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大右派為何永不能被“糾正”？問題出在鄧小平那裏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蘇聯的斯大林去世後，繼任的赫魯曉夫於1956年初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內稱斯大林是暴君、獨裁者，進而掀起了揭發、批判斯大林的運動。蘇聯對於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東歐國家的變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識份子為主導的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最為激烈。蘇聯為此出兵鎮壓，而中共則支持鎮壓。鎮壓導致2萬多匈牙利人死亡。
與此同時，毛和中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快速實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問題，引發了人民的不滿，特別是知識份子的不滿。毛不想放棄斯大林式的獨裁統治，因此擔心中國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是以決心消滅不滿情緒，特別是來自知識份子的不滿。
毛為此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賬”。毛甚至還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並允許罷工、罷課。
在中共的“熱情鼓勵”下，一些知識份子信以為真，開始給中共提意見；但是還有不少人對中共的“誠意”表示懷疑。事實證明，懷疑中共的人的判斷是正確的，因為那些相信中共而提了意見的人全部倒了黴。
在知識份子充滿熱情的給中共提出各種意見之時，毛和中共的屠刀開始舉起。1957年6月初，中共中央的黨報《人民日報》已悄悄開始變調，如6月7日的文章就說“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容動搖，社會主義方向不容模糊”。6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毛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宣布：“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役，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毛在這一天開始正式指揮反右鬥爭。
反右運動至1958年5月結束，其結果是：定為右派集團22,071個，右傾集團17,433個，反黨集團4,127個；定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為中右1,437,562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萬多，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萬多，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萬多。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很多人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教育，這些人和他們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學或參軍，他們也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等。
1978年，在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的努力下，99%以上的右派被“平反”，並恢複了當年的級別、工資等；但有五位中央級大右派卻“維持原案，隻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即便他們早已遠離塵世。他們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和陳任炳。是什麽原因讓他們“享受”如此特殊的“待遇”？不妨看看反右前他們都對黨提了怎樣的建議。
章伯鈞當時任交通部部長、民盟副主席，他真誠地相信毛和中共，不僅在統戰部召開的會議上向中共提出了批評，而且提出了“政治設計院”的構想。他表示，“現在工業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裏對黨委製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製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國務院開會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的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作。”……
很快，章伯鈞的發言被刊登在《人民日報》上，這成了其劃為右派之首的罪狀和定性材料。1958年1月26日，章伯鈞所擔的所有職務被撤銷，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殘酷的迫害。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其女兒章詒和在回憶父親時道：“劃右以後，他從一個忙碌的政治家變為孤獨的思想者。從此，靈魂在自己軀殼裏無法安放。”受父親牽連，章詒和在文革中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載。
而當時的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為了解除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擔心，便提出了一個辦法，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保證這一點，而且建議全國上下都成立這種委員會，不但審查過去運動中的偏差，為過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製止以後可能發生的對批評者報複的事件。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但本意是消滅知識份子中的“反黨份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方案。
反右開始後，在毛親自撰寫的社論中將右派的進攻，指向“章羅同盟”，而事實上，在民盟，章羅關係形同冰炭。然而，這並不妨礙羅隆基成為全國聲討的“大右派”。在淒苦中，羅隆基於1965年鬱鬱而終。
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成立平反委員會”並稱為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論的“黨天下”，來自於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
在中共的“真誠鼓勵”下，天真的儲安平也積極行動起來，不僅派出大批記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訪，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鼓動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還親自安排版麵發表了多篇措辭激烈的文章。6月1日，他自己還在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作了發言。
儲安平說：“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問題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麵。”
更讓與會者震驚的是，儲安平還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且甚為不恭地稱之為“老和尚”。“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他想向毛、周請教的問題是：“為什麽現在的國家高級領導人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
儲安平的“黨天下”言論和對毛、周的批評，不僅當時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而且隨後為其引來了滔天大禍。據說毛澤東一連幾天都沒有睡好覺。
反右開始後，妻子與儲安平離婚，子女與其劃清界限，同事紛紛“檢舉揭發”，批判與控訴鋪天蓋地，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久，他被免去《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並被打成了“大右派分子”。他在被下放到西山的一個農場2年多後，允許回到了家中。他在家關門讀書、寫字，除了幾個親近的朋友外不和外界來往。
可惜好景不長，1966年文革一開始，儲安平就被揪了出來，又成了批鬥的對象，不僅被勒令每天打掃街道，而且飽受了紅衛兵對他的打罵、侮辱。8月底，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9月後，人們再也沒有看見他的身影。公安部門曾組織了一個專門的調查組，尋找儲安平的下落。但兩年過去了，他仍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最後隻好作為懸案擱起來。是自殺、被打死、出家……至今仍無定論。
時任中央民盟委員、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因有“嚴重反黨言行”，被劃為大右派。其言行包括“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製止官僚主義？隻有民主！”“現在大家過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1957年遭到批判後，其病妻鄧世琳受驚嚇身亡，1958年4月，彭文應被撤銷一切職務，並取消原有的工資津貼，但他仍拒不認錯。1961年，其次子彭誌平自殺。1962年12月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死於上海廣慈醫院，終年58歲。文革時其墳墓被掘。
5個中央級大右派中唯一一個活著看到自己沒有被“平反”的人是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陳仁炳。1957年，他提出“反對鄉原態度，提倡賈誼精神”，而被曾任《解放日報》總編輯的張春橋在其寫的題為《陳仁炳的“另外一條道路”是什麽？》一文中點名，後來又在毛《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文中被點名。1990年去世。
除了上述5人外，曾在反右中發表驚世駭俗演講的北大林希翎的“右派”冤案，也直到其2009年去世也仍然沒有被糾正。
為何中共對於這6個人如此特殊對待？除了他們反對一黨專製的“反動”言論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麵否定反右，因為當時鄧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還積極主張擴大打擊。他自知罪責重大，若全麵否定反右，鄧小平自身也難免被追責。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參與當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為了各級部門的實權人物，他們害怕自己被追責。
如今，當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人早已做了古。或許，在這些人走完人生的最後一刻，他們才明白，是誰害得他們這麽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