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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黃眼鏡、鄧祥生和我都在聽曾愛斌講過苦日子的故事，我打斷他問道：“事情怎麽會變得那麽糟呢？”鄧祥生插嘴道：“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都是極好的年成，風調雨順，根本不象政府說的有嚴重自然災害。但是公社幹部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強迫所有的強勞力都去煉鋼鐵，把所有農民的鐵鍋和其它鐵器都丟在柴火中燒，這種土法煉鋼把鄉村裏的樹木都燒光了，生產出來的隻是一堆廢鐵。毛主席要求農民密植水稻，株行距隻有一寸，結果收割時，所有穀子都是空殼。有的生產隊秋天收割時幹脆點火把禾都燒掉，還因收割的高效率得了表揚。”曾愛斌點頭說，各地都差不多，大好的年成，但收獲卻極差。幹部們把十幾畝田的禾扯起來放在一畝地裏，然後當眾收割，過秤，記錄是畝產幾千斤上萬斤。然後把誇大幾百倍的產量報上去，上麵就把農業稅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虛報的產量加提高的農業稅，結果所有產品都交給政府還不夠，農民自然沒有一點糧食可吃。鄧祥生說，湖南從湘中到湘北，從湘東到湘西，每個村莊都有二十幾個青壯年餓死，從老人們口頭傳下來的曆史中，人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慘禍，抗日戰爭都不曾死過這麽多人。鄧祥生越講越激動。曾愛斌提醒他低聲點。鄧祥生又壓低聲音說：“我們村莊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至少有兩年，大多數婦女連月經都停了。老人們都說，這是共產黨朝代氣數已盡了，婦女不來月經的事，沒有人聽說過。”我看著鄧祥生那激動的樣子，心想，他十五年徒刑一定是因為向人講類似的話而招致的。
我漸漸發覺，“反革命組織犯”和“反革命集團犯”都多少與一九五九年的大饑荒有關。但是奇怪的是這些地下反政府活動都是在文化革命中才被政府破獲。曾愛斌的木工房在監房大門外，是犯人收工等著進監房休息的好地方。有次我在那裏休息時，問正在做一張椅子的曾愛斌：“你也參加了文化革命嗎？”他沒有直接回答我，卻說：“我們文化革命前就相信中國會大亂，後來果然如此。”我又問：“你是什麽時侯被抓的？”“一九六九年。”我知道人們都不願詳談過去的失敗。但我猜得出，曾愛斌一定是文化革命亂的時侯，有過一些反政府的活動。等共產黨重新控製住社會，發動清理階級隊伍(一九六八年)和“大打網”(一九六九年)運動時，這些地下反對黨活動自然就被政府發覺，正象張九龍和劉鳳祥的情況一樣。我想起張九龍關於文革有利於共產黨政權穩固的判斷，心裏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破獲了很多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發展起來的地下政黨活動，的確使反對當局的政治勢力受了致命的打擊。
因為對“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不滿而進行地下反政府活動的另一股勢力叫做“一貫道”。我碰到幾個一貫道的成員。他們都是不大識字的鄉下農民，在勞改隊都十分馴服，對幹部恭敬順從。但背地裏卻有不少牢騷。一位姓林的同犯有次問我：“你知不知道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呀？”我點點頭。“劉伯溫有本驚世之作：《燒餅歌》，你聽見過嗎？”我搖搖頭。他朝我耳邊湊一湊，輕聲說，“那可是泄露天機的微言大義呀！”我看他那神秘的樣子，很不以為然(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神學的)，“什麽樣子的微言大義，你能給我兩個例子嗎？”“《燒餅歌》中有一句：‘二八胡人二八秋’，你知道是什麽意思嗎？”“不知道。”“胡子和毛是一回事，胡人是指姓毛的人。毛澤東三個字共是二十八劃，所以二八胡人是指的毛澤東。二八秋意思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八年後社會就垮台！你看劉伯溫六百多年前就給毛澤東算了命，毛澤東過不了一九七六年！”我心裏覺得好笑，“這真是太牽強附會了。”“你不相信呀，你可是要信呢！《燒餅歌》裏早就預見了共產黨上台後會死上千萬人，會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拆了，用土磚做肥料，會把老百姓的鍋灶都砸了去大煉鋼鐵，人人會餓得得一種從未見過的‘水腫病’，婦女會餓得不來月經！”那是一九七三年，我隻是耐著性子聽他舉很多《燒餅歌》中預見共產黨一九五九年會幹的壞事，但心裏一直也不相信劉伯溫能預見共產黨朝代的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去時，我才突然想起這個《燒餅歌》，如果不把那句話解釋成共產黨會在一九七六年垮台而是解釋成毛澤東會在一九七六年失去權力，《燒餅歌》還真靈驗。兩三年後，我才知道，傳播和按照農民的經驗解釋《燒餅歌》就是農民的組織“一貫道”的主要活動方式。這位林“同犯”就是因為傳播解釋《燒餅歌》而被判七年徒刑的。
三大隊每個中隊有個犯人負責為所有犯人“剃頭”。那是用一把剃刀把所有頭發刮得光光的。我們三中隊的“剃頭師傅”姓邱，五十多歲的樣子，看去很和藹。每次他給我剃頭時都要向我吹噓他解放前的生活。他說他解放前有兩個老婆，人們都稱他“邱老爺”。我忙問他，兩個老婆在一起不會打架嗎？他不以為然道：“她們才不打架呢，她們相處得很好。我對她們很公平，每次買衣服，每人一定是同樣質量的，我不偏心，她們自然不會吵架。”有次他告訴我解放前夕他是鄉下一個鄉長，剛解放時，他帶著共產黨的土改隊抓了殺了很多“惡霸地主”。“可憐呀！”他傷心的樣子，“這些惡霸地主的兒子，兄弟都被斬盡殺絕呀！”不久，那些不是“惡霸”的鄉紳也成了鎮壓迫害的對象。很多過去是國民黨鄉長、鎮長的人都被殺了。“那時一個工作隊長就有權殺人，不要經過任何上級批準。”他心有餘悸的樣子，“我幸好是較早被關到公安局了，要不然也被工作組殺了。我的兄弟、父親、兒子，全被殺了呀！”邱肯定是個曆史反革命了。有次他為我剃完頭後，他突然說要給我看相，要我坐著不動。他把我的雙手放在腿上，摸摸我的兩個耳垂，又要我站立起來，把手放下。把我擺弄了好久，他告訴我“你兩耳垂長而重，雙手下垂幾近膝，有福之相呀，有福之人呀。你知道劉伯溫的《燒餅歌》嗎？劉伯溫幾百年前就預見這個朝代二十八年後就會垮，連新朝代的軍師和皇帝都定好了。現在就是要照著劉伯溫的《燒餅歌》找軍師和皇帝。”我這才吃驚地發現，這個“曆史反革命”也相信“一貫道”，而且一貫道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就是用看相的辦法尋找代替共產黨朝代的新朝代的“天子”和軍師。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貫道的“反革命犯”在三大隊占相當大的比重，因為我聽很多從農村來的政治犯在談論劉伯溫、《燒餅歌》，以及它們與一九五九年大饑荒和共產黨朝代命運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