層使用間諜無知的憤怒，曾經一度拒絕培訓中共的學員。
波波洛薩夫的偏執和狂妄，遭院方嚴厲批評和訓誡後，隻任教半年，就被克格勃總部召回。
半年後的1930年初春，波波洛薩夫比以往低調許多的姿態，回到了蘇維埃東方大學任教。波波洛薩夫被克格勃總部召回前，盡管十分向往教學工作，但仍然多次態度強硬的和院方交涉：“間諜的行動培訓，我無力勝任，確切的說是根本就不勝任。我也更不擅長給蠢豬做屠宰前的育肥。我的特長是係統培訓，必須是係統的。換言之：由那些工匠般的教官，按照我的要求，為我的學生提供各種各樣所需要的技能訓練。我是要教會我的學生，把所掌握的技能，能夠融會貫通，並且要升華到作為間諜來使用的境界。也就是說：教官隻能教會他射擊，我的學生學會射殺，並不是為了剝奪別人的生命，而是在肉體消滅的過程中，取得間諜的收益。”波波洛薩夫甚至對少將副院長說道：“如果您聽不懂我的話，我就將無法執行您交給我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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