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的一則數據引發廣泛關注：2024年1月至9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對現任或原任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立案7.7萬人。中國有近70萬個行政村，僅9個月時間，就有10%+以上的“村長”被查。那麽，加上之前被查的、之後將被查的，這個比例難以想象，觸目驚心。
中國的行政村，是社會最基層的治理單元。這些村落雖小，卻承擔了重大職能，從國家政策的最後一公裏落實，到村集體資產的管理與分配，村幹部的權力在農村社區中舉足輕重。
村長，美其名為“村黨支部書記”或“村委會主任”，在土地製度以國家為主體的框架下，征地成為村級幹部的“肥肉”。而且，農村合作社、集體經濟實體的經營管理，為利益輸送提供了溫床。此外，國家補貼如低保、農業補貼、扶貧款項等的分配，為權力尋租留下空間。現行體製下，村幹部成為政策執行者與利益分配者的“雙重身份”，權力邊界模糊不清，為腐敗現象提供了土壤。
中國土地製度的核心，在於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或集體所有，但經營權卻由個人和市場決定。這種產權分離，使村幹部成為征地補償的“調節者”和“中介人”。村幹部可通過少報、多報征地麵積，或操控補償標準獲得非法利益。由於缺乏透明的監督機製，村幹部可以通過低價承包集體土地給親屬或高價出售給開發商，從中牟取暴利。國家的多項補貼政策雖然初衷良好，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充滿了漏洞。例如，扶貧款項常被村幹部私分，低保名額被轉讓給關係戶。在自然災害或突發事件中，村幹部對救濟資源的分配掌握了絕對權力，這為他們提供了“好處費”的機會。
當前的社會治理模式助長了腐敗，這些“土霸王”集政治權力、經濟權力於一身，缺乏必要的權力製衡機製。無論是土地還是財政資源的管理，普遍存在暗箱操作現象，為權力尋租提供了機會。法律法規的實施力度，在基層難以覆蓋，許多村莊依舊停留在“人治”階段。農村地區的人情往來，使得許多腐敗行為被合理化，例如村民為獲得資源主動向幹部行賄。許多村莊依然保留濃厚的宗族觀念，家族勢力與村幹部權力勾結，進一步惡化了村級治理環境。
“山高皇帝遠”這句古語，可以說是對某些偏遠地區基層治理現狀的精準概括。離權力中心越遠，“中央精神”就越像一個模糊的口號，而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土霸王”的個人規則。這些“土霸王”一旦手握權力，法律就變成了掛在牆上的裝飾，真正管用的，是他們那套“胡蘿卜加大棒”的土辦法——能給甜頭就給甜頭，實在不聽話，那就亮拳頭。權力不僅是他們的保護傘，更是實現個人利益的萬能工具。
這些“村長”們，身處基層，卻對村民的需求視而不見，熱衷於“向上效忠”。原因很簡單：在這套權力體係裏，對他們掌有生殺大權的，不是村民，而是他們的上級。他們的忠誠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對上級唯唯諾諾，對村民吆三喝四。村民利益隻能淪為可有可無的存在，被打包成“政績材料”用來討好上級。
中國農村腐敗現象的普遍性，並非僅僅是基層治理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製度的投射。當前的製度環境，不僅未能有效遏製腐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權力濫用。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從根本上重新審視社會治理模式，最重要的是權力製衡機製的強化、資源分配的透明化，以及法治文化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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