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裏戈裏·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3），曾化名吳廷康、伍廷康、吳庭康、魏琴、衛金。共產國際活動家。
1893年4月17日生於俄國涅韋爾。1913年移居美國和加拿大半工半讀。1918年春返回蘇俄並加入俄共(布)。曾參加遠東和西伯利亞的國內戰爭。1919年5月在海參崴被白軍俘虜，流放庫頁島。1920年1月到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工作。同年4月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來華，先後與李大釗、陳獨秀和孫中山等人會談，並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活動。曾參加中共第四、五次代表大會以及1924年5月、1925年10月和1926年7月的中共中央全會。1926年任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代表。曾參與製定共產國際早期有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問題的重要文件。1927年6月回國，任全俄農業合作社園藝中心副主席。1929年以後從事教育工作。1932—1934年任紅色工會國際太平洋書記處書記。後在蘇聯科學院和莫斯科東方研究所從事研究和教育工作。寫過大量有關中國問題的文章。1953年6月11日卒於莫斯科。 [1]
- 格裏戈裏·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
- 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
- 吳廷康、伍廷康、吳庭康、魏琴、衛金
- 俄羅斯人 [2]
- 1893年4月17日 [1]
- 1953年6月11日 [1]
目錄
1907年，維經斯基在韋爾市的一所初級小學畢業。由於家境窘困，未能繼續上學，便開始獨立謀生。先在維捷布斯克印刷廠當了三年排字工人，1910年起，又在斯托魯吉別累當了三年會計。1913年，當他20歲時，移居美國。1915年在美國加入社會主義政黨，開始參加政治活動。以後又去加拿大做工、學習。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維經斯基於翌年春天返回蘇維埃俄國，到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後立即加入了俄國共產黨。國內戰爭期間，維經斯基離開海參崴，被派往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工人蘇維埃中工作。在高爾察克反革命叛亂期間，他參加了反對高爾察克的鄂木斯克起義。白軍被擊潰以後，維經斯基返回海參崴。1918年，他被白軍逮捕，並被判處無期徒刑，流放到庫頁島（薩哈林島）服苦役。在這裏，他聯合島上的政治犯舉行暴動，推翻了白軍在島上的統治者，獲得了自由。
1920年1月，他再次回到海參崴。革命鬥爭的鍛煉，嚴酷的政治考驗，使他增長了才幹；1920年他剛滿27歲時，便參加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機關工作。這期間，他表現出了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工作專心致誌、頑強勇敢，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他在出色地完成了共產國際最初交給的任務以後，又擔任了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副部長。 [2]
1920年3月，蘇俄和共產國際得知中國發生了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運動，亟需了解中國革命狀況以求得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與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互相支持與結合。經共產國際同意，1920年4月，由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分局派遣，維經斯基率領俄共（布）黨員小組來到中國。隨行的有翻譯楊明齋，此外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秘書馬邁耶夫及其夫人馬邁也娃。他們的公開身份是記者。維經斯基的任務是了解中國的國內狀況，並同中國的革命力量取得聯係，同時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其時，蘇俄政府在1919年7月25日發表的第一次對華宣言也傳到了中國。宣言鄭重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秘密條約；放棄沙俄在中國東北等地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等等。這正與不久前中國在巴黎和會的遭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舉國為之轟動。各界人民一致讚揚這是人類的“空前創舉”，“正義人道之先驅”，紛紛表示要和蘇俄人民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共同團結反對帝國主義。因此，當維經斯基到達北京後，很快就通過北京大學的兩名俄籍教授鮑立維和伊凡諾夫介紹會見了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者李大釗。李大釗熱情地接待了維經斯基一行，並召開座談會、演講會，邀請進步人士與革命青年出席。維經斯基介紹了蘇俄十月革命後的情況及其對外政策，他說：“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實行沒收地主土地，把工業、礦山、交通、銀行等收歸國有，實行工人管理監督。”他還介紹了當時蘇俄正在“實施的軍事共產主義，餘糧征收政策和遠東共和國等基本問題”。通過座談，中國的知識界對於蘇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麵狀況有了進一步了解。羅章龍回憶當時與維經斯基座談時的情景說：“維經斯基很關心中國革命的發展，從他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確實閱讀了不少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書籍。他曾談到義和團、同盟會人物思想及活動等，又詢問了五四運動以來北大學生運動的情況，從《新青年》雜誌起，旁及北大教員、學生的思想情況。”羅章龍的回憶引用維經斯基的說法：“中俄兩國國情從過去及展望未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說帝俄時代俄國經濟比西歐落後50年到100年，工業尤為落後，汽車、飛機、電氣設備都不能製造。鋼鐵工業比美國落後7倍，比德國少3倍；燃料比美國少17倍，比英國少10倍，外國資本占全俄一半，外資工業占50％以上，外國銀行占全俄金融資本1/3。當前追趕上去的唯一辦法就是采用社會主義革命，俄國十月革命正在開辟一條新的道路。”羅章龍認為：“通過和維經斯基的談話，感到他是一個學問淵博、思想革命的人。他的談話辯才橫溢，感情奔放，他的說理內容切實，新穎動人。一席話使我們在政治方麵的視野與過去顯然不同了。大家憧憬共產主義革命的遠景，更是信心十足一往無前了。”通過與維經斯基的接觸，以李大釗為首的一批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更堅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決心。
維經斯基同李大釗和北京大學少數進步學生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內討論了建黨問題。維經斯基根據蘇俄的革命經驗提出“組織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並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的條件”。李大釗對他的意見表示讚同，就介紹他到上海與陳獨秀會見。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也是無產者眾多的地方，很多知識分子聚集在這個城市裏；同時，這裏也是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集中的焦點，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基地。帝國主義在這裏的統治手段十分殘酷，因而這個城市裏蘊藏著巨大的革命能量，一有時機，便會以極具激烈的形式爆發出來。此外，上海地處長江口，對外聯係也很方便。因此，維經斯基決定選擇上海作為共產國際在中國乃至整個遠東地區的活動據點。4月下旬，維經斯基到達上海，立即會見了《新青年》雜誌主編陳獨秀，並向陳獨秀介紹了共產國際、俄共（布）黨以及蘇俄情況，建議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組織。後經陳獨秀的介紹會見了上海《星期評論》的主編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和《時事新報》的負責人張東蓀。在此期間，維經斯基還與上海學生聯合會正副評議長狄侃、程天放以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等人接觸過，並和一部分人士進行座談。不久，張東蓀、戴季陶因政見不合先後退出座談會。
維經斯基在與陳獨秀商討建黨問題時指出：“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潮的運動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經過反複醞釀，由陳獨秀、李漢俊、李達、俞秀鬆、陳望道等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
1920年夏天，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李達、陳望道、沈玄廬等人在《新青年》雜誌社開會，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並推選陳獨秀為書記。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商議後草擬了一個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以統一思想。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啟漢等人也加入了黨組織。1920年9月起，黨組織又把《新青年》雜誌改為黨的公開機關刊物，又以11月開始出版的《共產黨》月刊，作為黨的秘密刊物。這些刊物著重宣傳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知識，大量刊載有關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資料，介紹列寧的建黨思想和俄共（布）的建黨經驗。維經斯基也寫了不少文章。《共產黨》月刊對統一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認識和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建立起了推動作用。1920年夏，中國共產黨發起組與各地共產主義者取得聯係，積極地進行建黨活動。很快，在北京、湖南、武漢、濟南、廣州先後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赴法勤工儉學生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主義組織。
1920年8月，在維經斯基的參與下，在上海創建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俞秀鬆任書記，同時出版工人刊物《勞動界》，它以通俗的語言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成立；不久又成立了印刷工會和紡織工會。
為了輸送中國革命青年赴蘇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維經斯基和夫人庫茲涅佐娃及楊明齋在上海創辦了外國語學社，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講授俄文，李達教日文，李漢俊教法文，李振瀛教英文。為了真實地報道蘇俄與共產國際的情況，1920年8月由維經斯基親自在外國語學社內設立“華俄通訊社”，楊明齋任社長。後來，由於學員們分批去蘇俄學習，外國語學社遂於1921年5月中旬結束。
維經斯基一行來華的目的，不僅僅在於幫助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組織，還為了要同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建立直接聯係。1920年秋，經陳獨秀介紹，維經斯基在上海同孫中山會見，這是共產國際的使者同孫中山的第一次會麵。維經斯基後來回憶這次會見情況道：“孫中山在自己的書房裏接見了我們。房子很大，立有許多裝滿書的櫃子。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歲到四十七歲（實際上他已經五十四歲了）。他身材挺秀，舉止謙和，手勢果斷。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覺間已被他儉樸而整潔的衣著所吸引，他身穿草綠色製服，褲腿沒有裝在靴筒裏，上衣扣得緊緊的，矮矮的衣領，中國大學生和中國青年學生一般都穿這種上衣。”會晤時，孫中山先後詢問了俄國與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情況，維經斯基一一作了介紹。在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孫中山著重講述了袁世凱如何背叛革命，如何企圖借助日本帝國主義來複辟。孫中山還談了他又怎樣在東京經過朋友們的斡旋，對當時任外相的加藤施加影響，以使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與袁世凱斷絕聯係。孫中山十分肯定地說：日本政府和袁世凱之間簽訂的《二十一條》並不是由於日本方麵的壓力，而是袁世凱本人向日本駐華公使提出或是向其暗示的，即隻要日本方麵協助複辟，他就簽約，後來果然簽約了。在會談快要結束時，孫中山又回到了蘇維埃俄國的話題上來了。維經斯基後來回憶：“可以看出他（指孫中山）特別關心的問題是如何能使剛剛從廣州反革命桂係軍閥手中解放出來的中國南方與遙遠的俄國之間建立聯係，把兩地的鬥爭結合起來。孫中山抱怨說：廣州的地理位置不允許我們同俄國建立聯係。”他一再詢問是否可以在海參崴或滿洲設立一個功率強大的電台，從而使蘇俄能夠同廣州保持通訊。”這次會見並未能使共產國際同孫中山建立起較為密切的聯係。盡管孫中山表示了十分迫切的願望，但共產國際的代表對孫中山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是認識不足的，他們選擇的目光仍然離不開擁有軍事實力的人物。維經斯基提到他願意會見孫中山的原因時說：“我欣然接受陳獨秀同誌，因為我也一直很想認識孫中山博士。此外，我知道，他近日要動身到南方去，到其追隨者，國民黨員陳炯明將軍的軍隊掌握的廣州去。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中間關於這位陳將軍流行著各種離奇的傳聞，說他組織了許多研究社會主義的學校，邀請革命學生到他的軍隊裏進行教育工作，有的說他幾乎打算在中國南方建立一係列的公社。認識了孫中山，我就有可能認識陳炯明將軍和就近仔細觀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計劃。”另外，維經斯基在談到他後來會見陳炯明的印象時說：“孫中山離上海到廣州以後不久，我也得到一個偶然的機會來到了廣州，並且和陳同誌（指陳獨秀）一起拜訪了陳炯明將軍。陳炯明是辛亥革命時期的一位將領，他早年是新聞記者，是秘密組織成員和國民黨員。陳炯明給人的印象是意誌堅強，很能自我控製。就其談吐和舉止看，他是一個清教徒。他敬重孫中山，但是認為孫中山是理想家和脫離實際的人。”由此可見，維經斯基對這位喬裝打扮成社會主義者的陳炯明是頗有好感的。同時，曆史還告訴人們，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無論是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還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遠東共和國，都曾經全力從事於對北京政府的外交，所實行的是接近吳佩孚政策。包惠僧在《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的回憶》中說：維經斯基第一次來中國期間，就主張聯合吳佩孚以發動民主運動，他認為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吳佩孚。因此，維經斯基於1920年10月9日前去訪問了吳佩孚的幕僚白堅武，和他討論了中國的政治形勢，並向他介紹了蘇俄的情況。馬林也回憶說：“在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他們認為孫中山是夢想家，而他們寧願支持吳佩孚。
1920年11月7日，為紀念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維經斯基發表了題為《中國勞動者與勞農議會的俄國》的演說，並將此文署名“吳廷康”刊登在《勞動界》第十三冊上。他在演說中說：“三年前在俄國勞工農民推倒資本家和軍閥，組織勞動會議共和國的成功日……從有曆史至今，這是頭一回勞動者脫離了富豪的壓製手段，奪回了自己的天賦權”，這一天不僅是俄國勞動者的紀念日，也可說是世界各國勞動者的慶賀日。維經斯基告訴中國的勞工農民們“要脫離中外資本的壓迫”，“要解除官吏所加的擔負”，“若是我們要脫離這些困苦境遇”，就應該“互相聯絡起來，然後再和各國勞工農民互相聯絡起來，一齊作俄國勞工農民所作的事，勞工農民快覺悟罷！快著手解放自己罷！”這年12月，維經斯基從上海啟程回國。1921年1月途經北京時，在李大釗辦公室裏與李大釗、張國燾，會談了幾次，又與北京黨組織的全體黨員進行了座談，內容有共產黨的基本信念、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共產國際成立的經過、俄國革命情況及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等。維經斯基通過這次訪華結識了許多中國革命家，和他們作了知心朋友，也積累了許多知識。所有這些對他以後在共產國際所從事的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
正當維經斯基返國途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出了建立遠東書記處的決定，選擇伊爾庫茨克作為書記處的駐地，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遠東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主持書記處工作。1921年春，維經斯基、庫茲涅佐娃、薩赫揚諾娃一行從中國回到了伊爾庫茨克，便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工作。由於舒米亞茨基又是西伯利亞黨政軍幾方麵的負責人，平時很忙，所以遠東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一般都由當時擔任秘書工作的維經斯基負責處理。遠東書記處的工作主要依靠下設的按國別劃分的科，如日本科、朝鮮科、中國科等。各科均由各國的共產黨人主持，也有部分蘇俄工作人員。在遠東書記處中國科工作的人員先是與維經斯基同去伊爾庫茨克的中國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張太雷。張太雷於1921年3月到達伊爾庫茨克，為首任中國科科長，後是張國燾。在中國科工作的還有一些為俄人，如阿勃拉姆鬆、馬邁耶夫、克利莫夫、多比索夫、達維多維等。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張太雷作為中共正式代表，出席了大會，並在會上作了簡短的發言，他介紹了中國正在與帝國主義作鬥爭的各種革命力量，呼籲共產國際重視、支持中國革命。他說：“在今後的世界革命中，中國富饒的自然資源和龐大的勞動力是用來反對無產階級，還是被無產階級用以反對資本家，這一點將取決於中國共產黨。但是不應該忘記，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運動的關注。”與此呼應，1921年維經斯基在《新遠東》第一期、《新東方》第二期兩個刊物上先後發表了《世界帝國主義在中國競爭》和《遠東各國人民代表大會》兩篇文章，闡述了共產國際應重視和支持中國及遠東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的重要性。
維經斯基的第一次來華決定了他以後的生活道路，自此之後，他的命運總是和中國以及中國人民英勇的革命鬥爭密切相關。 [2]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達上海。他的任務是考察遠東各國的革命運動情況，與革命者建立聯係，並調查是否有可能建立共產國際遠東局。馬林到達上海不久，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遣接替維經斯基在中國工作的尼科爾斯基也到達上海。共產國際直接派出代表到達上海，表明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22年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根據他對中國的考察，多次建議中國共產黨放棄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排斥態度，到國民黨中去進行政治活動，建立民主運動的國共聯合陣線。但這個建議遭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的堅決反對。陳獨秀在4月和6月30日兩次寫信給正在遠東局工作的維經斯基，提出中共中央斷然拒絕接受馬林提出的中國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國民黨的建議。陳獨秀要求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陳述：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聯美、聯張作霖及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等六條理由。同時，他也表示了親自到莫斯科的迫切願望，希望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轉達他的意見。維經斯基遂將陳獨秀的意見向共產國際作了轉達。
1922年5月11日，維經斯基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中國“內”戰和帝國主義者》一文，論述了張作霖和吳佩孚之間的鬥爭。維經斯基寫道：“中國人民深知，兩派軍閥無論那一方打勝，得利者仍然是日本帝國主義或英帝國主義，而軍費開支還要由中國人民負擔。”“如果中國有一部分資產階級還抱有這種希望：認為英國在華勢力取得勝利，在英國勢力範圍內經商又能比在日本勢力範圍內更安全的話，那麽，由於北京附近的武裝行動所造成的目前商業蕭條，未來戰勝者隨之而來的勒索籌款，就會使他們大失所望，因而也會使他們對英帝國主義產生敵視情緒。”中國廣大勞動群眾通過痛苦的體驗認清了“無論那一種帝國主義者，隻要他們呆在中國，自相殘殺的戰爭就要繼續下去，中國人民就要遭受更深的奴役。”“中國勞動群眾從目前的內戰中將得到的唯一教訓是，必須在一切戰線上，在中國現實的一切領域內，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進行鬥爭，在這個現實中，必須同民族資產階級站在一起，同時又必須依靠勞動者本身的力量，保持自己的獨立。”
這年7月11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在莫斯科完成了《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並於17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遞交了這份關於中國形勢的詳細報告。報告提出了共產黨人應與國民黨聯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以及把中央委員會的駐地遷往廣州，在那裏公開進行工作的政策性建議。隨後，由共產國際遠東支部維經斯基代表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出了命令，命令的全文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接短箋後，應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與菲力浦（即馬林）同誌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這樣，蘇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共產國際遠東局、遠東共和國政府準備同吳佩孚聯盟的方針宣告徹底結束。
1922年底，共產國際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維經斯基出席了大會，並同中國共產黨代表一起參加了關於東方問題的總提綱的討論。鑒於此時蘇俄政府同中國北京政府的談判已走向失敗，而同孫中山的聯盟則接近形成，所以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把國共合作問題提高到了戰略決策的高度，深入地討論並製訂了東方各國建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當時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的任務是如何按照中國情況找出貫徹這一總策略路線的具體道路。但這個問題的解決將取決於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黨所依靠的工人運動的力量、規模、發展速度以及潛在的可能性。
參與製訂和實施共產國際的這條策略路線的維經斯基，既反對中國共產黨內過高的估計工人階級的力量、在實際上拒絕統一戰線策略的“左”傾宗派主義，又反對過低評價工人階級力量、誇大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革命性的那種右的傾向。維經斯基把工人運動的高漲看作中國政治生活中新產生的“真正本質的因素”。他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努力判斷這個因素對於民族解放鬥爭的進程所能夠發生的影響。維經斯基認為，工人運動給中國的政治形勢帶來雙重影響，它“一方麵是重新改組國內各種社會力量的因素，另一方麵又是聚集和團結反對帝國主義者的民族力量的因素。”正是由於後一種作用，也就是從工人運動是民族解放鬥爭的動力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工人運動有著美好的前景。他認為正在成長著的中國無產階級運動“應當在爭取中國民族獨立鬥爭中迅速發揮著大作用。”因為，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無論哪一次工人的大規模罷工，不管組織者和參加者當初的意圖和要求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或一般民主主義的性質。換言之，民族解放和一般民主主義的使命是曆史發展過程必然賦予無產階級的使命，這是不以領導人的主觀願望而轉移的。維經斯基特別強調指出：中國工人階級“正在開始走上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線”，工人組織“依然是中國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創導者。”維經斯基在分析工人階級同參加反帝運動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有產階級之間相互關係時，認為這個問題對於中國工人運動以及共產主義運動都是極為複雜的策略問題。他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最有遠見的孫中山及其國民黨，不僅支持工人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且盡力利用工人達到自己的目的，使工人接受自己的影響。同時他還明確指出：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又反對這個運動，因為這個運動也反對民族資本。這種分析，實際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資本所具有和不可克服的兩麵性。
維經斯基雖然主張在統一戰線範圍之內推行國共兩黨合作的政策，但他開始仍對國民黨抱著警惕和慎重的批判態度。作為共產國際執委的工作人員，維經斯基直接參與製訂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關係的重要指示，特別是參與製訂了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草案，這個指示第一次指出農民運動的重要性。後來，這個草案在農民問題上經過重要補充，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批準。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決議》闡述了共產國際建議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即“共產黨員加入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政黨的國民黨中去”。以這種形式結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因是：
- 1.
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才邁出第一步，它們還很弱小；
- 2.
國民黨內有明顯的反帝傾向；
- 3.
孫中山越來越明顯的意向是要在民族解放鬥爭中依靠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因而也就決定孫中山願意同中國共產黨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其中包括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5月2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發出了13點指示，指出在建立統一戰線時，必須建立工農聯盟，工人階級的政黨必須掌握領導權，強調“農民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整個政策的中心。”但是，這個指示幾經輾轉，到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才收到，而此時，黨的三大已經結束。這次代表大會在討論進一步改組國民黨及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問題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張國燾、陳獨秀與馬林的意見分歧很大，依然不相信能把國民黨改組成革命統一戰線的組織。維經斯基在莫斯科知道這一情況後，便寫信給張國燾，希望他注意維護幼弱的中國共產黨的團結，不要“在黨內設法製造任何新的困難和分裂。”11月16日，張國燾給維經斯基複信，談了爭論雙方的觀點，對馬林等人認為“國民黨代表國民運動”，和“改組國民黨的可能性”的觀點，表示懷疑。黨的三大接受了共產國際執委會1923年1月12日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指示，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在大會討論中，既批評了對國共合作持懷疑態度的“左”傾觀點，也不同意“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觀點，認為必須堅持黨的獨立性。但是，黨的“三大”宣言又提出了“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並號召社會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國民黨”中來等思想，也是不妥當的。不過縱觀全局，維經斯基參與製訂的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仍然幫助中國共產黨製定了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實踐證明，黨的“三大”成了國共合作、改組國民黨，迎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高潮的一個曆史性轉折。 [2]
1923年8月，中國國民黨派出了以蔣介石為團長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蘇聯，代表團考察了蘇聯的黨、政府和軍隊。在此期間，維經斯基和蔣介石進行了會談。10月30日，維經斯基在《新東方》第四期上發表了《無產階級和中國的國民運動》一文，在提到關於無產階級的作用問題時說：“年輕的無產階級還隻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新因素，而且它對黨的影響還是不夠有力的”，“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明白，在當前曆史時刻，它還不能起到使自己的人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唯一解放者的作用。然而，它要比國內其它政治派別更加清楚，民族解放運動應當走哪條路。”
11月初，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奉調離開中國返回蘇聯。同月，維經斯基第二次來華，此時，他仍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工作。來華後，他由北京到上海實地考察國共合作情況。途經北京時，他曾約張國燾在華俄通訊社北京分社社長斯列帕克家裏會談，針對張國燾不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思想傾向，說明共產國際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為了使國民黨革命化。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為國民黨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左派，反對國民黨中的不革命分子。隨後，維經斯基去上海，和中共中央一起工作。12月底，維經斯返回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並商討對於國民黨的方針政策等有關問題。
1924年4月，維經斯基第三次來華，準備出席中共中央擴大會議。5月上旬，在中央全會召開之前，陳獨秀和張國燾一同拜訪了維經斯基。維經斯基在和他們會麵時說，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針，重點應放在本身組織的發展和領導工人運動。對於國共合作，共產黨員要積極支持左派，反對右派，促進國民革命。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的經驗，加強對工農運動的領導，克服實際工作中的右傾保守傾向，中國共產黨於1924年5月14日至16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央全會擴大會議，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等都出席了會議，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了會議。維經斯基在會上重複了會前同陳獨秀等人所談的意見。
1924年6月，赤色職工國際在廣州召開了太平洋運輸工人第一次代表會議，維經斯基出席了這次會議，並且被指定為這次會議的領導人。會後，他在《國際通訊》上發表了《太平洋運輸工人第一次會議》的文章，強調工人要加入統一戰線，組成共產黨領導下的左派組織。他讚揚爪哇工人運動在建立統一戰線方麵所取得的成就。
在廣州期間，維經斯基由當時任廣東省省長的廖仲愷陪同下，第二次會見了孫中山。孫中山對蘇俄經濟恢複情況和農民生活情況很感興趣，他向維經斯基詳細地了解了列寧逝世後俄國的很多情況，他也十分關心資本主義國家承認蘇俄的問題。同時，維經斯基也謹慎地詢問了孫中山對不久前剛剛簽定的中俄條約的看法，孫中山對此表示理解。維經斯基對這次會見留下的印象是：孫中山對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充滿自信，相信帝國主義之間在太平洋地區的矛盾使中國人民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開展一場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偉大鬥爭。另外，1924年6月底，維經斯基還發表了《中國南方時局與孫中山政府》一文，指出了國民黨的弱點和中國共產黨人的任務。他說：“國民黨雖具有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傳統，但就其成員的社會成分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附於大資產階級和地主的。”他也認為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國民黨是願意進行反對外來壓迫，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北洋軍閥的鬥爭的。但是他們缺乏決心和勇氣來改變航向，使自己的全部政策轉到勞動群眾的利益方麵來”。而“和國民黨共事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曆史任務就是把工人、農民和年輕的中國知識界組織起來，通過這些組織開展宣傳和演講，逐步地迫使國民黨改變政策，轉到中國勞動群眾方麵來，去反對大商人和封建地主，轉到蘇維埃共和國方麵來，去反對世界帝國主義。”
中國國民黨這個組織，本來包含著一些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分子，這些分子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義，成為國民黨左派；廖仲愷等堅持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義的革命民主派成為國民黨右派；還有一些動搖於左右之間的分子，則是國民黨的中派。
在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曾有右派分子馮自由起來反對國共合作。國民黨改組以後，右派分子張繼、謝持、鄒魯繼續公開叫囂反對革命統一戰線，他們在1924年8月的《“護黨”宣言》中說：“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所以宣傳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其作用係在破壞國民黨在國際之好感。一方麵則注意打破國民黨與國內各實力派（按：指當時各派軍閥）之間合作……其計劃係在消滅國民黨”。孫中山雖然決心堅持三大政策，但是他卻沒有對右派分子的反動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也沒有堅決地把他們從國民黨的組織清除出去。同時，他在當時的廣東根據地還收編有滇軍、桂軍、湘軍、福軍、粵軍等西南各省小軍閥的部隊。這些軍閥部隊和右派分子勾結起來，實際上操縱著廣東的地方政權。這就使廣東雖然在當時已經是工農運動蓬勃發展的革命根據地，但卻又存在著這些嚴重的反動勢力。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鬥爭日益尖銳起來。不久，廣州的商團在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發動了企圖推翻孫中山的廣東革命政府的武裝叛亂。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同赤色職工國際執行局一起創立了“不許幹涉中國”協會，並在一些國家立了分會。
為了使廣大的蘇聯人民了解中國革命的形勢，維經斯基寫了《中國當前的政局》這本小冊子。由“不許幹涉中國”協會交莫斯科國家出版社出版。小冊子介紹了廣州商團和江浙軍閥混戰的事實，揭露了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相互間的矛盾和爭奪，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英、美、沙俄等帝國主義之間對中國的爭奪。指出國民黨中有一部分人在社會上與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有聯係；國民黨沒有采取應有的措施幫助工人建立他們本階級的工會，國民黨目前還缺乏決心和勇氣把自己的全部政策轉向勞動群眾的利益方麵。維經斯基還指明共產黨的任務是使工人、農民、青年知識分子聯合起來，運用宣傳的方法使國民黨把政策轉向中國的勞動群眾方麵，轉向蘇維埃方麵，反對大商人、反對封建地主、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維經斯基還在文章中說：“國民黨當時認為，共產黨的警告過於衝動，對帝國主義在中國活動的看法既欠缺冷靜也不夠成熟。共產黨認為，在北京一個中國士兵由於緊靠使館區圍牆散步而被捕一事具有全國意義，並號召群眾組織起來打退帝國主義分子的進攻；國民黨卻把這一行動看成是我們的同誌過分熱衷於宣傳。”他強調：“但是，幾個月後發生的事件完全證實了共產黨的預言。確鑿的事實迫使孫中山和他的親信離開右翼，把路線撥向左轉，轉向勞動群眾的利益方麵。”
1924年9月3日，維經斯基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中國南方形勢日益緊張》一文。文中說：“商團正武裝起來準備進攻執政黨——國民黨。”“早在今年5月聲勢頗大的商團已準備就緒，並組織起自己的力量……在組織上和訓練上都得到了英法帝國主義者的援助。”他指出：孫中山政府主要由於黨內右翼的影響，對此現象估計不足，認為商團的龐大武裝遠不能構成直接威脅。孫中山及其親信甚至打算利用商團軍這個組織去反對反動軍閥陳炯明。維經斯基最後指出：中國南方三個月的形勢告訴我們，孫中山政府“目前，應當進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將吸引中國南方幾百萬農民參加解放運動，不進行土地改革，孫中山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之後，他又在《真理報》和《布爾什維克》雜誌上先後發表《中國內戰和工人階級》、《對中國的幹涉》等文章，指出在1924年進行的皖係段祺瑞和奉係張作霖同吳佩孚、曹錕的軍閥混戰中，中國共產黨應當號召工人階級在共產黨的旗幟下，加強組織性，參加反對英美走狗的鬥爭，同時揭露張作霖及其擁護者的反動政策，要求國民黨直接扶助工農群眾組織，堅決同帝國主義作鬥爭。維經斯基認為，帝國主義在遠東地區的矛盾比其他任何地區都更為錯綜複雜。因此，西方的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和東方的勞動群眾應當警惕地注視遠東事態的發展，並準備同帝國主義作鬥爭。
1924年10月，正當直奉戰爭激烈進行的時候，馮玉祥率部從前線倒戈發動北京政變，曹錕和吳佩孚倒台，新的軍閥政權還沒有鞏固起來，全國人民，尤其是北方人民強烈的要求召開國民會議，製定憲法，以爭取建立民主共和政權。11月，孫中山應邀北上。這時，維經斯基以魏琴的筆名於1924年12月17日、24日、31日在《向導》周報第95、96、97期上先後發表了《列強與中國國民會議》、《英國機關報的狡猾論調》、《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之宣傳》、《國民會議、軍閥和帝國主義》、《舒爾曼與美國對華的外交》等文章。12月20日，維經斯基以衛金為筆名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發表了《廣東政府與國民革命》一文。上述文章中明確指出：“我們國民欲脫離軍閥壓迫的欲望，差不多日增月盛，現在更形成了普通的國民運動。國民會議的思想激蕩了全國，各階級各民眾團體，對此思想皆有相當的明瞭，各有自己的觀念。一般窮苦的民眾希望國民會議能夠改良自己窮苦的生活，給予自己以相當的保障。學生界和各種自由職業的人們希望由國民會議的道路，能夠得到真正的民主政權和參加國家建設的機會。商業和工業階級也希望國民會議能成為消滅軍閥政治的工具，鏟除國內防阻經濟發展的障礙。”文章指出：“段祺瑞一方麵宣言召集國民會議，一方麵卻承認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禁止學生之遊行與開會——這種種的舉動，的確是段祺瑞表現他不願意順從民意，而願意為帝國主義的忠仆。”因此，維經斯基說：“唯一的辦法，就是趕快組織民眾的力量，預備國民會議之召集，由此國民會議選出為國民所願意的人們組織政府，此政府一定可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
在《國民會議、軍閥和帝國主義》一文中，維經斯基說，段祺瑞、張作霖和其他軍閥要“召集軍閥會議”，建立軍閥政府。這個計劃“是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做背景的。”他提醒大家要注意日本帝國主義的危險，他說：“現在的時候，中國人民一方麵要繼續反對英美帝國主義，而另一方麵卻不應忘記反直係的勝利同時把日本帝國主義鞏固了。日本在華勢力之鞏固，對於中國人民有什麽危險，這實在沒有再加說明的必要。誰個不知道高麗的命運？日本人以保護高麗反對俄國為藉口，而終將高麗化為日本的殖民地。現在日本人欲鞏固自己在華之勢力，又高呼‘亞洲人是為著亞洲人’的口號。日本的帝國主義為著反對英美的帝國主義，欲利用亞洲的民族做它的填炮口的肉。中國人民應好好地知道這種實際的情形。”文章對孫中山北上後在對日問題上存在的一些錯誤思想進行了公開的批評。維經斯基說：“一切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臨時的親善政策，不過是要在我們國家中創立一個忠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政府。可惜很聰明的人如孫中山先生，也不甚明瞭這種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趨向。數星期前中山先生在東京某個女學校演講，極力推崇東方文化之高於西方文化，以為東方民族有聯合起來反對西方文化之必要……日本的愛國派對之深表同情。我們以公正的眼光看來，不能不說中山先生這種演說對於中國民眾及日本的工農們有很大的害處。”綜上論述，可以看出維經斯基認為帝國主義支持段祺瑞、張作霖和其他軍閥所高唱的國民會議，實質上是大資產階級、官僚地主階級的代表的組織，這種會議絕不會有好的結果，應當向民眾講清楚，不要上當。 [2]
1925年1月11日至1月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維經斯基以共產國際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大會，並根據國際指示的精神，幫助起草了《關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決議案》分析了各個階級對民族革命運動的態度，提出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工人階級不僅為本階級的利益而奮鬥，同時還要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並且在民族革命運動中須取得領導者的地位。”“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得到勝利。”同時，這個領導階級“也要能夠抓住被壓迫的各社會階級力量，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內軍閥及地主買辦）——作戰，才免得處在孤立的地位。”《決議案》在分析了上述問題的同時，提醒全黨同誌要警惕右的危險，同時也要提防“左”的傾向發生。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是與國際代表維經斯的參與指導分不開的。但是這次大會對於怎樣去奪取革命領導權，還沒有具體、明確的認識。
1925年2月，維經斯基從中國返回莫斯科，代表遠東殖民地委員會出席了3月份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第五次擴大全會。他在會議期間，於3月10日在《真理報》上發表《國民黨軍隊戰勝陳炯明的意義》等文章，論述了中國南方的勝利對全國革命運動的意義，指出：此後國民黨政府終於有可能在廣東省份內直接推行自己的政策，它可以在比過去更大的地區內繼續推行保護農民群眾和城市貧民群眾的政策；國民黨軍隊可以北上，中國將會出現一個空前未有的國民黨運動。這次勝利還意味著國民黨左派力量的加強。總之，維經斯基強調指出：國民黨的軍隊“消滅了陳炯明，不僅是對中國大商人（買辦）、大地主與富農的反革命運動的致命打擊，而且是對組織和資助這個運動的英帝國主義的致命打擊。”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27日，維經斯基便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發表了《孫中山與中國的解放運動》一文，對孫中山在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中對人民群眾的力量重視不夠作了論述。維經斯基說，從1895年起，孫中山就“開始為推翻中國的君主製度聚集力量。如何實現既定目標，如何使中國人民擺脫清王朝和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進攻中國東北的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對於這個問題，孫中山有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看法和原則。”“孫中山當時確實是滿腔熱忱地想給人民大眾帶來解放，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可是他認為，人民的解放可以沒有人民直接參加，因為人民還不夠成熟，不能直接自我解放。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認為，他們的曆史使命就是同中國的軍閥及外國帝國主義作鬥爭，戰勝這些仇視中國的勢力後，國民黨就將把人民的天賦權利——自由和獨立還給人民。”維經斯基認為孫中山所以會有這種思想，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和國民黨對於反帝的民眾運動的意義認識不足。5月，維經斯基回到中國。月底，上海工人為抗議日本資本家槍殺共產黨員顧正紅，爆發了震動全國的五卅運動。維經斯基親自參與了這一群眾性罷工運動的領導。在這前後，中共中央經常在維經斯基住所召開會議，參加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有時召開中共中央委員會，除上述四人外，還有新任的中央委員彭述之，中央青年團書記任弼時、上海區委書記王一飛、職工運動委員會領導人李立三、劉少奇和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向警予等。會議的中心內容是分析形勢，製定政策，積極慎重地引導工人運動。
6月5日，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及少共國際共同發表宣言，號召全世界工人與東方被壓迫人民，一致抵抗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施的殘暴壓迫。6月7日和14日，維經斯基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帝國主義者對中國工人運動的進攻》、《上海事件震撼著全中國》兩篇文章，對五卅運動的作用和意義作了論述。他說，中國最近的事態中，最突出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上海和青島的無產階級在同日本廠主的鬥爭過程中，再次打擊了國內最危險的帝國主義勢力。“中國無產階級越能經受得住帝國主義的進攻，中國的一切民族解放社會力量的同盟就越能堅持下去，也就更有把握迫使帝國主義列強讓步。”他號召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歐美各國的共產黨，立即組織對英勇戰鬥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支援，“因為中國無產階級不僅站在本國解放鬥爭的前哨，而且通過整個事件的進程，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鬥爭中的重要因素。”
10月初，維經斯基出席了在北京蘇聯大使館召開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主要是總結“五卅”以來黨領導國民革命的經驗，確定以後的鬥爭方針。會議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必須集中力量，與城市民主派一般民眾結成聯合戰線，吸引農民參加革命，才能給帝國主義和軍閥以重大打擊。並提出了“打倒奉係軍閥”、“推翻段祺瑞反動政府”、“建立工農民眾政權”的號召，提出了“耕地農有”的主張。這次會議還作出決議規定了對國民黨的政策：反對右派而與左派結成密切的聯盟，竭力讚助左派同右派鬥爭。還具體規定：非必要時，黨的新同誌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但是到了11月初，當北方郭鬆林倒戈失敗和吳佩孚攻占河南之後，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都認為革命高潮已經過去，並一起修改了堅決反對國民黨右派的政策。
1926年5月15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張國燾指導參加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了“整理黨務決議案”，張國燾以不正派的手法要大家接受，使這個提案得以通過。會後，原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組織部長譚平山、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農民部長林祖涵）隻得辭職。全會任葉楚傖為秘書長，蔣介石為組織部長，顧孟餘為宣傳部長，甘乃光為農民部長，邵元衝為青年部長。
5月底，莫斯科收到了關於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電訊。維經斯基此時已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他將情況報告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了特別會議，會上，維經斯基提出了下列建議：
- 1.
中國共產黨人“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下”設法與國民黨討論職務上某種分工的可能性；
- 2.
“眾所周知的共產黨人”要從“國民黨一切組織機構中撤出來”，但那些“尚未向國民黨公開的”則“不要撤出或暫時不撤出來”；
- 3.
兩黨“可能分離”的問題，“在緊急情況下”是應該考慮的。但是，在目前“離開國民黨”則完全不是我們所希望發生的事。
這些建議被一致通過。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四屆三中全會（擴大）在上海召開，維經斯基作為共產黨國際代表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著重討論了國共關係問題。在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決議案》中認為“三·二〇”以來蔣介石對共產黨的進攻，是由於共產黨指導國民黨的方式上有錯誤，是代替了左派，而不是使左派在政治上、組織上自己形成起來，是我們自己造成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的形勢。決議明確規定黨在國民革命中的策略，一方麵應加緊在政治上表現獨立，確立在工農中的勢力，加強在革命化的民眾中的政治影響；另一方麵組織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潮流集合於國民黨，以充實其左翼，以工農革命力量影響國民黨，這樣去和國民黨左派結成強大的聯盟，以與資產階級爭國民運動的指導，保證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所以現時我們在國民黨內的聯係，應當是：擴大左派，與左派密切聯合，和他們共同應付中派，而公開反攻右派”。《決議》批評了陳獨秀、彭述之聯合提出的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的議案，認為“共產黨應與國民黨脫離組織關係……”這種觀點是完全不對的，主張現在就與國民黨脫離組織關係而僅僅和他們合作的理由，其實和國民黨右派和新右派（中派）要求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理由是一樣的。《決議》還批評共產黨包辦國民黨機關，占領發展國民黨組織及黨部工作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明確決定“我們留在國民黨裏”。最後，陳獨秀表示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
這次會議，雖然在原則上仍然堅持了無產階級領導權，一般的仍然提要發展群眾運動，但因繼續對蔣介石采取妥協的讓步政策，所謂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也就多半成了空話，而要開展群眾運動，也就必然失去了可靠的支柱。會議所以出現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是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妥協忍讓分不開的。
11月15日，維經斯基在《向導》周報發表《北伐軍占領後的武漢》一文。文中寫道：北伐軍占領武漢後，武漢已成為國民黨勢力的重要中心，但買辦階級和劣紳地主等反革命勢力仍然存在，帝國主義也暗地伺機破壞國民政府和北伐軍。因此，“革命政權必須沒收他們的財產，必須沒收那些幫助吳佩孚又特別殘酷壓迫農民的反革命地主之土地，交由農民協會分給農民”。文章還指出，“政府必須向民眾宣布其政綱。政府必須不懼怕反革命者。公開的勇敢的與農工商團體代表聯絡起來，並以革命的法律幫助勞動民眾的求解放的鬥爭，別的道路是沒有的。”維經斯基的這些主張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武漢政府是不可能照此辦理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2]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中央特別會議，維經斯基代表共產國際和蘇聯顧問鮑羅廷出席了會議。陳獨秀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提出“反對黨內的左傾”，“防止黨外的右傾”。這次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決議案》等決議。最後，維經斯基和鮑羅廷又和中共中央舉行了一次聯席會議，並通過了《政治問題決議案》。這次特別會議全麵接受了陳獨秀投降主義政策，維經斯基和鮑羅廷對此作了認可。這就表明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已發展為路線錯誤，並且開始在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
1927年初，蔣介石在北伐途中公開進行反對共產黨的活動，在武漢任國民黨政治顧問的鮑羅廷對蔣介石的反共態度進行了批評，而駐在上海的維經斯基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卻采取了繼續支持和安慰蔣介石的政策。因此，蔣介石從南昌去電武漢國民黨中央，要求撤銷鮑羅廷的顧問職務，而以維經斯基取代鮑羅廷。2月，維經斯基為同鮑羅廷商談對蔣介石采取何種方針從上海到武漢。鮑羅廷主張聯唐（生智）反蔣，而維經斯基則表示“革命陣營不宜分化太快”，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北方軍閥及帝國主義。接著，維經斯基又從武漢趕往南昌，了解蔣介石的態度，幾天之後回到武漢，說：“事態已無法挽救。”於是又回到了上海。
同年初，共產國際派遣羅易來華指導革命，於2月抵武漢，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在他還未摸著工作頭緒時，蔣介石已於4月12日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4月13日，羅易致電蔣介石，還對蔣介石存有幻想，希望蔣能認識到在帝國主義聯合向中國國民革命進行攻擊時，一切革命力量的團結是最大的需要；羅易還希望蔣介石將黨內一切爭論問題提到中央全體委員會議討論解決。羅易最後在電報中表示：隻要蔣介石采納這一勸告，他便去南京訪問，和蔣介石一起商討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可是蔣介石一概拒絕羅易的意見。中國革命的形勢處於十分緊急的關頭。中共中央為了挽救革命的危局，於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漢口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大會宣言》、《土地問題決議案》和中共接受共產國際七大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等議案。維經斯基參與了宣言和決議的起草工作。中共五大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指出：“農民運動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五大決定領導農民從事於平均地權的鬥爭，向著土地國有，取消土地私有製的方向努力。但對北伐軍官是讓步的，規定“革命軍人現時已有的土地可不沒收。”
“五大”以後，按決議應該實行土地革命了，可是鮑羅廷與羅易之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鮑羅廷代表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的一個側麵，即同國民黨保持團結，維護統一戰線。為此，不惜向國民黨“左派”汪精衛讓步，向唐生智、何鍵等國民黨軍官讓步，把沒收土地改成減租減息。羅易則代表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的另一個側麵即實行土地革命，為此不惜用工農武裝力量反擊一切阻礙土地革命的反動勢力。這時，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兩者間表現了動搖，陳獨秀追隨鮑羅廷，主張取消土地革命，向國民黨讓步，結果喪失了挽救中國革命的最後時機。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產國際第八次執委第八次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共產國際執委會根據這項決議再次發出了對中國革命的五月指示（共產國際五月緊急指示）。中共中央於6月1日收到上述的指示。當時，中國革命已經沿著錯誤的道路走到了失敗的邊緣，因此，共產國際的五月指示雖具有戰略的指導作用，可是對於挽救中國革命時局，已無所補益了。因為自1927年4月下旬起，武漢政府已首先在湘鄂贛等省組織了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政府機關和民眾團體的“越軌”言論和行動。5月初，武漢政府又禁止公布土地委員會關於所謂政治沒收地主土地的決議案；5月8日，通告工農群眾團體不準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5月13日，武漢政府又以保護寺院為名，下令禁止反對神權活動；5月14日武漢政府命令工會、農會，禁止逮捕反革命和沒收其“逆產”；5月17日武漢“左”派軍隊夏鬥寅叛變；5月19日，武漢政府發表宣言，查辦“過激”、“越軌”的言行，公開保護工廠主和商人的利益；5月20日，發布訓令，保護地主、富農等“善紳”；5月21日，許克祥在湖南長沙叛變，公開屠殺湖南工農群眾；5月23日，訓令湖北省總工會，製裁罷工工人和工人糾察隊；5月24日，發布保護“軍人田產”令，一律禁止土地革命，已沒收的要“清查發還”；5月底，武漢政府下令解散了湖北黃岡、黃陂兩個最大的縣農會等。在這種十分危急的形勢下，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共產國際五月指示時，維經斯基和鮑羅廷都表示這個指示一時無法執行，羅易也表示難於實現。
1927年6月15日，陳獨秀根據政治局的意見致電共產國際，表示完全同意國際的指示，但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7月15日，汪精衛集團決議反共，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遂以失敗而宣告結束。此後不久，維經斯基和羅易、鮑羅廷等人便相繼離開中國返回蘇聯。 [2]
中國大革命失敗之後，維經斯基被共產國際調回蘇聯，從此，他未在共產國際組織中擔任工作，而被分配擔任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農藝部副主席。1929年後，維經斯基主要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1930年1月25日、29日和2月6日，中國學術調查研究所主持召開了關於陳獨秀主義的曆史根源討論會，與會者批評了維經斯基和鮑羅廷，並認為他們應為“陳獨秀主義”的錯誤負責。維經斯基在會上承認了他沒向共產國際報告上海的中共中央在1925年至1926年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對此，他負有責任。根據會上的批評意見，維經斯基在《中國問題》第4—5號上發表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在1925年—1927年革命中的錯誤問題》一文，對他在這期間所犯的錯誤作了檢討。他說：“由於黨是革命的政治和組織因素，它的作用就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黨的政治路線、戰略方針與策略措施都必須徹底擺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派別與集團的一切微小影響。隻有堅決地毫不妥協地經常向自己隊伍中這種影響作鬥爭，黨才能堅持革命陣地，排除萬難，完成自己爭取與實現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這一曆史使命。”“所以，不僅揭露現在的陳獨秀主義，而且揭露過去的、主要是1925—1927年革命時期的陳獨秀主義，勢在必行。”維經斯基說：“對中國共產黨所犯錯誤，我要擔任很大的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黨領導更大的責任。”“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是沒有正確理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要求將反帝革命與土地革命緊密結合’的全部意義，這就導致違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列寧主義方針，實際上沒有貫徹執行這一指示。”維經斯基敢於承認錯誤，並能接受其他同誌對他的批評，《中國問題》刊物編輯部特地在他文章的末尾加了附言：“維經斯基同誌按照黨的要求，改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同年，維經斯基還在《中國問題》第三期，《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第二期、《革命的東方》第八期上發表了《陳獨秀主義的曆史根源》、《伯力議定書和帝國主義政策》、《對中國政治形勢的估計》等三篇文章。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仍然對中國人民懷有深厚感情的維經斯基在《中國問題》刊物上，發表《社會法西斯主義和中國革命》一文，譴責日本法西斯對中國人民的野蠻侵略。隨後，在1932—1934年，維經斯基擔任國際工人聯合會太平洋書記處書記職務。在這段時間裏，他在《城市宣傳手冊》第二期、《革命的東方》第13—14期、《布爾什維克》第5—6期等刊物上，先後發表了《對滿洲的占領和中國革命》、《遠東的事件》、《遠東的事變與戰爭危險》等文章。並在莫斯科出版了《對滿洲的占領和帝國主義的角逐》論文集。
1934年以後，維經斯基在蘇聯科學學會研究機構和莫斯科東方研究所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後來擔任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協會公務部主任。1935年他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七大，並在《太平洋》雜誌先後發表了《日本對中國的新進攻》、《對中國的進攻及日本帝國主義陣營內的各種矛盾》、《中國抵抗嗎？》等三篇文章。同年，由於他對經濟學研究取得突出的成績，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並擔任了教授職務。1937年1月，他在《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中國人民陣線運動與日本軍國主義》一文，文章對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因和迅速和平解決的必要性進行了分析，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想利用這個機會進行新的幹涉，從中漁利，因此，必須爭取全中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一致對外。1946年，中國革命進入解放戰爭時期，維經斯基為歡呼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在《城市宣傳員》雜誌上，發表了《中國進步力量爭取民主和國家統一的鬥爭》的文章。1947年6月10日，他在莫斯科作了《中國與列強》的演講，這次演講的速記稿在莫斯科刊物上公開發表。他在蘇聯《曆史問題》第七期上發表了《1925—1927年前夕中國的各種政治關係》一文，文章敘述了20年代初期帝國主義在中國爭奪和中國國內的軍閥戰爭；曆數了國共統一戰線的形成的過程，說明國民黨是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工人等各方麵代表組成。文章還說明了隨著當時政治形勢的發展，國民黨隊伍分化成右派和左派的過程以及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國民黨左派和廣大工農群眾鎮壓商團叛亂的情況。文章一直敘述到孫中山北上、全國掀起國民會議促成會活動止。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和莫斯科的有關單位還出版了維經斯基的《中國現代史講義（1919—1924）》、《1931—1937年的日本和中國》。1950年，莫斯科《真理報》出版社出版了維經斯基的《為國家獨立和民主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等著作。
1953年，維經斯基因患重病而逝世。 [2]
1923年至1927年在華期間，對促成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的建立和推動中國工農運動的發展，特別是在確立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領導地位等方麵都作了重大貢獻。但不容忽視的是，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的代表，維經斯基對於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