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安徽省委掩蓋大饑荒災情[所見即所得|預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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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選自網絡
1960年2月19日至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劉瀾濤到安徽視察。
鄧小平一行離開安徽之後，中央領導接踵而至：1960年5月9日至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中央監察委員會第二書記董必武視察安徽；6月24日至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視察安徽；10月28日至11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陳雲視察安徽。
在這些中央領導同誌密集到安徽視察的時候，也正是安徽人民處在極度艱難的時候，每天都有人被餓死；大量饑民拖兒帶女外出逃荒，流落城鎮街頭、交通沿線，死於中途者不在少數。
據1961年、1962年省公安廳兩次反複統計，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員是210多萬（詳見《讀曾希聖給中央的檢查》，載《炎黃春秋》2013年第1期）。甚至出現大量人食人的現象（見《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記錄》，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9期）。
由於以曾希聖為首的安徽省委的嚴密封鎖，這些到安徽視察的中央領導都沒有發現安徽問題的嚴重性，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幫助安徽省委拯救饑民，使安徽餓死人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61年下半年。而曾希聖不僅沒有丟官，反而於這一年的10月兼任了因餓死人多而被解職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的職務。
曾希聖
中央無法了解真實情況
下麵讓我們從公安廳檔案保存的警衛工作總結報告摘要中，來看看中共安徽省委是如何不讓中央領導接觸群眾、了解真實情況，使他們兩眼一抹黑的。這些警衛報告說：“對××的警衛，是在省委統一領導下進行的，成立了專門辦公室，下設接待、保衛等組，由省公安廳廳長、省人民檢察院院長、省人民法院院長和省委統戰部部長分別擔任組長。
省公安廳抽調相應人員，分赴沿線路段，調查情況，采取安全措施，通過基層組織，監控壞分子，沿途每5至6公裏有一名縣委委員，每1至2公裏，有一名區、鄉黨委委員負責，市、縣公安局則分段包幹，各負其責，進行保衛工作。對住地、參觀點首長可能接觸到的人員事先進行政治審查，保證絕對可靠。食品、衛生等均作周密部署，確保視察期間的安全。
對已經決定前往視察的地、市、縣，事先通知，交底，提出具體要求，做到心中有數。對參觀單位和晚會演出人員中有問題的人要妥善處理；對危險分子，要調整班次，或以下去勞動的辦法，暫時調離；對一般複雜分子，由黨、團員，積極分子夾起來的辦法加以控製。
對中央首長要參觀的合肥、淮南、蚌埠、馬鞍山等16個較固定的單位，從中挑選1500名積極分子，來歡迎、接待中央領導；這些單位其他職工一律不準出現在領導視察的現場。”“對首長乘車參觀途經的地方，一切有礙觀瞻的都要在首長到達前清除完畢”。
這樣嚴密的控製措施，中央領導怎麽能了解到真實情況呢？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董必武副主席對安徽的視察。1957年，中央為了黨的建設需要，成立了高規格的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和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分別擔任第一、第二書記，老革命家王從吾擔任常務副書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法學家王維綱擔任監委委員。
董老這次到安徽視察，時間長（共10天），地域廣，除合肥外，重點視察安徽餓死人最多的蚌埠、阜陽一些縣的公社、河網化工地。因為他從中央監委那裏接到不少安徽餓死人情況的人民來信，他要親自來看看。安徽省委竭力不讓他看到真實情況。
省委書記處書記、省監委書記曾慶梅親自掛帥陪同，負責警衛接待工作，省公安廳廳長邢浩具體執行。為了對董老全麵封鎖，不讓他看到真實情況，沿途不準有浮腫病人和披麻戴孝的人出現。不準有新的墳頭出現，如有，可以繞開，繞不開非經過不可的，或平掉墳頭，平不掉的，用野草或樹枝蓋上。
為了讓董老相信安徽人民生活得好，在合肥參觀江淮人民公社食堂時，有意將事先燜好的米飯放在簸箕裏晾曬，給董老解釋說這是社員吃剩下的米飯，為預防變餿而晾曬。實際情況是從1959年下半年開始，公共食堂就沒有供應過米飯，而是雜糧、大鍋清湯。
董老在參觀蜀山人民公社一個食堂時，看見食堂案板上放著米粉肉，炊事員說這是明天給社員吃的。事實是公社臨時從肉聯廠買來幾斤鮮肉，拌上米粉放在案板上讓董老看的。董老走後，米粉肉被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們分了。而董老接觸的那些所謂公社社員，都是從大隊、生產隊幹部和基幹民兵中臨時抽調來的。
盡管安徽省委采取各種措施封鎖消息，不讓中央知道安徽真實情況。但是百密一疏，還是有一些人民來信不斷送到中央領導人手中。就在鄧小平一行人來安徽視察前後，周恩來總理收到一封人民來信，反映安徽和縣、無為縣群眾被餓死。周恩來總理將人民來信轉給曾希聖，並附上自己的親筆信：
希聖同誌：轉上一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一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是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的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一點。請查後複我一信。周恩來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無為縣在1959年因為餓死人，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去調查處理，果斷解散食堂，調撥救濟糧，製止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再刮。為此被曾希聖告上一狀，受到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點名批判，為此張凱帆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被牽連的有無數人。
一時間，安徽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把左傾冒險主義推向極致。1962年2月9日，曾希聖在七千人大會上第二次檢討時說，“1959年6月（張凱帆到無為糾正五風的日子），安徽農村非正常死亡已經發生。如果無為縣蓋子早揭開，從中吸取教訓，安徽的問題就不會那樣嚴重。”
調查與反調查、封鎖與反封鎖的鬥爭
到安徽視察的中央領導沒有發現安徽問題，但是中央監委不斷收到人民來信，反映安徽餓死人的問題很嚴重，於是決定派人調查。一場調查與反調查、封鎖與反封鎖的鬥爭在中監委與安徽省委之間開展起來了。
1960年4月，中監委第一次派出審查處處長劉力生和信訪科長張瑉到安徽省潛山縣了解群眾生產、生活情況；8月派出張瑉、曹思恒到餓死人比較多的宿縣、蕭縣、全椒了解群眾生產、生活情況；11月派李海到阜陽地區臨泉縣了解人口外流情況。
由於在省委的統一部署下，各地、市、縣委嚴密封鎖，他們隻能了解到局部不完全的情況，和人民群眾在來信中反映的情況差距很大，中監委感到必須派出強有力的調查組到安徽調查，才能徹底弄清真相。尤其是一封署名“石求明”的人民來信引起中監委的高度重視。
這封信這樣寫道：
中央並主席：
我打消了個人得失的念頭，確立以黨和人民的得失為重，才決心反映鳳陽縣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據我所知的三個公社的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相當驚人的。一個死亡占5%，一個占11%強，一個占15%，一個占20%多。在死人最嚴重的時候，有的村子一天死5至6人，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親眼看到，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收容）起來的被人丟棄的兒童約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左右。
石求明1960年端陽於臨淮1960年端陽節是陽曆5月29日。
石求明真名叫張少柏，當時為鳳陽縣委辦公室主任，是一位對人民群眾懷有深厚感情、忠誠的共產黨員。當時在安徽寫這樣的人民來信，被發現都作為反革命信件查處，寫信者是要冒坐班房風險的。
他為了不被查出，在書寫時，不按筆畫順序，而從下往上倒著寫，一共寫了兩封，一封派一個小公務員拿到蚌埠發出，給他幾斤糧票、幾塊錢作為報酬。一封自己投入臨淮關郵局。從蚌埠發的那封信，被公安局扣留，從臨淮關郵局發的信順利發出。
省委得悉蚌埠扣留的信的內容後，曾慶梅指示公安廳派人到蚌埠領導破案。公安廳指派三處處長帶領2名筆跡鑒定專家赴蚌埠，省、地（那時蚌埠市、宿縣、滁縣歸蚌埠專區）、縣三級公安機關抽調30多名幹警破案。由於書寫者隱蔽得好，而沒有被發現。
專案組也多次懷疑是張少柏作案，但關鍵是筆跡鑒定不符，為此，由省公安廳技偵人員對張少柏住處、辦公室進行了秘密搜查，沒有發現其它線索，隻好作罷。
張少柏的這封人民來信，促使中監委派出龐大的調查組到安徽調查餓死人情況。領隊的是中監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維綱，還有中央組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共青團中央、農業部派出的得力幹部共20多人，於11月23日到達合肥。
先聽省委匯報，然後參加地、市、縣委書記會議，會議結束後，分幾個組，分別到蚌埠、阜陽、蕪湖、安慶調查。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省監委書記曾慶梅、蚌埠地委書記單敬之參加。王維綱在張少柏的陪同下重點檢查鳳陽縣。
張少柏向王維綱私下坦陳署名“石求明”的信是他寫的，並積極配合王老了解到鳳陽縣駭人聽聞的大量餓死人的真實案例。而曾慶梅、單敬之卻處處封鎖，設障礙，警告幹部不得“胡說八道”。
眼看蓋子捂不住了，采取惡人先告狀的辦法，企圖阻止中央調查組的深入調查。曾慶梅向中央寫告狀信，標題是：《王維綱到鳳陽縣調查非正常死亡》，送給主持安徽省委工作的常務書記桂林棲（曾希聖到山東兼任省委第一書記）審閱。
桂林棲將告狀信的內容報告了曾希聖，得到同意後，把標題改為《王維綱到鳳陽縣調查非正常死亡，居心何在？》，報中央書記處和中監委。由於安徽省委強力掩蓋子，中監委召回調查組，聽取匯報。
1960年12月23日王維綱一行回到北京。12月26日，由中監委副書記王從吾，中央監察部、內務部部長錢瑛主持召開匯報會，由王維綱等人匯報到安徽調查的情況，曾慶梅、單敬之參加，張少柏特邀參加。原來打算讓張少柏和曾慶梅、單敬之當麵對質，後來取消了。在張少柏抵達北京和離開北京時，王維綱親自到火車站接送，反映了老一輩革命家對為民請命幹部的重視與關懷。
直到這時，曾慶梅、單敬之仍然認為，調查組反映的情況有片麵性，有些情況不實。為此王從吾找曾慶梅、單敬之談話指出，根據調查組提供的大量數據，說明安徽非正常死亡情況是嚴重的，而你們卻不向中央報告，回去後你們一定要揭蓋子，不要捂蓋子；向中央封鎖消息是錯誤的，單敬之要寫出書麵檢查報中監委；對張少柏應給予表揚，保證對他不打擊報複；安徽省委不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是違背黨章規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曾慶梅不得不表示同意檢查組意見，回去認真揭蓋子；表示過去扣壓人民來信是不對的，一定改正；向中央告反狀是錯誤的。
當時曾希聖還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是中央信得過的幹部，所以，曾慶梅的表態也是勉強的、被迫的。但是在1961年1月中旬，曾希聖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被免。這個信號說明中監委的調查起了作用，引起了安徽官場的震動。
1961年2月18日至3月4日，安徽省委召開地、市、縣委書記會議，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到會講話，以示對安徽問題的重視，輕描淡寫地批評了安徽省委的錯誤。省委檢討了過去三年的錯誤，根據當時的現實，提出“吃飯第一”的口號。但是仍然不承認餓死幾百萬人，仍在捂蓋子，對中監委的批評仍然耿耿於懷。
於是1961年四、五月份中監委又派出農村處處長李堅和張瑉再次到安徽進一步調查餓死人情況。這一次他們不按省監委的安排，而是自行下去調查，到第一線，共調查蚌埠專區15個縣，阜陽專區8個縣，以及肥東、肥西、宣城等，共28個縣大量餓死人情況。由於中監委對安徽省委的批評被廣泛流傳，一些地、市監委也開始積極配合，向李堅、張瑉如實反映了不少情況，如蚌埠監委書記鄧衍匯報該地區15個縣餓死100萬人的材料（包括1959年）。
省監委副書記、老紅軍翁可業向李堅提供了省監委掌握的大量有價值材料。有了確鑿的事實和材料，李堅、張瑉到合肥，要省監委如實向中央反映情況。省委領導對省監委施加壓力，不讓他們如實向李堅、張瑉匯報。李堅把他們調查的餓死人情況材料送給曾希聖一份，曾希聖看後拍桌子，罵他們“在安徽搞特務活動”。
調查結束後，李堅向王從吾提交了調查報告，確認安徽餓死了300多萬人（調查統計餓死350萬人，為留有餘地，報300萬人）。王從吾將這個調查報告以李堅個人名義報中央書記處。中央書記處通報曾希聖，曾希聖說他不知道，是下麵的人向他封鎖消息。這完全是詭辯。省監委副書記翁可業曾經把他調查蚌埠專區15個縣餓死人的嚴重情況報告給他，他無動於衷，怎麽能說是下麵封鎖呢。
1961年2月，公安部發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廳、局於6月底前，上報1960年人口統計數字。安徽省公安廳要求各地、市公安處、局於4月底前上報公安廳，以便匯總報公安部。公安廳於4月中旬匯總後發現，安徽1960年人口比1959年淨減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
公安廳長邢浩將情況報告曾希聖，並說準備上報公安部。曾希聖馬上表態說：1960年人口比1959年減少這麽多是不可能的，要求公安廳重新統計後再報。為此，省公安廳把地、市、縣公安局負責人口統計的幹部召集到合肥，核實上報數據。結果沒有變化。公安廳長再次請示曾希聖。曾希聖不同意，要求等省委擴大會議後再報，在省委擴大會議上，各地報的數字和公安廳一致，曾希聖仍然不相信。
無奈公安廳長邢浩隻好帶著公安廳戶籍統計人員吃住到省委，修改人口統計數字，把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由210多萬縮減到117萬人。曾希聖被免職後，李葆華接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要求公安廳糾正弄虛作假之風，首先從人口統計開始。
於是，省公安廳專門召開戶口工作會議，對大躍進期間安徽人口進行一次大清理，結果證實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10多萬。一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仍然在捂蓋子，被毛澤東不點名批評，後在劉少奇坐鎮下，被迫作了兩次檢查，安徽的蓋子才揭開。
不能把賬都算在曾希聖一人頭上
當然，曾希聖有問題，但也不能把賬都算在他一個人頭上。假如沒有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沒有中央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左傾路線錯誤，安徽就不會餓死幾百萬人。
在大躍進運動中，不少中央領導都到安徽給曾希聖撐過腰、打過氣。他們乘敞篷汽車沿合肥長江路接受幾十萬軍民夾道歡迎，很是高興。過去沒有出現過這種壯觀場麵，於是對曾希聖積極推行大躍進進行獎賞。
公社書記匯報說，舒茶公社今年的農業和茶葉生產都有很大發展。今年的糧食總產量可達到7200萬斤，平均畝產1600斤，比去年增加138%，每人平均有糧1900斤，比去年增加136%。公共食堂已經實現了吃飯不要錢。
中央領導馬上接著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公社可以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可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了。”曾希聖接著匯報說：舒茶公社8600戶，已養豬32000頭，現在這個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以吃到四兩豬肉。他們聽了更高興。
筆者就是舒茶公社人，筆者的親戚周其應是當年舒茶公社的秘書，退休後他多次到我家，我問他1958年你們給中央領導匯報的那些數據是怎麽來的，他說：糧食產量我們是按3.5倍報的，豬的頭數全公社隻有2000頭還不到，書記說就報32000頭。匯報材料是我寫的，現在想想真可笑，可那時誰不浮誇呢？
緊接著，10月16日至22日，他們再次視察安徽，先後視察了宿縣、濉溪縣、蚌埠、合肥、蕪湖、馬鞍山的農村、工廠、學校，對安徽的大躍進形勢給予充分肯定，對省、地、市、縣委書記們那些浮誇的匯報給予讚揚，肯定；讚揚人民公社是“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說“公共食堂、幼兒園是共產主義的萌芽”；大力鼓吹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對夫妻分開、男女分開，組織的生產戰鬥隊這種有違人倫的做法，也給予充分肯定。
在從合肥到安慶視察時，沿途經過肥西、舒城、桐城。汽車經過肥西時，公路兩邊沒有看見多少社員在生產勞動。可是到了舒城縣，隻見公路兩邊紅旗招展，標語無數，社員一邊勞動，一邊唱歌，一派大躍進的景象。
原來是舒城縣委接到通知後，將社員集中到公路兩邊勞動，那些旗幟、標語都是連夜突擊製作的，我二哥是生產大隊書記，親自給我講過這件事。中央領導對陪同的省領導說：”舒城縣大躍進形勢大好，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縣委領導得力；肥西縣委主要領導沒有認真發動群眾，大躍進搞得冷冷清清。“
就他這幾句話，結果肥西縣委書記被調換，另派人擔任。接任的縣委書記學習舒城縣，在肥西縣把五風刮得天昏地暗，結果肥西縣三年餓死20多萬人，逃荒20多萬人，到1961年時，大量村莊房屋倒塌，無人居住，成了無人村。這也是曾希聖1961年初首先在肥西縣山南搞責任田的緣由。
曾希聖在七千人大會上第二次檢討中抱怨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我們仍然不想揭蓋子，事實表現在：A、……B、（我）認為（安徽）五風之所以行（刮）起來，有內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雖然我講的主要是要揭內在原因，但總想向同誌們多說一說外在原因。並將一些中央領導同誌在安徽考察時的幾個報告記錄從合肥要來，作為講話根據。這是想推卸自己的責任。還有另外一個情緒，是說他們搞了那麽多花樣，接觸麵那麽大，為何不做檢討，而隻整下麵，不整自己。
曾希聖說的是心裏話，也是有道理的話。安徽問題，曾希聖要負很大責任，但是要他一個人來負，也是不公道的。大躍進政策的製定者要負責；那些到安徽對大躍進鼓吹加油的領導人，也應負一定的責任。
（全文完，來源：《炎黃春秋》2013年第1期，“文史雜談”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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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尹曙生，1937年出生於安徽省舒城縣南港鎮，曾任省政策法律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起任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兼任安徽省法學會、犯罪心理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