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丨王學泰：文革監獄裏認識的幹部子弟
最新消息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著名學者王學泰先生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歲。
王學泰
王學泰是研究遊民文化專家，最近幾年，他更多是以“讀書人”的身份在發言。他不願意稱自己為知識分子，也不太喜歡藏書家這個稱號。他更願意使用“讀書人”這個身份，這是一種自覺，也是在麵對自己時的一種冷靜。
王學泰1942年12月生於北京，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王學泰的離世，在讀書圈或所謂知識圈引起震動。這個小範圍的哀思，也許更情真意切。
王學泰文革罹難記
《監獄瑣記》書摘：
因一本書被判刑15年
《監獄瑣記》
三聯書店2013年10月出版
1975年春節，章某到家來找我：“學泰，《推背圖》 出事了。我把它借給朝陽區文化館一個姓顧的朋友。顧某又因為罵江青被‘板團’（指樣板戲劇團）的人揭發了。”
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王學泰的《監獄瑣記》麵世。本書記載了作者“文革”期間的入獄經曆，並描述了自己在入獄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不了解曆史，不足以認識當下，本報擷取了書中部分內容。
附會《推背圖》，禍從口出
1974年我在琉璃廠海王村內部書店買書，結識了一批書友。其中有位中學教師汪先生 ，他有一本《推背圖》。我愛讀奇書，沒想到因為讀此書闖了禍，而且累及汪先生。
我是不太相信《推背圖》這一類預言書的，但讀起來像讀謎語書一樣也覺得好玩，有時也要猜一猜，以為談資。當讀到第四十二象乙巳，看到上畫宮裝婦女懷抱琵琶：
一歌女手持琵琶，地上左有一張弓，右有一隻兔。 讖曰：美人自西來，天朝中日漸安。長弓在地，危而不危。頌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鮮。此時渾跡居朝市，鬧亂君臣百萬般。”
當時我突發奇想：這不是江青嗎？“西方女子”寫其來自延安；“琵琶仙”寫其演藝出身；“皎皎衣裳”寫其重視服飾，推廣江氏“布拉吉”；“渾跡朝市”寫她先賣藝，後發達；“鬧亂君臣百萬般”不言自明。中國的草民百姓從來都是原諒皇帝，有事了，不是“奸臣”“宦豎”，就是“女禍”。我也是中國人，自然也難免俗。大學同學章某來訪，聊及時事，自然而然就說到《推背圖》。大學同學章某也愛奇書，把《推背圖》借走了。
1975年春節，我在北京家裏過寒假，章某到家來找我。他很緊張，一見我，馬上說：“學泰，《推背圖》 出事了。我把它借給朝陽區文化館一個姓顧的朋友，他把它複印了。顧某又因為罵江青被‘板團’（指樣板戲劇團）的人揭發了。他把我牽扯了出來，公安緊著找我，追查《推背圖》的來源，我實在頂不住了，隻得把老兄交代出來了。對不起你，如果無事便罷；真出事，連累了你，以後補報。”
過了正月十五、懷著這種隱憂與恐懼、我極不情願地回到單位。果然第二天上午房山縣文教局保衛科二人（其中有一人是縣公安局的）開著一輛中型吉普把我從河北公社口兒中學運到房山縣，在文教局隔離審查。
1975年3月4日中午飯後，曹某說你的態度惡劣，文教局管不了了，公安局“傳訊”你了。（1976年7月26日，王學泰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1978年10月20日被平反釋放）。
“援外”出軌者與“後院起火”
有一位“冶金設計院”的技術員王某，他是去阿爾巴尼亞的援建人員。從1962年到1972年這十年中是中阿友誼“蜜裏調油”的時期，阿來到中國真是“要啥給啥”。被派到阿爾巴尼亞的援建人員也都是精挑細選的。因此，王某能出國、能到“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的阿爾巴尼亞那是很被人們羨慕的。
王某到阿工作已經兩三年，工作很順利，不知不覺間與阿方女翻譯有了點曖昧關係。那時這是對外關係中的重大問題，一經發現，馬上奉調回國。回國後連家都沒讓回，在院裏交代兩天問題後直接送到K字樓。一進監號的鐵門王某傻了，因為正值夏天，號內的犯人，每人隻穿一條三角褲衩，幾乎近於赤裸地呈現在他的眼前。剛從國外回來、常出現在衣履儼然的正式場合的王某突然進入到這個畫麵中，對其視覺的衝擊之大是可以想見的。王某定下神來，先是坐在炕箱上發呆，不一會兒隻見他淚流滿麵。
小楊原是某部的工人，因為喜愛文藝、而且多才多藝、被選入毛澤東文藝宣傳隊。他能拉會唱，這在三中隊的文藝活動中也展示了出來。他在原單位宣傳隊時與一個女聲獨唱演員有了曖昧關係，不幸被老婆大人知道了，家裏家外大鬧，搞得楊狼狽不堪；當小楊嚐試反擊時，老婆使出殺手鐧、把楊的“反動日記”交給了單位領導。於是原本很積極的小楊一下子成了反革命，被判八年，老婆離婚了，女孩也與他劃清了界限。
為什麽一個很積極的青年變成了反革命分子呢？原來小楊在運動初期就積極參加運動，成為對牛鬼蛇神專政的專案組成員。專案組是經常要提審牛鬼蛇神的，讓他們交代自己的曆史問題和反動思想。牛鬼蛇神多是研究院中有學問的人，有個反動學術權威是小楊的監管和審查對象，小楊經常找他談話，要他交代問題，可是談來談去小楊覺得他說得蠻有道理，從而失去了對流行理論的相信，小楊被這個“階級敵人”征服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聽了那位“老鬼”話之後的心得體會統統寫在日記裏，大約平時他也跟老婆透露過，這次後院著火把這個要害問題引爆了。小楊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八年。
判18年，兩個月不到就釋放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隊突然增加了一批“反革命犯”。
有一個老工人，到了三中隊後總是心神不寧的，下了工休息時老在筒道裏皺著眉走來走去。他五十一二歲，微胖。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說：“我看您像個知識分子，我有點事您幫我分析分析。”我問什麽事。他說：“我是第八機床廠的，廠址在北京密雲，是七級電工，姓趙。9月18日下午三時轉播天安門廣場的追悼大會，我負責電器。結果會開到半截突然沒聲了，到會者緊張得不得了，把我也嚇得直哆嗦，手抖得連接線也接不上，怎麽弄也弄不好。當時縣領導在我們廠子參加追悼會，判定我是階級敵人，說我有意破壞，馬上抓了起來，不到一個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
那會兒出了問題先拿階級敵人（或者有各種各樣曆史問題的）開刀是天然合理、順理成章的，誰也不能反對，因為這樣做大方向沒有錯。這就是那個時代的邏輯。老趙說：“被抓時，我被那萬眾聲討的氣勢嚇暈了，沒有仔細為自己辯護。當時以為沒大事，從嚴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裏糊塗就被判了18年，這樣長的刑期，還不死在獄裏？因此想寫個詳細的辯護詞，我寫好了您給我看看（當時還沒有恢複律師製度）？”
他跟我商量，我告訴他：“這沒用。這麽簡單的事，誰不清楚？他們了解事實、還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勸他與其花力氣為自己辯護還不如找關係，寫申訴往高層遞送。他想了想覺得我說得有道理。他說：“我們工廠的總務科長是葉劍英的女兒，我老伴是幼兒園老師，平常與葉帥女兒關係不錯，要不讓我老伴求求她？”
我覺得這是一條路子。後來接見時，他果然對老伴說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過他，回筒道隻要他見到我，必要笑一笑，悄聲說“有門兒，有希望”。上麵找了幾次後，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後扛著行李走了，再也沒回來。肯定就是放了。這個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貴人幫助。
原載《新京報》，內容摘自《監獄瑣記》一書
延伸閱讀
王學泰：
文革監獄裏認識的幹部子弟
“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為毛戴紅衛兵袖章的那位女紅衛兵也是幹部子弟。後來由於批“資反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許多高級幹部被整，不少的高幹子弟出麵保爹保媽，炮打中央文革。此時有一些幹部子弟被捕，關押在看守所Ｋ字樓。我在Ｋ字樓時還聽說過葉劍英家有幾位子女就在這裏呆過。
其實葉家子女進Ｋ字樓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說起此事，可見它給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關於一些幹部子女中學生反文革小組的問題早就解決了，統統釋放，後來與他們同齡人一樣上山下鄉做了知青，再後來有關係而且樂於利用這種關係的，紛紛走關係參軍或早早地分到各單位工作了。
張建旗：從反周到反毛、擁林
最初因為提的問題尖銳，也一度鬧得沸沸揚揚。他們派出人員，在淩晨的時候，到北京動物園、甘家口商場、西四丁字街等繁華熱鬧之處大量散發、張貼反周恩來的傳單，塗寫反周恩來的標語。這些傳單和標語的題目有《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當時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將革命進行到底——紀念十六條發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聶元梓等北大造反派發跡於反北京舊市委；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發跡於反劉少奇；張建旗等人沒有想到北大、清華那些人並非是偶然賭贏，他們背後都有能夠決定或知道運動走向者的支使，而張建旗等卻是盲人瞎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專揀大的來（當時有“公安六條”規定凡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對於其他人沒有特別規定），最後成為人人喊打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這一年９月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中，點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組織”。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隻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於是“五一六”便定格為現行“反革命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隨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規模運動，綿延數年，涉及人數達一千萬之多，成為文革中最大規模的迫害群眾的運動。
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我家》中寫到張建旗，他說張建旗也在Ｋ字樓關押過，後來毛主席倡導辦學習班，他們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參加“學習班”：“最讓我難忘的是‘五一六’頭目張建旗，鋼鐵學院大學生。在半步橋關押時，據說受盡折磨。關押一年多，始終戴著鐐銬，背銬半年，後來轉為前銬。到學習班時，已患上肺結核、肝炎、腎炎等多種疾病，瘦弱不堪。為了得到較好的營養和治療，他假裝承認自己做錯了，軍代表十分高興，大會上對他進行了表揚。待他身體稍有好轉，立刻聲明，承認錯誤是為了活命的權宜之計，堅決不承認以前有什麽錯。前期學習班釋放了張建旗以下的幾個‘五一六’頭目，軍代表又把他們之中的幾個人請回來，勸張認錯，張把他們痛罵一頓還是不認錯。後來雖然他也被釋放了，可惜聽說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頁）
“學習班”結束後，幹部子弟絕大部分都釋放了。遇羅文認為張建旗放了以後故去。其實不然。
張建旗有點自命不凡，個子很高大，約在1米8以上，身體的寬度、厚度都能與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臉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無塵光景，隻是臉稍有浮腫、鼻子尖有點紅，好像被凍的一樣，顯得有些可笑。他很少與人說話，收了工也隻是一個人在筒道裏背著手走來走去，像電影裏千篇一律描寫大人物思考重大問題時的情狀。後來時間長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張建旗，他也逐漸透露出自1967年以後的經曆。
1976年地震時茶澱因靠近唐山是重災區，事後對犯人和準犯人（或稱二勞改，指勞教人員和勞改、勞教釋放後在當地的就業人員）管束很嚴。此時中央專案組又來找張建旗談話，張建旗批判他們言而無信，雙方先是語言衝突，後來竟扭打起來，張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號，於是便從勞教升級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處有期徒刑20年。20年屬於重刑犯，這樣他就不能在茶澱農場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監。
胡智對我說，建旗剛到一監不久就跟他說：“別信他們的，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不是林彪，林彪還活著，他在阿爾巴尼亞。”這倒是個獨特的說法，近來林彪一案又引起網民的關注，關於林彪的死仍是眾說紛紜，但我還沒有見到持張建旗這種說法的。
那時家裏給我送的《左傳》、《範注文心雕龍》都拿了進來，都是跟他說這是“法家著作”（當時搞“評法批儒”運動的餘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僅次於毛主席著作）。他就會笑著說：“帶進去好好學學，別讓家裏白送一趟。”可是魯迅著作決不讓送。
有一次中隊開會時，他還煞有介事地教誨大家：“有個事兒這裏說一說。接見的時候，有的犯人的家屬送魯迅的書，我們沒有讓拿進來，但沒有講道理。今天我講講道理，為什麽不叫大家讀魯迅著作。魯迅的書是揭露舊社會的，你們是揭露新社會才犯罪的，如果你們看了魯迅的書，更要揭露新社會了。怎麽認罪服法啊？這次我把道理講清楚了，你們口服心也服了。”
其實，張建旗平常也不看什麽書，連監獄裏發的《人民日報》也不看，收工了沒事就是在筒道裏走步。蘿卜頭兒這天披著棉大衣對走過來的張建旗說話，張建旗腳不停步，羅追上兩步，仰著頭跟他說：“張建旗！你這是怎麽回事兒，既不讓家裏寄‘五卷’（指《毛選》五卷），也不買，你怎麽學啊？”走在前麵的張建旗回過頭來給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澤東的？”他聲音很大，蘿卜頭兒呆了，筒道裏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羅竟一句話沒說，訕訕地走了。張建旗仍然腳不停步。
胡智：為毛澤東去世召開慶祝會
另外，毛講到自己死後人們應取的態度也很通脫、或說有點幽默。1959年毛澤東就說：“不但沒有長生不死，連長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陳代謝，這是辯證法的規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現在還活著，該有兩千五百歲了吧？那世界該成個什麽樣子了呢？”他還對護士長吳旭君說：“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可以上台去講話。你就講，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
這些話講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學家的態度。可是這些話在那個他已經成為神的時代，也就是隻能由他本人說一說，他人連想也不敢想，因為這樣想一想都屬於犯罪。若讓人知道了，輕者進入牢籠，重者死於非命。
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悼念周總理，為當時受到江青等人打壓的鄧小平鳴不平。後來悼念周總理的活動被打壓，這又給胡智內心積累了新的不滿。於是，他才會產生要“開慶祝會”的大膽而叛逆的想法。與他相好的幾個同學和朋友性格也大都類似。
那時北京正處在一級戰備之中，警察們也都瞪大了眼睛，國喪期間，又有禁止娛樂的嚴格規定，攜帶樂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別紮眼。幾個年輕人很快引起了關注。因此這個“會”還有開起來時，一個警察帶著幾個民兵和幾個“小腳偵緝隊員”已經尾隨著進了他們聚齊的地震棚。警察們一進地震棚，驚呆了：
當“判決書”寫到“民憤極大”處，就完全是個立即執行的死刑犯的判決詞了，如果有“緩”，下麵就應該有個轉折，比如說“該犯在押期間尚能悔罪知過，交代自己的問題，揭發同夥，有立功的表現”等等，這樣才能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而這份判決書在“民憤極大”之後又進一步加碼：“在押期間，抗拒改造，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按過去的規矩，這是非死不可的了。
然而胡智還能逃脫這關，判為“死緩”，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時代在變。雖然粉碎“四人幫”後，1976、1977兩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書記吳德還一味堅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對“四人幫”還是“現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個社會風氣都在變，話劇《於無聲處》（歌頌“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門詩抄或在劇場演出，或在報刊登載，鄧小平也出來工作了。“四五運動”雖然在整體上尚未平反，但誰也不敢堅持說它是鐵定的反革命事件了。
因此，這個判決堅持胡智判死刑、在“判決書”中沿用的語言還延續過去的認識，但沒有搞“立即執行”，說明判決者也拿不準這個問題，他們給胡智留條命，也給自己留下個改正錯誤的機會。胡智也沒有敢上訴，後來他說自己怕被槍斃。
但胡智的問題的解決已經屬於平反運動的末班車了。西城區法院所給“再審判決書”後麵所署時間是1979年12月30日。這個判決書寫得特別簡單，在敘述了原判刑期後說：“經本院複查認為：被告人胡智的行為，不構成反革命罪，原判應予糾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銷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號判決；二，宣告胡智無罪，予以釋放。”
後來，他賣了罐收不回來錢。那時欠錢的是爺爺，自己是債主、也是三孫子，楊白勞、黃世仁的關係顛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門子收賬——他說連要賬也要走後門，拉關係，誰能還錢，還要給他們個人一些好處。這真是中國特色。
幹了13年，胡智收攤兒了，把工廠關了，不再生產了，專力收債。有時間了就旅遊、讀書，倒也自在，不招災、不惹禍，朋友有事他還能幫幫忙，過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彭灼南：刺殺迫害父親的保衛處長
等到了他十七八歲的時候，已經是個非常有個性的青年了。有一次看到他母親向上級為彭嘉衡多年來被誤解、被冤枉一事寫的申訴，他才知道父親的悲慘遭遇，信中提到首都機場保衛處長張某在迫害彭嘉衡上表現尤惡，多次毆打彭嘉衡，彭灼南看了怒火衝天，想找個機會報複。他知道這一報複的結局，那時強調階級鬥爭，保衛處長的身份和行為是代表無產階級以及黨和政府的，報複他不就是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嘛！這些作為高中生的彭灼南都明白，但他還是決計一搏。
1米83的彭灼南俯身一把撕去擋在張某臉前的報紙，厲聲問張：“文革中是你打我爸來著……”張還沒回答，更沒弄清是怎麽回事，彭灼南已經從書包裏抽出切麵包的餐刀向張紮去。張本能地圍著桌子跑，向他求饒。
這是彭灼南最感快慰的，曾向我說過數次，每次說的時候都露出得意的憨笑：“平常誰都怕這個保衛處長，他一瞪眼不僅五類分子有問題的人怕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懼他三分。這回他向我求饒了！”
彭灼南毫不動心一共刺了張四刀，有一刀紮穿了脖子。紮完人他奪門而去，最初還準備跑（身上帶了錢與糧票），後來他看到逃跑很困難，就到機場派出所自首了。
彭灼南又代表父親完成了他最後的遺願：將其賬戶中餘有的十多萬元“再捐出去，給那些更需要幫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在關鍵時刻，無論艱難還是順暢，彭灼南都是父親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