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測試一下自己的閱讀能力嗎？下麵是楊繼繩《墓碑》的前幾段，描述他“父親”餓死了。這裏可以先告訴你，這些東西都是編出來的，測試一下你能否看出來。對於那些有農村經曆的，這應該不是一個問題，小菜一碟了。
楊繼繩在《墓碑》的一開始就編造謊言，他的書還能可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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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誌柏（小名車子）從灣裏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衝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裏的人把他抬回來的。”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夥3 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裏，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淩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幹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裏出不來。灣裏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裏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隻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麵雖然有一層幹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裏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裏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麽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裏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裏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裏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裏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裏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裏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麽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麽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曆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裏得知，不管刮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愈。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裏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麽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裏浮現。
1950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鬥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14 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裏，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麽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1951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幹農活，騰出家裏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穀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穀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穀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麽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夥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裏到學校２０華裏。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10 裏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１０裏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７點鍾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麵。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麽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麵紅旗”有什麽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隻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麽？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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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裏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裏。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隻有一百多公裏，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向往隻能停留在兒歌裏：“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道。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