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夏天，我結束在瑞士三年的工作和生活。那時我並沒有確定下來下一步去哪裏和做什麽，幾個分別在亞美歐洲的工作都還在談判進程中。未來的不確定和更多的可能性讓我既小小興奮又有些惶惶然；驟然從規律的工作生活中脫韁而出又帶來自由和壓力、輕鬆和緊張、以及身閑和心忙的混合滋味。終於不用再每天醒來去做“ supposed ”該做的事，可以放縱地做“想”和“喜歡”的事；但沒有明確的責任或哪怕是無聊的事務清單，日子又變得奇怪的輕。
自從上小學以來，便遊走於學校和工作單位之中；從一座圍城轉入另外一座圍城，在每一座圍城裏經過了解、適應、發展和退出的輪回。這麽一輪輪敲打下來，逐漸變成心有不甘地被製度化了的職業人，裏裏外外便如拚裝的電腦：行頭齊備，功能眾多，不停升級，存在的意義就是接受和處理指令，勤勤懇懇做出來的 doc. , xls., ppt., pdf. 等等等等大多在上位者一念之間拂塵般棄置 。
我不介意隻是一台或另一台龐大機器內部上不了台麵的小小零件，但我害怕有一天我會被打磨得失去獨立思考和挑戰教條的能力。我不反感製度化的工作和生活節奏帶來的簡便和安心，但繼繼續續在既定的製度下按照被分配的目標來安排每一天，我擔心有一天我會除了滿足動物層次的需求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每一天醒來活著的目標。對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我不是厭倦，而是害怕；害怕我會，在掙紮中接受這按部就班，會逐漸，懶於掙紮。
可是自由，相當的昂貴，更要求劇烈得多的大腦活動。和其它很多我們渴望得到的東東西西一樣，我們在渴望和奮鬥得到時，很少去思考得到之後又怎樣。得到是一個瞬間動詞，很快就過去了；之後是擁有，或者失去，或者發生了變化的渴望。得到形式上的自由，在現在這個年代，是不難的；但是怎麽才是擁有自由，而不是從一種圈禁轉入另外一種圈禁？
揣著這些破碎的思考和感覺，我查漏補缺地把歐洲的一些邊角國家掃蕩旅遊了一遍。戴著離別的有色眼鏡，歐洲的一切都變得格外地親切可愛，和同遊的朋友之間的友情也格外地溫煦誠摯。夏天終於在陽光海灘、古城老樓、紅酒咖啡和眼淚擁抱中過去了。最後一站停在瑞典，森林農場的小龍蝦派對後我告別歐洲。
工作仍在排除、談判和選擇過程中，其中一個邀請我去波士頓麵談。姐姐正好在那裏，並有喜，父母大人的監護日程因簽證原因出現一個月的空缺。這麽著，我理由充分地直奔闊別三年的波士頓，開始生平第一次圍著廚房轉的專業保姆生涯。三周後，秋天差不多悄然穩駐時，我徹底抓狂，對廚房厭之入骨。對親親姐姐和外甥女無盡的愛還是以別的方式表達吧，在逃離波士頓的路途上，我想。
我在廚房的這段日子，美國的金融危機惡化到了另一個境界，開始演變成經濟危機，並蔓延到全球，用事實說明了沒有哪個經濟體具有什麽脫鉤性。經過這段時間之後，我也漸漸堅定了回國的決心，要回到我最早最想走出的圍城去，解除那個環境強加給未成年時的自己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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