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講話。
“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在中國恐怕無人不知，它早已成為“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精神的概括。
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和珠海。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成為坊間最流行的話語。
誰改了貓的顏色
“貓論”並非鄧小平原創或發明，甚至鄧小平本人從來就沒有說過“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話。鄧小平“貓論”的原文如下：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麽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都是些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劉伯承同誌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
鄧小平的原話中，用的是“黃貓、黑貓”，而非“白貓、黑貓”，這是為什麽？
答案是1976年3月3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題的中央四號文件。文件談及“貓論”的原文如下：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麽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
四號文件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文件，一個月後的4月7日，因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全國大規模批鄧，“白貓黑貓”由此全國知名。
1976年的四號文件是根據毛澤東多次講話整理成文，當時毛澤東已口齒不清，但頭腦依然清晰。“黃貓黑貓”因為毛澤東的記憶出錯或記錄者的失誤變成“白貓黑貓”？毛遠新的回憶給出了清楚準確的答案：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隻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隻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麽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貓論”的時代背景
這一字的修改，意味迥然不同。“黃貓”“黑貓”都是中性修飾，不會有人認為兩種貓有好壞或優劣之別，而“黑貓”“白貓”則不然，在聽者潛意識裏，它很容易就先有了好貓、壞貓之別，再加上後麵的“都是好貓”，憑空有了不問手段是非隻問結果的意思。如果不管其完整原話和語境，特意隻拎出這句話來批，更會強化這種認知。
為何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貓論”如此反感？得先從鄧小平為什麽提出“貓論”說起。
1958年，中共為實現“大躍進”，在農村實施大規模的集體化，將20~30戶的農業合作社合並為鄉級規模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製分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分別對應今天的鄉、村、村民小組），實現生產、生活上的高度集體化，同時全國各地大煉鋼鐵，力圖實現15年超英趕美。
中國的集體化迅速重複了與蘇聯集體化遭遇的悲劇：1958年下半年全國轟轟烈烈推進人民公社化，1959年就爆發了持續三年的大饑荒。推行人民公社最積極的地方，後來都成為重災區。
1961年6月，象征生活集體化的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年末，部分饑荒最嚴重的地區為了活下去開始悄悄走“回頭路”：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為包產到戶，各級黨委默許了這種“反動”潮流，活下去比什麽都重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強行集體化的災難性後果逐漸讓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一線推進人民公社的工程師們頭腦降溫。雖然他們依然相信集體化和公有製，但開始認為，當時進入“先進”的人民公社的條件還不成熟，不如暫時搞包產到戶、責任田，陳雲甚至認為，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
但搞包產到戶、責任田，恢複農村自由集市，顯然與通過集體化走向共產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大躍進”期間的嚴酷的階級鬥爭，讓基層普遍負有破壞人民公社製度的擔心和恐懼。鄧小平的“貓論”就是為了打消這種心理。
領袖的公社情結
不過，毛澤東可不這麽看，鄧小平發表“貓論”幾天後，已宣布“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對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大為光火：“你急什麽？為什麽不頂住？叫我回來，你壓不住陣腳了？我死了以後怎麽辦？”
毛澤東當然會對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曆史倒退”大為惱怒。集體化、公有製是祖師爺馬克思那裏就有的主張，中共奪取政權後，先“土改”平分土地，接著動員農民加入各種合作社，最後又上交土地、牲畜，完成集體化，這是中共必然的社會改造程序，但相比其他戰友，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有特殊的情結。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默許態度，等於否定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
但1962年以後，全國各地恢複和擴大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人民公社被迫調整為“（生產資料）三級所有，隊為（核算）基礎”的製度，獨立核算的基層單位由公社縮小為生產隊一級，大集體變成小集體。雖然還是幹部指揮勞動，但規模的縮小，意味著瞎指揮的破壞性被大幅降低。
這種有限的休養生息政策延續到1965年時，中國的糧食、豬肉、食糖生產基本恢複到公社化運動前1957年的水平。
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嚴重損害了領袖的威望，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對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反思，明顯指向領袖個人。會後，毛澤東宣布“退居二線”。
還是黑貓、白貓那一套
人民公社的名稱雖得以保留，但在偉大領袖看來，它離真正的政社合一目標尚有相當距離。“一大二公”理想未能如願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
1966年5月，“文革”爆發，不久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支持“三自一包”成為其罪狀之一。1966年8月，毛澤東正式號召“農業學大寨”。1975年8月，已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向毛澤東提出要在全國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當然對此動心，但有百萬人喪生的教訓在前，他謹慎地將之交給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會上遭趙紫陽、譚啟龍等人激烈反對，毛澤東決定暫時擱置此議。
不過，“文革”後高層換上大批新人，他們大多缺少大饑荒時支付人命學費的教訓，對推進集體化頗為狂熱。鄧小平被毛澤東重新啟用代替病重的周恩來後，恢複了不少被打倒官員的工作。鄧小平自然成為“革命派”的最大阻力和障礙。
1975年，鄧小平對江青等人的攻擊毫不妥協：搞“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麽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麽東西作為動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貓論”成為了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誌。
上世紀80年代初，有位領導曾問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麽看？鄧小平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
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