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年代的清醒者張愷帆之蒙冤往事
[導讀]張愷帆是無為縣人，時為安徽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是安徽省第三號政治人物，權傾一時。廬山會議後，他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懷”，而受牽連的達28741人。
彭德懷(前右)1958年上半年到安徽視察，陪同者恰好是張愷帆(前中)。故有人認為彭德懷廬山會議致信毛澤東的材料是張愷帆提供的。張新元供圖韓福東翻拍
張愷帆
“大躍進”期間，安徽城市居民送肥下鄉支援農業。董青攝合肥市檔案館提供
張新元跟在保姆身後，蹦蹦跳跳跑去食堂打飯。那些住在自家樓下的鄉下人，和保姆抬個大桶，裝了滿滿的稀飯回來吃。
這個細節停留在張新元的腦海裏，成為他對大饑荒年代的經典記憶。時間進入1959年，他剛好十周歲，在安徽省政府的宿舍區，有很多2層高的樓房，他的父親張愷帆和其他三家省領導住在其中一棟樓房內，每家獨立單元。張新元與父母住在樓上，那些來自安徽省無為縣鄉下的親友就住在樓下。“家裏住滿了人，父親不嫌棄這些農民。”張新元不知道自己家裏到底住過多少人，隻記得一大桶的稀飯都會被吃得精光。（注1）
張愷帆（1908年12月18日-1991年10月29日）是無為縣人，時為安徽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是安徽省第三號政治人物，權傾一時。他能給這些鄉下的親友提供庇護。1959年，饑餓已經在安徽省內流行，浮腫病到處可見。張新元記憶中的另一片段是，有人給他父親下跪。“這個男人跪下求我父親，具體因為什麽我記不清了。可能是因為沒飯吃。”張新元對南都記者說，他當時正讀小學，在課堂教育中學習到的都是舊社會的農民向地主老財下跪，“怎麽現在有人向我父親下跪？我父親又沒逼租，也不是壞人。新中國怎麽這樣？這不符合我從小受的教育，所以這個畫麵印象很深。”
當饑餓的農民憑借關係，在張愷帆家裏謀得一口飯吃時，中共中央已經意識到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部分問題。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中央領導全黨做了許多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傾錯誤”。（注2）“糾左”運動，也貫徹到安徽。在廬山會議召開後，張愷帆前往老家無為縣，宣告停辦公共食堂，並處分了一些幹部。他在無為縣觀政潮廣場上召開的萬人大會上說，“什麽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不勞而獲，剝削別人。請問社員搞點小塊土地，養幾隻雞生幾個蛋賣賣，這是剝削了哪個？我們是領導群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貧窮的道路。”“這樣搞下去，人家要革我們的命了。”此時，無為縣和整個安徽境內，已經大麵積死人。“慘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沒有勁挖，天又熱，沿途常聞到腐屍的味道。”張愷帆晚年回憶他1959年7月在無為縣的見聞時說。（注3）
張愷帆沒有想到的是，以“糾左”為目的的廬山會議，中途改變方向。彭德懷一封3000多字的長信，在廬山受到批判，全國範圍內由是開始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鬥爭。張愷帆很快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安徽省委主要領導稱其“大鬧無為20天”。他被批鬥、下放農村，還遭秘密關押審問207天。（注4）他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懷”。受此案牽連，無為縣、社、隊幹部被批鬥處理的有28741人（注5）。“我們家族死了20多人，包括我的親二叔，我之前隻知道他死了，後來二叔的外孫告訴我，他是被抓到牢裏死去的。”張新元說。
對張愷帆的平反發生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安徽省委也進行了改組。全國範圍內的甄別平反工作始於1961年6月，但在七千人大會後加速，“到1962年8月，全國有600多萬幹部、黨員包括受到錯誤處理的群眾得到平反。這是當時進行的所有甄別平反工作中影響最大的一項成果。”（注6）而張愷帆，是所有這些平反案件中，牽涉級別最高的幹部之一。平反後，張愷帆恢複黨內外一切職務，“文革”結束後，曾出任安徽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等職。1985年離休。
上篇：“歌聲笑聲四起”？
“天蒙蒙亮，星星還閃著蘭（藍）光，起床的哨聲響了，清脆的聲音在晨空蕩洋（漾）。拿起車拐，扛起鋤頭，一個個神來煥發，像湖水湧出了村莊。向著碧綠的田野，向著無際的棉崗，歌聲笑聲四起，隨著晨風飛向遠方。披著閃亮的晨星，迎著清涼的曉風，踏著露珠晶瑩的小徑，我們又開始了新的一天的勞動。”
這是1959年7月4日《無為日報》上刊發的一首小詩《新的一天》，作者署名趙同津。詩中描述的是當地農民晨起集體勞動的情形。“星星還閃著蘭（藍）光，起床的哨聲響了”應符實況，農民們拿著農具“像湖水湧出了村莊”也大體不差，隻是“一個個神來煥發”、“歌聲笑聲四起”則與現實相去甚遠。此時，和全國其他縣市一樣，無為縣正在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同日的《無為日報》稱，兩天前，該縣宣傳口各單位，“正集中全力，乘勝前進，大開、突開空、荒地，廣種蔬菜，他們提出：快種、多種、種好、勤管理，保證在本月十五日做到蔬菜自給。”（注7）
“蔬菜自給”話語背後，暴露了一個秘密：“1958年無為全縣糧食實產7億斤，上報為10億斤；1959年實產4.5億斤，上報為9億斤。虛報的總產隻得在社隊畝產上浮誇，在糧庫裏做誇大了的假賬，在減少社員的口糧供應上下工夫，大搞所謂‘低標準，瓜菜代’。”（注8）因饑餓，無為縣農村人口開始大量死亡。按官方統計，1959年無為縣人口死亡率約10%，其中絕大多數為非正常死亡。（注9）
張愷帆正是在7月4日這一天前往無為縣調查，開始所謂“大鬧無為20天”的曆程。無為縣陡溝區張家墩是張愷帆的出生地，他出生時，父親是小地主，擁有土地200餘畝，一半佃出，一半雇工耕種。1928年4月，張愷帆20歲，加入中共。1933年10月至1937年8月，他曾被捕入獄，度過3年零10個月鐵窗生涯。1952年安徽省建製後，張愷帆任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1956年7月，中共安徽省第一次委員會全體會議選其為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在15名省委常委中，張愷帆的排名僅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安徽省省長黃岩、安徽省委副書記李世農之後。1957年底，李世農因反對用專政手段解決群眾鬧事事件而受到批鬥，後劃為右派。在反右運動中，安徽全省黨內外人士劃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3萬人。（注10）李世農倒台後，張愷帆成為安徽省內第三號人物。“我父親後來講，人無完人，有功勞也有錯，要承認錯誤。反右運動時，他是書記處書記，也錯誤地批判過李世農，應該道歉。這一點（勇於道歉）我覺得他是不錯的。張勁夫（原中顧委常委、國務委員）說他不是當官的料。”張新元說。（注11）
反右派運動造成的一個後果是，真話變得稀缺，很多人為了自保而噤聲，另有人迎合領導意圖，大肆浮誇與造假。1958年下半年，《安徽文化報》也接到很多來信與來稿，宣稱畝產萬斤。安徽省文化廳黨組成員、出版處處長兼《安徽文化部》總編輯方一清原本支持“大躍進”，但這時他發現問題了。“都是浮誇，上上下下異口同聲。這不是開玩笑麽？我是農村出來的種田人，從幾歲開始一直種到18歲。我對農村熟悉，我不相信。在開編輯會的時候，我說：畝產幾萬斤？知不知道一畝地麵積到底有多大？不可能的啊。編輯部好多人不熟悉農業，但也覺得我說得有道理。我們報紙側重文化，不怎麽登這類報道。但《安徽日報》登了，小女孩坐在高產的水稻秧苗上。我說這是胡搞嘛，上麵應該了解一下，不能相信。但結果《人民日報》也登了，都吹了起來。”（注12）
方一清1921年生於無為縣長堤鄉（現福渡鎮）方樓村，曾參加革命打遊擊，任無為縣第一副縣長。1959年，他並未回無為縣調查，但“那裏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1959年就開始餓死人了，春節的日子不能過的。我有親戚到城裏來說，食堂已經沒糧了，吃草，餓死了很多人。”此時，中央正在貫徹“糾左”方針，方一清沒有公開發表文章，隻是就餓死人的現象向安徽省文化廳黨組提出了建議———他當時沒有想到這會成為自己的“罪狀”。
這一年的春節，張愷帆也沒閑著。他在省委常委會議上建議，省委負責同誌在人民公社成立後第一個春節“到下麵去，與民同樂”。他後來解釋這樣提議主要是因為，“老百姓沒有飯吃，又沒有人敢說”，他希望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親自下去看看，了解實情。那時，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委都要兼任一個縣的縣委書記，曾希聖兼肥東縣，張愷帆兼巢縣。張愷帆在這年除夕去了巢縣，“到旗鼓公社和公社幹部一起吃年夜飯，公社幹部想盡辦法，到處奔走，才弄到四菜一湯，有一點肉，一點小毛魚，雞都沒有。酒呢，是山芋幹酒。舊社會再窮，過年也有大幾樣菜啊。由此可見浮誇風造成後果的嚴重。”（注13）
當時，全國上下正在進行“反瞞產私分”運動，認為農民私藏糧食，幹部帶人去農民家到處搜查。張愷帆說，他向省委作了匯報，表示農民真的在挨餓。但曾希聖堅持認為，張愷帆受到蒙騙，此前另一位省委常委桂林棲寫了一篇《揭開糧食的秘密》，作為文件下發，內稱在桐城查出一兩億斤農民私分的糧食。
農村的糧食不斷被征收上去，開始有很多鄉下人前來向張愷帆反映情況。“特別是無為，來的大多數是拄拐杖的浮腫病人，有的一進門就喊‘救命’，還有我的親戚，來了就躺在我的家中，不肯走了。慘狀觸目驚心，忍無可忍。我決心再到巢縣、無為鄉下做些調查。許多好心人勸我：”不要下去吧。下去也沒有用，討批評，何必呢？‘我說：“怕什麽呢？共產黨不能不關心群眾疾苦。’”（注14）
張愷帆隻在巢縣做了短暫逗留，就去了無為縣。7月4日至23日，他在這裏掀起了一場風暴。
中篇：“大鬧無為20天”
1959年7月4日，張愷帆在巢縣發現情況比春節時嚴重，公共食堂一概是清水煮青菜、蘿卜葉子。剛從無為縣趕來的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傑說，無為的情況更為嚴重。他們於是來到了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裏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注15）
很多人向張愷帆下跪求救。他們說，“我們還不如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二兩原糧（稻、麥而非米、麵），能發到我們手裏也好。發給食堂，層層克扣，我們就一點見不到了。”“食堂不能再辦了。”“張省長，把自留地還給我們，我們也度度命。”張愷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裏，第一個餓死的，家裏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隻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注16）
張愷帆晚年回憶，當晚，在無為縣城，縣委書記姚奎甲在向張愷帆匯報時，仍堅稱1958年全縣共收糧食13億斤，上交7億斤，現在農民每人每天可得4兩原糧，全縣浮腫病人不過萬把人，“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但第二天，他從無為縣糧食局長處獲知，縣裏有兩本賬，一本7億斤，另一本13億斤。前者準確。他知道縣委書記在說謊。（注17）
不過，7月7日張愷帆在無為縣五級幹部會議上作長篇講話時，還是首先表示：“對1958年的成績和今年午季豐收的成績是不能動搖的”。“特別是去年那樣大的旱情，我們還取得了很大豐收，全縣糧食總產在十一二億左右，超過以往任何一年。今年午季產量也不低，比去年有了很大的增產。”（注18）
張愷帆在將“我們的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一筆帶過之後，著重講的是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我們也存在缺點……主要是在完成糧食征購任務的同時，沒有很好地考慮到群眾生活，也就是沒有把群眾生活安排好。”他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提法並不科學：“肚子”比“麵子”重要；現在問題非常嚴重，“病人很多。特別是浮腫病很多、粗腿很多，婦女子宮下垂很多，閉經的很多。我們到了許多村子都看到床上睡著病人，每個村子都有。病人為什麽這樣多？57年、58年有這樣多麽？很顯然，與我們不關心群眾生活是分不開的，如果誰說這與生活沒有關係，那要檢查這個同誌的群眾觀點。機關裏也沒有，我也沒有，省裏沒有，縣委會我看也沒有，關起門來說亮話，就是生活沒有搞好，沒營養，再加上去年大躍進勞動過度所造成的。現在有許多人骨瘦如柴，爭（睜）眼看不到這個事實是不對的。”（注19）
張愷帆並沒有說出已經大規模餓死人的事實，他甚至沒有直接提及餓死人。（注20）但他不斷提及幹部的工作作風蠻橫，曾逼死社員：“群眾現在對我們意見很多，我講今天到會的幹部，當然大多數是好的，但也有一部分人，騎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動輒就是打罵，不給飯吃，有的作風壞到這樣程度：”吃幹飯上前（怕被人吃完了），吃稀飯上後（前麵稀些後麵稠些）‘，群眾意見很大。我們講作為一個黨員，一個幹部，應該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可是他們這樣還嫌不夠。有的白天吃三餐，晚上還要吃夜餐，我親自在黃汰城看見兩個人在食堂裏吃兩碗很厚的麵疙瘩，油倒得像濃茶，原來這兩個人都是幹部，群眾揭發他們不僅好吃，而且經常打人，有一個是生產隊長，還逼死一個社員。“”浮腫病人吃的紅糖、黃豆，有些幹部還從中卡油，據說有個地方發了幾十斤紅糖被幾個醫生全部分掉。這些人要加倍處分，他們在’死人手中抓飯吃‘，不處分怎麽得了！“
張愷帆還說，中央指示，死人要深埋，上麵豎碑，栽幾棵樹，一個公社可以搞幾個公墓區。現在無為縣亂挖人家墳墓的行為脫離了群眾。他打算在無為縣蹲上幾個月不走，對發現的克扣糧食行為一定依法紀嚴處。在這次講話行將結束時，張愷帆宣布了三項紀律：不準打人、罵人、捆人；不準克扣口糧標準；不準營私舞弊（包括貪汙腐化在內）。（注21）
幹部“工作作風問題”是張愷帆批評的重點，在接下來幾天的講話中一再提及。1959年7月22日，張愷帆在無為的一次會議上說，“基層幹部動輒打人，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比較普遍，從上到下，幾乎都有。我們有個縣委委員，名叫賴風旭，在三官殿打人，同時我昨天還接到一封來信，說他老婆在那裏吃喝嫖賭，樣樣都來，賴在養殖場裏，據說問題很多。宗發有個基層幹部，打了44人，其中因打致死的貧農五人。打了之後還扣人家夥食，同時，打人的時候，又不準人拉，誰要拉他就打誰。有個人被打致死，他的家屬到大隊要2塊錢買官（棺）材都沒有要到。他打的人，從七歲到63歲，老少都有。曾經一早上打碎人家六口鍋。這個人現在逮捕了，可是有些人還在顧慮，他是曾政委的警衛員，整他他要告狀。曾政委難道會庇護在他麵前工作過的人嗎？你們把省委首長看得這樣簡單。我們在處理幹部的時候是要保護幹部的積極性，但是，是否違法亂紀，致成人命，嚴重的破壞黨的政治影響的人，也要保護他的積極性呢？如果這樣搞，那就要損害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注22）
這裏所提到的曾政委，即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
按照一個半月後無為縣的匯報材料，張愷帆在無為縣共處分15名幹部，此外還“罵了九人”。（注23）在無為縣，張愷帆提出著名的“三還原兩開放”：吃飯還原（解散食堂）、房屋還原、小塊土地還原；開放水麵，開放自由市場。他晚年回憶說，在7月7日講話之前，他在無為縣西鄉、東鄉、南鄉考察了二三十個公社，回到縣城後即決定給安徽省委寫報告，同時停辦食堂。稍晚，正在安徽廬江縣調研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也被張愷帆叫到無為，張愷帆希望桂能與他一同反映無為的現狀。“我知道，這種時候，我一個人反映，曾希聖同誌肯定是不會相信的。”
此時，張愷帆已將無為縣200萬斤糧食裝上船，準備完成省委要求的征購任務。“王光宇同誌一天幾次電話向無為要糧食，張口就是幾千萬斤……他（桂林棲）把桌子一拍：”裝上船也不行！卸下來！糧食一點也不準調出去！‘“張愷帆說，這之後，他打電話給安徽省候補書記、副省長陸學斌，希望他從省委宣傳部派兩個人過來。陸學斌派來了《安徽日報》的兩名記者。張愷帆讓他們寫一份報告外加一份內參。”如果省裏講不通，就把內參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風險，我是決心要把實際情況反映上去的。“（注24）
隻是，令他意外的是，正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改變了政策方向。他也因此受到牽連，與陸學斌一道被打成“妄圖修改總路線”的“張陸聯盟”。
下篇：掃地出門，批倒批臭
按張愷帆晚年的回憶。他在無為縣調查時，安徽省委常委宋孟鄰等人也來到無為，“對凡是我調查過的地方，他全都重新‘調查’一遍；凡是我說情況嚴重的地方，他都說不怎麽樣。他避著我召開地、縣幹部會議……宋孟鄰當著我的麵不敢講什麽，卻背後放空氣：”張某人肯定要犯錯誤了，他大鬧無為二十天。‘後來我才知道，我在無為解散食堂，他們已經派高鴻（安徽省委常委）專程把我寫的反映無為情況和意見的報告送到廬山給曾希聖、黃岩看了，說我’大鬧無為二十天‘，’擅自強迫解散食堂‘。宋還背著我找白犁平（安徽省民政廳廳長）、夏雲（安徽省政府辦公廳主任）談話，說：“張某人不看全局，專看陰暗麵！’我再在無為蹲下去也沒有意思了，就回到了合肥。”（注25）
回到合肥後，張愷帆發現，此前曾支持他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也改變了態度，認為“無為的情況還是可以的。”因為彭德懷1958年上半年來安徽時，陪同者恰好是張愷帆，故有人認為彭德懷廬山會議致信毛澤東的材料是張愷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專門就張愷帆案形成報告，送給廬山開會的曾希聖，後遞交給毛澤東。8月10日，毛澤東做了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安徽省省長黃岩提前從廬山回來，召集省委常委會議，張愷帆開始受到長達51天的批鬥，被“掃地出門”。（注26）
“父親要寫檢討，不讓回家。”張愷帆之子張新元說，父親有時會帶他出席批鬥會，他對此有模糊的印象：在合肥稻香樓賓館地下的會議室裏，因天氣炎熱，而放置了一個堆滿冰塊的大木盆降溫。現場人並不是很多，張愷帆寫的檢討無法被通過，大家坐著批鬥他。
有的批鬥會則人數眾多。廬山會議後，安徽省文化廳黨組成員方一清參加了安徽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主會場在江淮大戲院，坐了1000多人，還有別的會場，一共有2000多人與會。大會開了幾天時間，傳達廬山會議精神，接下來小會批鬥張愷帆。”方一清記得比較清楚的是一次一兩百人參加的批鬥會場，張愷帆沒有受到體罰，他坐在那裏，既不反駁，也不檢討，隻是沉默聽那些批判話語。
方一清說，當時發言的人很多，以省委領導為主，他沒有發言，同時意識到自己也可能在劫難逃。果然，他也很快因“反對大躍進，說放衛星是假的”、“配合張愷帆向黨發動進攻，說人民公社餓死人”等罪狀而被打成右傾分子。在被打倒之前，安徽省文化廳擬任方一清為單位內的反右傾辦公室主任，方一清說他拒絕了。“我知道這個職位要說瞎話，我不願鬥人，就說自己思想跟不上，不夠條件。”這後來也成為方一清的一條罪名，不僅辜負黨組織的信任，而且牽涉到對廬山會議的態度。
無為縣開始收集並匯報張愷帆的相關材料，內容包括張愷帆在無為期間的講話、批示、調查報告、通話記錄等，張愷帆會見過的人接受了調查，縣委相關領導還專門就某些情況做了說明，包括張愷帆1957年在無為的講話也被翻了出來。（注27）對張愷帆的批判並不局限在“三還原兩開放”，包括他在巢縣“站在地富立場，引起思想混亂”，以及保護反革命分子劉某的曆史也被揭發出來。他講過的一句話———幹部兩個保姆，以前資產階級這樣的也不多，同樣被認為是反黨言論。此外，另有材料舉報他違反交規反要抓交通協管員及“大鬧勝利旅社”辱罵服務員，不一而足。（注28）總之是要從各個層麵將其批倒批臭。
1959年國慶前幾天，張愷帆一家被下放到淮北勞動。這之後他還曾被秘密囚禁，調查解放前坐牢的經曆，欲定其為“內奸”。（注29）張愷帆受到批鬥後，安徽農村的境況每日愈下。無為縣剛剛升起的希望又沉了下去。“我老家方樓村有100多人，餓死了一半。我家也死了不少人。他們也來求援過，我沒辦法。自己都吃不飽，一個月20多斤糧，鄉下來人還要招待。”方一清說，他的嶽母、內兄和解放前剛剛分家的叔叔都在死亡名單上。
做了三年右傾分子之後，張愷帆在1962年6月被宣布平反。依官方數據，在無為縣大躍進人口最低穀的1960年，人口總數為662557人，而此前該縣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57年———982979人。三年來，無為縣人口減少了約32萬人，大約是該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注30）而整個安徽省農村1961年較1958年共減少了449萬人。（注31）
注釋
注1：張新元2012年1月於安徽合肥接受南都記者專訪。下同。
注2、6：《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3、4、5：《張愷帆回憶錄》張愷帆口述，宋霖記錄整理，宋霖、劉思祥注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7：《無為日報》1959年7月4日頭版報道《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宣傳口各單位幹部積極開墾種菜》。
注8：《無為縣誌》126頁，無為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注9：據《無為縣誌》，1959年無為縣人口死亡人數為86278人，死亡率為9.747%.而在1957、1958年年，死亡率分別為0.913%和1.104%.
注10：參見《張愷帆回憶錄》。
注11：在《張愷帆回憶錄》中，有關於李世農“因為如實反映情況”而受批判的段落，但並未提及張愷帆參與批鬥，也沒有就此道歉。
注12：2012年1月，方一清在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記者專訪。下同。
注13、14、15、16、17：《張愷帆回憶錄》。
注18、19：《張愷帆同誌在無為縣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無為縣檔案館館藏。《張愷帆回憶錄》也收錄該講話，但個別地方有增刪。譬如，刪掉了“對1958年的成績和今年午季豐收的成績是不能動搖的”，在“全縣糧食總產在十一二億左右”前增加了一句“據縣委匯報”。
注20：戴厚英在1992年3月《隨筆》雜誌發表的《愷老，您好》中說，“在那謊言無價，人命如草的‘大躍進’年月，安徽人民的狀況隻能用血淚書寫……就在這個時候，張愷帆發出了一個真實的聲音：百姓家裏沒糧了，他們已經餓死了。”事實是，張愷帆並未直言餓死人，這大概因為當時的氛圍下，公開宣說餓死人仍是重大政治錯誤。
注21：1959年7月7日《張愷帆同誌在無為縣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
注22：《張省長在無為縣公社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無為縣檔案館館藏。
注23：《張愷帆處分和罵幹部情況》，1959年9月6日統計。無為縣檔案館館藏。
注24、25、26：《張愷帆回憶錄》。
注27：見無為縣檔案館檔案《關於對反黨分子張愷帆在無為進行反黨罪行活動、檢舉有關材料及省委張陸聯盟的會議》。
注28：參見合肥市檔案館相關檔案。
注29：《張愷帆回憶錄》。
注30：參見《無為縣誌》。無為縣實際人口以1961年為最低，但因遷入人口多，故總數超過1960年。該統計數據也疑似造假，因為出生、死亡和遷入、遷出的人數，和總人數的增減並不吻合。
注31：見《當代中國的安徽》第602頁附錄二《安徽省綜合統計表》之人口數，1958年年末安徽農村總人口為2997萬人，1961年末為2548萬人。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3月版。
◎1959年，張愷帆來到了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裏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張愷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裏，第一個餓死的，家裏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隻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
◎張愷帆回憶，在無為縣城，縣委書記姚奎甲在向張愷帆匯報時，仍堅稱1958年全縣共收糧食13億斤，上交7億斤，現在農民每人每天可得4兩原糧，全縣浮腫病人不過萬把人，“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但第二天，他從無為縣糧食局長處獲知，縣裏有兩本賬，一本7億斤，另一本13億斤。
◎在無為縣，張愷帆提出著名的“三還原兩開放”：吃飯還原（解散食堂）、房屋還原、小塊土地還原；開放水麵，開放自由市場。張愷帆還讓《安徽日報》的兩名記者寫一份報告外加一份內參。“如果省裏講不通，就把內參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風險，我是決心要把實際情況反映上去的。”
◎彭德懷1958年上半年來安徽時，陪同者恰好是張愷帆，故有人認為彭德懷廬山會議致信毛澤東的材料是張愷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專門就張愷帆案形成報告，送到廬山。8月10日，毛澤東做了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
（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