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 [野史亂彈]我親曆的“大躍進”（修正稿）
作者：貴州老高 提交日期：2008-1-20 21:41:00
??我親曆的“大躍進”（修正稿）
高致賢
按：本文初稿分段發表後，得到版主關懷，網友重視，回複中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見。有網友說原帖中的一些回複胡攪蠻纏，影響閱讀。建議我另弄個版本再發一次，以便有個完整概念。我采納了這個建議，重發此修改稿。
當我國的經濟建設正邁上正軌之時，不免讓我想起“大躍進”前後那段日子的轉換，姑且稱之為“向左轉”吧！
因新舊政權交替，1950年家鄉鬧過一段時間饑荒，全由人民政府普發救濟糧來度過。我們家雖未完全斷炊，也曾經領到過救濟大米，用於煮稀飯度日。那是我有生以來唯一吃過的一次政府救濟糧。
土地改革後，農業生產很快發展起來。農業生產上的互助組，合作社，也相繼建立起來。1956年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立之前，多數農民的口糧已自給自足了，我家有了餘糧，多吃半年是沒有問題的。人們可以敞開肚子吃個飽，不需限量下糧分飯吃了。
然而，隨著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策後，高級農業社的建立，懶漢有機可乘，農業生產開始下降，至少是停止了發展勢頭。1956年秋天，我考取了畢節師範學校，對農村情況就了解不多了。
夥食全由學校免費提供，每月生活費6元，一日三餐：早餐，雞蛋花稀飯，佐以油炸花生米；正餐，四菜一湯，全係葷菜，不定量，吃不完。節約下來的夥食費還給學生發襯衣、雨傘等。每餐飯菜都是現煮，吃剩的就作為豬飼料，或送給附屬小學的學生食堂。
整風、反右運動開始後，教師半天上課半天開會；學生半天讀書半天勞動，稱為半工半讀。校區內的荒地被開墾出來種上蔬菜和玉米。
我們初師部的學生不參加老師們的政治會議，但可以看老師們貼出來的大字報。
管夥食的何姓總務主任的貪汙、腐化問題被揭露出來了：他進一趟縣城就要花十多元錢，相當於兩三個學生一個月的夥食費；說他和一個女學生有男女關係。於是，引起全校學生的極大憤慨，我們班的學生更是憤恨，因為那個女學生就是我們班上的。學生參與寫大字報，很快就將那個總務老師逼得跳下深坑自殺了。
反右運動結束，還有授課權的老師已經不多了，師生都隻能按國家定量購買口糧了。雖然每月供應男生36斤，女生30斤，今天看來已不少了，可因副食品缺乏，總是不夠吃。雖然在此之前也是定量供應的，但不夠吃時可以向國家糧庫多購。
反右之後，政治一過硬，再不能超定量供應了。但因反右鬥爭取得“偉大勝利”，如果說國家供應的口糧不夠吃，那又怕被戴上“否定反右鬥爭取得的偉大成果”的政治帽子。但1000多學生天天要吃飯呀，糧食已實行國家統購統銷，市場上沒有糧食賣，新上任的革命領導班子，尤其是接任那自殺的總務主任的班的新主任，更是千方百計不使學生分飯吃。為此，學校想了許多辦法：
一是大搞瓜菜代。將師生自己種的糧食果蔬補充食堂，但一年的勞動成果，幾天就吃光了；
二是大加豬油。民間有“多買油肉少買米”的節糧經驗，當時市場上還可以買到豬肉，於是，學校多買些熟豬油，把飯蒸熟後，將熱化了的豬油汁從飯甑口上灌入飯中，飯上全是油膩，學生們吃得很香，還是節約不了多少口糧；
三是多加蔬菜熱飯吃。民諺說：“熱飯三年，買塊大田”，意思是，加些瓜菜湯水與飯混合熱吃，可以節約口糧。可學校熱了飯，學生們吃得更多，照樣無濟於事；
四是買碎米。口糧不夠的問題反映到地委，地委指示，由學校所在地的縣裏供應學校一些碎米，每斤大米指標可買3斤碎米。學校又吃了段時間的碎米飯。大躍進開始，其它單位爭買碎米的人多了，學校就買不到碎米了；
五是紅薯代糧。紅薯也屬口糧類，但一斤糧的指標可買5斤。紅薯與大米混蒸，第一二頓，覺得很甜，可多吃幾頓後，學生們就爭看刮那粘在紅薯上的米飯吃，因而產生搶飯糾紛。……
為體現反右運動和“大躍進”的勝利，為學生不分飯能吃飽的問題，學校千方百計、苦掙苦紮，終是無濟於事，最後不得不采取按口糧定量分飯到人，不管你夠吃不夠吃了。
學校實行按量供飯製後，飯不夠吃，我們餓得心慌意亂，已無心聽課了。我便約起我的一個好友，夜間去偷吃我們自己種的蘿卜，結果發現地裏已被別人偷了很多，因為是監守自盜，大家都處於饑餓難當之中，誰也不去管誰。
為彌補反右以後的教師空缺，我們提前一年畢業了。我被分配到瓢井區中心小學工作。
上班前的這個暑假是回故鄉度過的。那時，農村已辦起了人民公社的集體食堂，農民家中糧油肉蛋，全部無償地交公。回到家鄉，不但吃飯不定量，而且不開錢。農民也像軍隊一樣，後勤、前線嚴格分工，炊事班管做飯，其他社員管生產。與軍隊不同的是，吃飯可以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裏都可以吃。理由是，都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隻要是人民中的一員，還分什麽你我？走進哪個食堂都可以吃飯，一天吃幾頓都可以。所以，有的社員趁此偷奸耍懶，不參加生產勞動，到處巡回混飯吃。
農民家裏積蓄幾年的生活物資，通通獻給了公社食堂，農村勞動力都集中精力大煉鋼鐵去了，隻有老人帶著小孩兒搞秋收，地裏的莊稼沒有能夠完全收回來，爛在地裏了，公社食堂盡量吃的“共產主義生活”成了曇花一現。
我到瓢井區中心小學報到後，被安排在區委機關食堂搭夥，每月9元錢的夥食費，雖說剛去掉工資的一半，但因吃飯不定量，比在學校食堂好得太多了，所以我們這些剛出校門的搭夥者都十分高興。
學校沒有上課，我被抽調到區委（當時還沒有改稱公社）工作組，立即安排下鄉。我被派到興隆公社——也稱管理區，任務是督催農民日夜加班砍伐林木、燒炭、煉鋼鐵。一個個原始森林毀於我們的督促濫伐之下，還不能滿足於“超英趕美”煉鋼鐵速度的政治需要。於是，區委指示：社員實行軍事化管理：小孩送到學校或幼兒園，老人送進“幸福院”，青壯年統一住進民兵團，男女分開，集體食宿。騰空出來的木架房，便將木料拆來充木炭煉鋼鐵；土高爐燒出來的“鐵狗兒”（不合格的生鐵）不夠充數，就將農民家中所有的鐵器搜來充當公社的上交任務。
學校開學，我從工作組回到學校，但沒有上課，仍是帶著學生去挖鐵礦、建土高爐、煉鐵，也燒出些“鐵狗兒”來。
當時讀書不受年齡限製，農村連十五六歲才發蒙的都有，學校發起“少年超甘樂”的運動，把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也組織出校去參與土法煉鐵的“人民戰爭”，哪怕隻能揀小塊礦石、運1斤木炭的，也投入到“螞蟻搬家”的“人民戰爭”之中。教師成了煉鐵的大爐師，哪怕1斤可用的鐵也沒有煉出來，“火線入黨”的人卻不少，受到批判鬥爭（當時稱為大辯論）的師生也很多。
大煉鋼鐵告一段落後，學校終於複課了！
我擔任六年級的班主任，相當於今天的包工頭。公社劃一片土地給學校，我整天帶著學生到一個叫做馬馱子的地方去開展深翻土地運動。
土地適當深耕可以增產，政府就指示越深越好。我們像挖戰壕一樣，將耕地挖去一丈多深，搭著木梯把地底下的死泥土背上來，把原種活的肥沃表土壅到地底下，表土不肥沃，莊稼長不好。
深翻土地完成後，我們又在土裏種小麥高產實驗地。針對過去種大稀秧的習慣，有人提出適當密植可增產，於是政府號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命令我們帶頭搞樣板地，總結經驗，大力推廣。要求每畝下種100多斤，其理由是種一收百便可收10000多斤，誰也不敢反對，稍有半點不同意見，便要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們開始用點播，種子用不完，改為撒播，幾手鋪滿一層，還是用不完，結果有個平時俏皮搗蛋的學生立了“功”：他用撮箕抬起麥種往地裏倒，有的地方堆了一層，終算完成了下種任務。
麥芽發出來，因不能透風，很快就被漚死，我們又帶著學生去間苗，拔了一次又一次，剩下百分之幾，仍然密不透風，人工幫助排溝，也有許多麥苗被漚死，未死的也抽不出穗來。但也要上報“大增產”；
增產多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們不敢報，也沒有誰驗收。但有的實驗地是經過召開現場大會驗收的。驗收得到了大“增產”。有參加驗收會的同誌告訴我：鄰區有人將幾畝田裏已成熟的水稻移植於一畝田中，使植株密不透風，稻穗上擺雞蛋也墜不下去，怎不增產？可是。該公社的糧食產量還是“增”不贏我在的區（公社），為什麽？虛報。
當年使用的是搖柄式電話，同個方向的單位共用一條電話線，用鈴聲的次數和長短來區分所要的單位。如一長兩短，是甲公社的，兩長一短，是乙公社的等等。同條線上通話，可以互相兼聽。我們那邊是三個大公社同用一條電話線，縣裏一搖電話，三個公社的電話鈴同時都響，憑鈴聲的長短次數來區分要哪裏的。各公社每天向縣裏報一次糧食產量的收獲進度，長石和瓢井同在一條電話線上，長石是先進公社。為當先進，聽人說，每次瓢井都讓長石先報糧食產量，並偷聽長石所報的數字，而後比長石高報一些。當晚縣裏公布評比結果，瓢井的名次總是在前；長石不服氣，次日再報高，瓢井如法炮製，結果不言而喻，長石不服氣，再提高數據，仍然比不過瓢井。當時的糧食產量就是這樣“提高”的。
我曾被抽到公社辦公室去參與一些上下聯係的工作，開始時，我不懂竅門，還下到基層去收集數據，可上報時，數字必須經公社值班領導人批準。費氣吃力收集的數據，常常被領導人一句話就否定了，隨後定個數據上報。於是，我學“巧”了，白天不必下去收，到晚上要上報前，請示領導給個數據就如數上報了。
工作上的先進，就看同一項工作誰先進行，誰先完成，不管客觀條件如何，都得齊頭並進。我縣山區，山高穀深，海拔從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縣低窪地方秋收工作開始時，我們那裏的包穀棒子才蔫須，正好燒嫩包穀吃，可公社下令搶收，學校放農忙假，參與社員夜戰收包穀。因為包穀尚未完全成熟，至少還要一個月才能收得，所以，僅提前秋收這一項，便要減收不少，可上報的數字還是“大增產”的。
不限量、不收錢的“大鍋飯”沒有吃多久，農民幾年積蓄的生活物資便被揮霍個精光，為給集體食堂撐門麵，普遍開展捉“糧食鬼”運動。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飯不夠吃，必是糧食鬼偷了糧食。於是，一場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櫃的搜索食物運動開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糧油肉蛋等食物的，統統定為“糧食鬼”，食物全部沒收外，還得加以殘酷鬥爭，有的還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強行管製勞動。
早收造成大損失不算，還要搞個早種造成大減產。
為爭先進、當標兵，我們下種也不落後，繼大年三十在工地上過“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過“革命化的春節”作備耕。1960年的元宵節就破冰下種栽包穀，種子被凍壞了，穀雨節後不見苗，被迫補種或重栽，農民已餓死不少了，不死的也無多少勞動力了，一直補種到六月，這還有多少收成？ 一個“很先進很紅火”的公社書記也不得不承認1960年地裏的野草高過包穀株，耗子在地啃包穀也要跪著。但上報的糧食產量還是“大豐收”的。
1960年，是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中餓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進的長石公社已經開始餓死人了，但誰也不敢說。我們原就餐的機關食堂並入人民公社的書記食堂。幹部口糧每月降到21斤，農民的口糧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實際連15斤也隻是個理論數據，被公社書記和食堂事務長貪汙去了，層層盤剝，15斤都沒有吃上。教師開始消瘦、浮腫，吃“糠服丸”（用糠加點糖來治脬腫的藥名）了，但除了上課還要參加農業生產。
人們實在餓得捱不住了，就在勞動之餘打些野菜來充饑，公社幹部發現了，便要收歸公社食堂統一處理。農民被迫在夜間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樣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講道理的農民為求活命采野菜充饑，卻逃不過某些公社幹部的魔爪：當地是燒柴禾，他們發現哪家房頂冒出炊煙來，便破門入室去搜查，發現誰家火上煮野菜，便幾腳把火爐踢壞，鍋碗盆瓢砸掉，並以“破壞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腳踢，還要扣飯幾餐，扣多了就被餓死。扣飯成了公社幹部懲罰人的法寶，已經少得吊命都極難的那幾兩糠糙菜飯，再扣怎不俄死人？求生欲旺的人們，為了得到點點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腳踢扣帽子了，還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種白泥）來充饑。但公社幹部做得更絕，他們以鞏固集體食堂為由，將農民家中的鍋、碗、盆、瓢和火爐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嚴禁農民在家中吃飯。農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幹部堵死了，於是“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且一發而不可收拾。
1960年初夏，我帶學生到路布管理區去搞“雙搶”：搶收搶種。到那裏一看，不少農戶門前已經長了青草，好似無人行動了，但進門一看，往往還有個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屍體在屋中，我們的任務就改為埋人了。
所謂埋人，就是將屍體從室內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個土坑，坑內墊點兒亂草，就將屍體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個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內幾乎看不到農民活動了。
我請假回家一次，20來公裏的路上，就看到路邊擺著3具屍體和1個奄奄一息的人，已經無人過問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兩個人。有個叫高老八的在路邊掙紮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後來有資料顯示：那3年中，全國餓死好幾千萬人。
為什麽餓死那麽多人無人問津？有，隻是說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捱整。彭德懷大元帥上書的結果盡人皆知，我們當地就有不少人被打戍“小彭德懷”，地區一位部門的正處級領導到當時全國先進的長石公社檢查工作，發現已有人餓死了，很客觀的向大方縣委匯報（當時上級派來的工作組也要由地方黨委領導）後，被縣裏的一位領導人上告到地委，說他“想拔紅旗”，結果受到處分，其他人誰還敢說？說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鄉有個公社（這裏補充說明一下：當時的行政區名是政社合一，一個單位兩個名稱，區叫大公社，也叫區；區下屬的鄉，叫公社，也叫鄉或管理區），有的社員已餓死了，但國家設在該社的倉庫中還有很多糧食不賣出，於是，公社秘書向區委副書記匯報，想私自開倉濟民，得到默許，他們一夜間便將部分倉儲分給公社附近的群眾，但都造冊登記、簽名領取，共同保密。因有這次開倉，該公社的群眾感激幹部救濟，齊心協力生產，奪得比其它大隊更好的收成，秋後一斤不少地還清了國家倉儲，該鄉死人也少。照說，這應屬愛民之舉，可因“私開國庫”，有關幹部逮捕的逮捕，開除的開除，撤職的撤職。可是，將他們放到群眾中去鬥爭，群眾就是不鬥。後來，通過整風整社，對這些幹部的處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開倉濟民的那個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1961年春，中央下發“十二條”文件，全國開始整風整社，具體內容是反對“一平二調”：即平均主義、無償調撥錢糧物資；“五風一化”：即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違法亂紀風和幹部特殊化。（各地說法不盡一致，可查檔案材料），向群眾賠禮道歉、認罪退賠，處分了一大批違法亂紀幹部；農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這是文革中批判所謂“劉鄧路線”時才知道的。當時當地隻給社員劃了自留地、自留山，開放自由市場，但不準糧食上市，也未包產到戶。但改原來的人民公社統收統分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分配原則。並實行“三包一獎四固定”。三包的內容大致是，小組包工、農戶包工、農活臨時包工（記不很準），超產獎勵。四固定就是：土地、勞力、耕畜、農具固定。人民公社大集體時，一平二調，已經把土地、勞力、耕牛、農具的歸屬完全打亂了，所以重新劃分並固定下來，才能實現隊為基礎的經濟核算原則。
夏天，我作為工作隊員，被大公社派到八堡管理區工作，始知中央已經下了撤銷公共食堂的文件，但因公社黨委還沒有表態，誰也不敢撤，我分工到一個叫孫家寨的生產隊，默許那個食堂可以稱口糧給社員回家煮飯，這可違背了紀律，受到批評，但此時已不敢鬥爭和戴右傾帽子了。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一位郝科長，不知他是哪級派來的，也不知他叫什麽名字，聽公社幹部叫他郝科長。他穿著很舊，戴個“油渣帽”，整天和社員一起，聽社員說活。一天中午飯時，他走到書記食堂保管室門前，大聲叫司務長開門，說：“再不開，老子就踢進來了！”門開後，公社書記和司務長正在吃飯，馬上請他一起吃飯。他督促著司務長把他們吃的酒肉白米飯抬到大餐廳去和社員一起吃，司務長早被嚇癱了，書記戰戰兢兢，不走。他便罵開了：“你們這些*****的，群眾吃糠都吃不飽，你們卻肥酒大肉隨吃！”正在用餐的群眾聽到了，內心萬分痛快，但卻不敢拍手，不過，已看到有人敢摸老虎屁股了。後來，郝科長叫公社糧管所把加工大米的任務分給群眾去完成，群眾從中得點細糠來造飯吃。大家說，加工這點米，還得幾頓飽飯吃。雖說吃的不是盡糧飯，群眾也已滿意了！
郝科長走了，全縣整風整社的試點就在瓢井進行。大會上公開逮捕了達溪公社、桃園管理區和石堰（？）生產大隊三級的3個領導人，而後是2個“紅旗”管理區的書記被逮捕，一個“白旗”管理區的書記借出糧食來支援重災區。當時評先進的標準就是看誰的糧食產量報得多，多者插紅旗，少者插白旗。
1961年10月，在落實中央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政策中，我被派回母校離職進修中師3年。
學校仍然按定量分飯吃，而且比開始時分得更細。開始時隻分到桌，每桌一盆飯，由各桌的學生再分。再分難公平，鬧起矛盾，最後隻好將幹糧直接分到個人：每人一個飯盒，分裝幹糧於盒內，食堂統一蒸熟。一人吃兩份也吃不飽。人餓久了，胃特別裝得，如果不是親身經曆，說來連自己都不敢相信。有個老師當了公共食堂的司務長，請學區校長和我去過年，三人吃飯，他下了3斤米，殺了兩隻雞，割了4斤牛肉，還有蘿卜白菜四五斤，燉得一大鍋，外加兩瓶酒。要是現在，20個人也吃不完吧，可我們三人吃得一點不剩，還不覺得很飽哩。有個司務長關照，我一餐吃完一桌人的中飯。當時我都懷疑是否會把肚皮脹破？卻還能背著120斤煤回學校。
我們進修的學校，仍然實行勤工儉學，自種果蔬來補充夥食，但分飯一直到畢業。不過，這時副食市場已開放了，有錢有市，可以買點粑粑之類的副食品來彌補飯量之不足了。我們是帶全薪脫產進修的，盡管每月才25元工資，也可能買到25斤包穀黃粑了。
“三包一獎四固定”之後，農村生產形勢發展很快，農民各自開夥，吃飯不再定量，市場上有酒有肉賣了。可學校食堂分飯直到畢業。
農業經濟剛在恢複，中央又下達了23條，農村開展“四清”運動，以階級鬥爭為綱，打“暴發戶”，劃“新地主”，鞏固集體經濟，保衛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自留山統統收歸集體，有的地方把自留地也收了，自由市場立即關閉，每年要清理農民幾次，看有沒有人多占了集體土地？農民自養的牛馬羊等大性畜，全收歸人民公社，一切都回複到統購統銷。買豆腐、肥皂、火柴等等生產、生活日用品，都要按定量發票，憑票供應，市民每人每月可買半小塊肥皂，大約50克吧。工業日用品，農民是不能享受到的。在商品枯竭、票證發達的生活環境中，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情況，鄙入已有另文介紹，這裏就不贅述了。
2008年1月20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