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中《人民日報》傳媒功能的缺失（轉帖）

大躍進時期，我國的新聞事業處於無序階段。《人民日報》在這一時期的宣傳報道主要集中於“三麵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雖然《人民日報》的報道在服務性信息、高新技術推廣等方麵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總體來說，負麵影響是主要的。下麵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從新聞的真實性、指導性、社會監測功能、“兩個環境”理論等幾個方麵來分析《人民日報》在大躍進時期對農業的宣傳報道，探討其應有功能和應盡職責的缺失。

　　1．真實性、指導性原則遭到破壞，虛假新聞盛行

　　新聞真實性指的是在新聞報道中的每一個具體事實必須合乎客觀實際 。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是我國新聞工作的五項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則。《人民日報》在這一時期的報道中，脫離客觀實際、缺乏實地調研的報道隨處可見。此類的報道如：《小麥低產區樹起紅旗，鄆城縣宜路鄉出現了3540斤高產紀錄》（1958年6月17日二版），《廣東窮山出奇跡：一畝中稻六萬斤》（1958年9月5日一版），《第一顆甘薯大衛星：瀏陽畝產了五十六萬多斤》。稍有農業常識的人都知道，按照當時的生產條件，畝產一兩百斤就應該算是非常高產了，而大躍進時期放出的最大的“衛星”：廣西自治區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中稻畝產130434斤，把產量誇大了1000多倍。《人民日報》的報道更加推動了各地的浮誇主義，各地紛紛虛報高產。而在向國家交納公糧的時候，為填補這些遠未達到的數字，農民被迫交出口糧和下一年的種糧，導致了大批農民外出逃荒，造成了極大的社會悲劇。

　　其次是新聞指導性原則。新聞的指導性是指通過報道新近發生的事實來宣傳一定的觀點，影響受眾的思想，把受眾引導到既定的目標上去。而在這一時期的《人民日報》中，脫離自然規律、毫無科學根據的“瞎指揮”充斥於大大小小的言論和報道中。此類的文章如《讓河水倒流，讓窮山變富》（1958年2月17日十二版）、《事在人為，地在人種》（1958年6月9日二版）。此類文章誇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違背了客觀規律，提出了大量不切實際的目標和口號，非但沒有起到指導人民生產的作用，反而誤導了人民，導致人們盲幹、蠻幹。

　　2．社會監測功能喪失

　　在1958年的《人民日報》中，我們抽樣得到的596篇關於三農的報道中，有關社會監測的報道隻有2篇，僅占全部報道的0.34%。

　　“社會監測”包括三個分支：預警報道、輿論監督、維權報道。在大躍進期間，這三類報道幾乎為零。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沒有問題可以監測嗎？顯然不是。如果媒介對當時盛行的浮誇、不務實際之風加以理性的預警，對農民真實的呼聲加以聽取和流露，對國家領導人盲目地貪多求快加以提醒，對損害農民利益的人和事加以曝光和批評，那麽，曆史也許不至於如此沉重和讓人不堪回首。

　　3．“虛擬環境”加劇了領導人製定政策的失誤

　　美國政治家李普曼認為，人類生活在兩個環境裏，一是現實環境，一是虛擬環境。虛擬環境是由我們接觸媒介而在腦中形成的映像。大躍進期間，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報媒體，隻報喜，不報憂，隻登優點，不登缺點、錯誤。國家主席毛澤東在聽信了這樣形勢一片大好的報告之後，竟然提出了“糧食多了吃不完怎麽辦”的問題。而正是基於這種“糧食多了吃不完怎麽辦”的考慮，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才決定在農村由發展生產力轉向改變生產關係――普建人民公社。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之後，《人民日報》開始大力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宣揚“進入共產主義的仙境”。如《從太陽升社看大社的優越性》（1958年8月20日二版），《社員吃胖了》（1958年11月24日四版），《人民公社徹底解放了好群眾》（1958年12月26日二版），而對於實際操作中人民公社造成的生產效率低下，公共食堂對農民生產生活造成的弊端等卻沒有提及。

　　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下，對於國家領導人來說，《人民日報》等媒體所營造的“大好的形勢”使他們長期處於一種虛擬的環境，得不到真實的信息。這對於國家領導人一次次對形勢錯誤地估計和判斷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雖然毛澤東在1958年11月提醒新聞記者要“頭腦冷靜、獨立思考”，但在1958年的“繼續躍進”的宣傳報道中問題並沒有得到克服。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60年大躍進結束。

（原帖引自國內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