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過的地方-安國大樓-1955~1969（下）

西樓解放前每層三戶，我們搬進去的時候改成每層十戶了，也就是一戶人家一間房間。廚房衛生間三戶合用。 三樓有一家很特殊，占了三個房間單獨的衛生間和廚房。鄰居私下說他們是享受特殊待遇的歸國華僑，人家美國的公寓，客廳和臥室都是分開的~

那陣子提倡人多力量大，家家狂生孩子，我也添了四個弟妹，住房顯得逼冗。老媽把陽台封成臥室還是擁擠。局裏增配給我們一間七樓廚房邊的傭人房-七平方米。一到黃昏，我和妹妹從二樓的家走下西樓梯，在走上東麵的樓梯到七樓的“臥室”，手裏一本書，好像如那家歸國華僑那樣的感覺良好。

盡管如此，五十年代期間，我家的住房條件是令人羨慕的。有煤氣，抽水馬桶，浴缸。二十四平方米的房間，打臘地板落地鋼窗和陽台。陽台的欄杆很高，國慶節五一節，老媽把桌子搬到陽台，用繩子把我們幾個孩子綁在欄杆上，看天上變幻的雲，看地上的大遊行。

冬天下去大院子玩就少了，家裏總是冷得要命，暖氣管從沒工作過。小時候無聊，對著管路接口處吼叫，結果六樓的孩子回應了，從此沒有電話也能在暖氣管道口那裏褒“暖氣管路粥”，這個發現使我的樓上孩子增添了不少樂趣，有一陣子四樓的孩子也加入，成了三方會議。

到了傍晚，周圍數百居民帶著躺椅板凳從周圍各條弄堂裏出來集合在大樓下乘涼享受穿堂風，從陽台上望下去，幾百人的納涼，煞是壯觀。人們大聲聊天，吹口琴唱歌，我們樓上住家沒有一絲“受噪音幹擾”的想法。安國大樓的人不參加乘涼，樓高招風，沒有電扇沒有空調也沒有苦夏。

安國大樓是海運局宿舍，雖然職位的高低注定了住房條件的級別；西樓人家，每隔段時間可以領到免費的地板蠟-烏糟糟的一塊。共享的待遇也有，夏天氣候一到35度，就發冰塊，也不知道居委會哪來得經費。大家拿了去冰鎮西瓜。可惜那三十五度不會超過三天，就要刮台風下暴雨。小三樓底層人家夏天常被大水淹沒半尺深；東三樓這幢老式的木結構辦公樓，走道成了各家的廚房，隻能在門口架煤爐燒飯，很有火警隱患。 雖然住房條件不平等，鄰裏關係卻很好。鄰居北方人多（北方軍人南下），女個個會做饅頭，家家有蒸籠擀麵杖。我老媽也學了好幾招，比如在饅頭上麵加顆棗子。

到了一九六六年夏末，氣氛突變。 那年暑假（後來整整放了兩年半）的一個中午，隻聽到“咚咚”兩下，隨後一陣尖叫的人聲。我從陽台探頭一望，樓下欄杆外麵聚集了一堆激動的人群。我拔腿奔下樓梯，隻見大樓前躺著兩個衣衫齊整的人-一對住在八樓的夫妻，有三個孩子。

女的衣衫齊整，臉色蠟白，沒了呼吸；一位鄰居大嬸哭天喊地撲到女的身上：大妹子，你怎麽會想不開呀~。

而那男的，皮帶斷裂成幾段，七孔流血，不斷地抽搐。我嚇呆了，目不眨眼地盯著那個男人：“還活著！還活著！你們救他，救救他呀~ ”大人們無奈地搖頭，不過幾分鍾，那個男的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救護車拉走了兩具死屍。這是安國西樓幹部住家中第一對自殺的，據說他們家是第一家被批鬥抄家，覺得沒臉麵了，寫了遺書,要三個孩子聽黨的話，到農村去。遺書邊還有一張存折。夫妻倆吃完了最後的一頓午餐，手拉手跳了樓。

那天晚上我和妹妹去七樓睡覺，一路上去，一路腿打顫，碾轉一夜沒合眼。

連續三天無眠，我覺得自己病入膏肓，抱著“住院治療”的思想準備去海員醫院看病，那醫生用憐惜的神情看看我，開了安眠藥方子就打發我回家了。那是我第一次吃安眠藥，十四歲。

沒不久，五樓一家男人喝硝鏹水自殺，被救到醫院，醒了頭腦，對醫生哀求一句：救救我~。之後再沒醒來。要是說八樓那對自殺給我留下視覺上的強烈震撼，那麽五樓這位男人的自殺則是心靈上強烈的震撼。那家男人長得魁梧高大，女人溫柔嬌小。每當周末，女的就穿上好看的旗袍，和男的手牽手，提著竹籃去菜場買菜。我那時候小，就想，等我長大了，找個丈夫也要這麽恩愛，甚至幻想自己可以嫁給他們的兒子誌強。誌強大我三歲，我九歲住院開闌尾炎的時候，他還看過我。有次兩個男孩子攔住我嬉笑著搭話，誌強拔拳相助，寡不敵眾，被按住腦袋到牆上，而我卻像一個小叛徒那樣逃跑了。

某天，聽到樓梯傳來哀號，那是五樓誌強家從殯儀館回來。我疾跑到樓梯口，那平時穿旗袍的漂亮媽媽被人抬著上樓，衣服不整一臉絕望，已經嚎不出聲了。我那朦朧暗戀的誌強悲憤得像個成年人。第二個月，十七歲的誌強就上船當了水手養家活口。

此後，再聽大人們說誰誰跳海自殺，就麻木多了。我白天有些遲鈍，夜裏卻特別敏感，眼睛一閉就是各種慘景慘聲。驚恐像一隻拳手，握著我十四歲的心，不肯放手，從此常和安眠藥為伴。

隔壁那家伯伯是船長，他妻子被說成破落地主，罰她掃樓梯和院子。她有時對我媽媽流淚：我苦~小時候童養媳，現在怎麽就成了地主婆？她得過癌症，以前夏天讓我們小孩看她的刀疤，掃地她肯定力不從心，她丈夫就和她一起掃。

不久老爸也被批鬥了，把我一本正經地叫到小房間（以前的陽台），告訴我他是愛黨愛國的，他不會走絕路的。說我是老大，以後他不在家的時候要照顧好媽媽和弟妹。

老爸被批鬥，被遊街，我卻沒有怎麽震撼。因為這個時候，西樓家家戶戶一樣的遭遇，也因為我知道老爸是倔強的。他後來送到南匯的幹部改造所（？名稱忘記了）種地。

我和妹妹們幫媽媽用毛線鉤帽子賺錢，一天每人要完成三頂帽子的任務，最小的妹妹隻有七歲，因此成了高度近視眼。

六八年，我進廠當了磨床工，那年十六歲。

為了預防帝國主義侵略，很多廠搬遷到大三線，就是內地。第二年我們廠搬遷到小三線，就是上海郊區。於是,十七歲的我，告別安國大樓，住進了郊區廠的宿舍。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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