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動文革是為了防止官員大麵積腐敗------這個說法新鮮。仔細一想，這和”文革時期沒有腐敗“一個調調。
毛為什麽發動文革，原因可能不是一個，但絕對不是反腐。原因很簡單，文革受害者絕大多數不是腐敗分子，而文革的收益者不少是腐敗分子。
且不提慘死的知識精英們，就看中共高層，彭德懷腐敗嗎？劉少奇（也許）？鄧小平，薄一波，習仲勳——有幾個是貪官？
再看看哪些文革新貴們：
王洪文得誌後，先是霸占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後來又得到一幢三層洋樓，再後來又得到東湖路七號的一個大別墅，裏麵包含遊泳池、網球場。他還不滿意，讓上海市革委會把東湖路電影院劃撥給他，作為私家影院（徐景賢：我所接觸的王洪文）。
王洪文對吃喝也很講究。1975年他帶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從各地運來最新鮮的，有南通的蛤蜊，寧波的青蟹，蘇州的石榴，還從廣州空運過來新鮮的菠蘿、香蕉等水果。王洪文還頗愛西餐，到北京後曾經專門從錦江飯店調去一名廚師做西餐，他最喜歡的有牛尾湯、焗牡蠣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歡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賢：我所接觸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幫”後，查抄王洪文辦公室的時候，中央警衛局工作人員發現裏麵最顯眼是一個大酒櫃，櫃子裏放滿茅台酒和中華煙（陳守信，2009）王洪文把上海輕工業局當做自己的私家供給站，不斷地派秘書從那裏提取高檔手表、家具、家電等東西，僅1975年、1976年兩年，他取走的東西共達13多萬元。掌權已久後，貧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講究起來，漸漸看不上國貨，上海外貿部門又成為他的供給站，先後派人從那裏取走的進口電視、手表、煙酒、日用生活用品達50多萬元，就連釣魚竿和汽車喇叭也都非進口不用（《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頁）。這些東西按照現在的購買力達數千萬元，還不算是極度腐敗嗎？
姚文元到北京後，住進了一個有60多間房子的四合院，後來嫌棄院子“狹小”，又搬進一個125間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為了迎接他搬家僅裝修就花了13萬多。這相當於當時北京市區87戶人家一年收入。
康生的竹園四合院，共有115間房子，麵積達2萬多平方米，這裏本來是盛宣懷的府邸，建國之初董必武曾經住在這裏，他嫌棄這裏太大，短住一段時間就走了，但康生不嫌棄大，一住就是19年。
江青秘書楊銀祿回憶，她吃雞蛋隻吃蛋清，不能有一點兒蛋黃，吃雛雞要半斤的，魚要掐頭去尾，螃蟹隻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綠豆芽要掐掉頭和尾她喜歡服用進口蛋白粉，價格達幾十美元，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長期在衛生和保健係統工作）的回憶，江青隨便一次索取的滋補品就要價格上萬元，都要有關部門從香港采購（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自傳三部曲，第736頁，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5.）
江青喜歡喝茶，她心血來潮，想在釣魚台親自種龍井，於是命令空軍派4架大型運輸機從浙江的杭州運來上好茶樹，冬天為茶樹搭上暖房，以防凍死，由於北方的氣溫低，不適宜茶樹的生長，不到一年，那些茶樹就枯萎了，她又叫空軍用飛機把這些茶樹運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軍幾乎成為江青的禦用“順豐快遞”，1971年2月，她在廣州休養，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讓空軍專機火速從北京送來；9月初，她住在北京時，想起她在青島時用過的一個臥榻，又派一架大型運輸機把那個臥榻運過來）（楊銀祿：《庭院深深釣魚台：我給江青當秘書》，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
江青一度喜歡居住在廣州，嫌棄下榻別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專門開鑿10公裏管道，引來山泉水直接供應到她的樓上；她也喜歡白色沙灘，她嫌棄廣州的沙子不好，派人專門從海南運來白色的細沙；她嫌棄吉姆車冷風不好，廣州有關部門一口氣為其采購了6輛奔馳（李子元口述、閆長貴整理：專車司機談江青，《黨史博覽》，2014年7、8期。閆長貴原江青秘書。）。
江青最奢侈的愛好是攝影和看外國電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攝影藝術堪稱專業級別，但是背後不知花費了多少國庫經費，她使用的攝影器材都是國外進口的最頂尖級產品，僅有記錄在案的，1972年一次從香港進口6萬米伊斯曼膠卷，就花了好幾百萬元（李捷、於俊道主編:《實錄毛澤東》，長征出版社，2013年，第81頁）。
為了滿足江青的私欲，僅1975年國家有關部門就進口550部外國和香港電影，耗資達1500萬元，為了讓觀影效果更好，張春橋又讓人從國外花了100萬美元專門采購最先進的放映設備（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頁）江青先後94次從北京文物管理處，拿走古玩、字畫、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冊，為這些文物她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宮的文房四寶象牙筆付了1分錢，墨錠付了2分錢（鍾史聞：江青掠奪文物陰謀反黨，《文物》，1977年第1期）。
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獲滿滿”，掠奪的圖書達34000多冊，古玩字畫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還有很多周朝的青銅器。康生為了達到“合法”占有，對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從文管處付款購買的形式獲得，宋拓漢石經，僅付10元；黃庭堅的《臘梅三詠》，僅付5元。康生還嫌棄文管處工作人員估價太高，指責他們“沒有無產階級感情”。
就連最“清心寡欲”，對文化藝術不感興趣的林彪、葉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誘惑，1968年至1971年間，先後上百次親自或派人從文物管理部門取走字畫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跡，圖書5077冊，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還從故宮“借”來1000多件上等的瑪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畫等，密密麻麻堆在臥室裏，林彪晚年沒事的時候，在家裏最大的愛好是擺弄從故宮“借”來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華：九一三事件後對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黨史博覽》，2011年第2期。作者為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8341部隊政委）。
根據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門統計，黃永勝拿走文物342件、圖書5702冊，吳法憲拿走文物151件、圖書620冊，李作鵬拿走文物579件、圖書1494冊，邱會作拿走文物188件、圖書1161冊。黃永勝夫人還從原廣州市市長朱光那裏騙取名人畫卷77軸、碑帖8冊、線裝古書3函另510冊，獻給葉群。
著名畫家葉淺予被抄家後，所藏33件名畫，林彪獲得16件，江青獲得古墨、鎮尺等3件，陳伯達獲得張大幹、徐悲鴻畫作11件，康生夫獲得潘天壽《野趣圖》及名貴印章等共9件，李作鵬、汪東興各獲得1件（何滿子：文心世相——何滿子懷舊瑣憶，北方文藝出版社，2015）。
“文革”新貴們無需貪汙現金，就可以滿足一切願望。然而，如果他們處於一個市場的環境中，以他們在“文革”中表現的對物質的窮奢極欲，他們貪汙的現金也不會輸於今天的大老虎們。
如果把公權力造成的收入和機會不平等也作為腐敗的一部分，那麽“文革”的腐敗則是相當嚴重，普遍存在的。
難道這種現象毛澤東不知道嗎？說毛發動文革是反腐敗，低級紅還是高級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