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7）
（二十四）毛派與“走資派”的攻防戰（上）
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中，有一段他親自加上去的文字：“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段話，很明確地說出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識破並清除那些混入黨內、政府內、軍隊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同時，這段話也反映出了毛澤東內心的疑慮和焦急：他覺得黨內修正主義分子很多，黨、政、軍各界都有，有些已識破，有些沒有識破，有些還正在被培養為接班人。怎麽辦？
過去，中共黨內也有監察製度，專門處理黨員幹部中的一些違法腐敗分子。但到了文革前的“反修運動”，由於毛澤東認為蘇聯共產黨出了個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他們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以後，蘇聯這個國家、蘇共這個黨也就改變了性質。由此毛澤東認為僅靠黨內自身自上而下的監督、糾察，已經解決不了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也解決不了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問題。因此他必須要找出一套新的辦法來防止那樣的事情在中國也發生。而開展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認為找到的新辦法。
這是個什麽新辦法呢？說穿了就是他過去也曾運用過的“群眾路線”。隻是這次他對“群眾路線”的意義和作用又賦予了新的內容和新的高度。“十六條”說：“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說白了，就是讓廣大群眾成為“反修”的主力，尤其是讓青少年成為向“走資派”衝鋒陷陣的開路先鋒，讓他們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武器，把隱藏在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揭發出來，然後由黨組織並依靠黨內大多數的力量，把這些修正主義分子清除出去，有的則需要調動他們的工作，使他們不能繼續危害黨的事業。在毛澤東的設想中，這樣的革命每七八年要來一次。通過這種頻繁發動的群眾性革命運動，不但教育和鍛煉了廣大黨員幹部，也教育和鍛煉了廣大群眾，最終造成一種讓“修正主義”無處藏身，一旦出現就會被揭發、鬥爭和清除的社會環境，從而保證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中共的“九大”《政治報告》肯定了文化大革命這種方式，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因為毛澤東認為現在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主要來自黨內當權派，因為他認為廣大群眾是“反修防修”的主力軍，所以他認為文革初期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學生、和把運動的鬥爭矛頭主要指向群眾的做法“大方向錯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還認為所有黨政主要幹部都要經過群眾的檢驗才能重新獲得職務；甚至在後來的整建黨工作上，毛澤東也曾設想過黨員恢複黨藉和吸收新黨員也要有群眾參與意見。當時，毛澤東除了發表過一段所謂“五十字建黨綱領”的“最高指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的“最高指示”，以及一段關於“吐故納新”的指示，此外上海《文匯報》在十二月七日發表的社論《黨的組織生活要革命化和戰鬥話》一文中還發表了毛澤東有關整建黨的另一個指示：“邀集黨外群眾中的積極分子參加黨的支部會議，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借以改變黨的組織的成分不純或者作風不純的現象，使黨和人民群眾密切地聯係起來”。據我理解，這三個指示其實都說到了黨與群眾的關係：黨如果不能贏得廣大群眾的擁護，黨就無法帶領群眾去戰鬥；黨脫離了廣大群眾，也就沒有了新鮮空氣的來源。當時就我所知，至少上海地區的造反派群眾有很多人相信“整建黨”時黨員要恢複組織生活，要通過參加黨支部會議的“群眾代表”的同意。隻是後來發生了“林彪事件”等一連串事件，形勢有了大變化，這個群眾參與黨支部會議的做法沒有實行。
所以將上述毛澤東有關開展文化大革命和整建黨的指示聯係起來看，不難看出毛澤東有關“防修反修”思想的一個重點，就是充分依靠群眾的力量。揭發、批判黨內走資派要依靠群眾，保持黨的純潔、健康也要依靠群眾。
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對不對？我以為與劉少奇等黨內絕大多數黨員幹部的思想認識比，無疑帶有更濃重和新鮮的“革命”色彩；但是由於共產革命歸根結底是一種違背人性，脫離實際的“烏托邦”思想，它終究是不能成功的。又因為毛澤東實際建立的不是什麽“社會主義民主”的政體，而是一種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為一黨獨裁、一人獨裁的專製政體。它不僅不給人民民主和言論自由，也不給黨內民主和言論自由。所以毛澤東的所謂“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實際是利用群眾、“運動”群眾。這種情況，正如孟子說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歸根結底是行不通的。而且，他也並不真的相信群眾。這一點從各地革委會建立後，毛澤東就立刻部署開展“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等運動，反複地清查、打擊造反派群眾中所謂“壞人”的做法就可看出。所以，他最後依靠的隻能是一批投機分子馬屁鬼、或極左分子和野心家。不過這個問題，此處不予討論。
總之，毛澤東的設想是要利用群眾來揭發、批判黨內“走資派”。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因為這些“走資派”不僅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偽裝，而且他們手中有權。他們掌握著專政工具，群眾起來揭發他們很可能會遭到他們的鎮壓。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澤東以全文廣播聶元梓等七人揭發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和北京市委大學部負責人宋碩的方法，鼓動學校學生起來仿效，從而將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但這股學生造反的勢頭很快就被劉少奇、鄧小平派出的工作組鎮壓了下去。光一個北京市的六十多所大專院校，就整了一萬多個學生“反革命”。北京的文革運動就此變得“冷冷清清”，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打破這種局麵，毛澤東就不僅要設法製止這種鎮壓，更需要找到、或訓練出一支不怕當權派鎮壓的“禦林軍”來充當這場運動的開路先鋒。而紅衛兵的適時出現則有如天賜之物，讓毛澤東認為他找到了這樣一支合適的、可以向黨內走資派發動猛烈攻擊、為群眾運動作開路先鋒的“神兵”。為了讓這支“神兵”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膽量並迅速壯大，毛澤東不僅八次親自接見他們，讓他們通過接見這種形式獲得一種有如“皇上親授禦前侍衛”般的身份和自信，更放任他們通過“破四舊”和抄家運動的實際“鬥爭”去鍛煉膽量，甚至默許他們打人、殺人而不追究他們的刑責。於是當這批紅衛兵經過八、九兩個月“破四舊”和抄家運動的實際鍛煉，他們的膽量和銳氣初步養成以後，毛澤東就開始唆使他們去衝擊各級黨政機關，準備實現他的揭發和清理黨內“走資派”的計劃了。
說到這裏，我們還必須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揭發批判“走資派”是毛澤東對待黨的幹部隊伍態度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那時的他還認為這支隊伍大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不好的隻是少數，即使某些幹部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通過運動最後還是要“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目的。因此，對於大多數黨員幹部他還是抱著以教育為主的心態的。這一點，毛澤東是明確將它寫進了“十六條”的，所以我相信所有幹部對此也是心中有底的。他們相信毛澤東不可能全部拋棄他們，他們也不可能都被打倒。但也正是這一點，給了不少當權派和黨員幹部後來在麵對造反派衝擊時，幾乎寸步不讓的勇氣。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第一，雖然所有黨員幹部都清楚到運動最後，他們中的百分之九十五還是要被“團結”的，但誰是這百分之五是要經過運動才知道的。或許在毛澤東看來，讓所有當權派都經受一次群眾的“檢驗”是必需的。他要求所有黨員幹部“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然而，在中共黨、政、軍的各級官員想來，他們執政十多年來或多或少都難免會沾上了一點“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習氣，再加上複雜的黨內鬥爭等因素，他們大多人都害怕自己不幸而成為這百分之五。為了自己今後的幸福，他們必須製止、抵抗群眾對他們的揭發批判。第二，執政十幾年來，隻有他們去鬥整群眾，而從未被群眾鬥整的，因此在他們的心理上早就形成一種自認為高出群眾一等的“統治者”的心態，對接受“被統治者”群眾的“檢驗”，尤其是紅衛兵那種近乎赤裸裸人身攻擊和羞辱的所謂“批判”，幾乎本能地有一種抵觸情緒。於是他們很自然地站到了、並集合到了抵製文革的立場。因此當文革發展到揭發批判“走資派”階段，以毛澤東為首的文革派與抵製文革的各級當權派之間就很自然地發生了一場你攻我防的攻防戰。
這場攻防戰大致發生在一九六六年九月至十二月間。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大約在八月下旬到十月底以前。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在毛派黨中央方麵，就是讓紅衛兵到各地去點火造反，揭階級鬥爭蓋子，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同時在十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試圖說服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黨委領導，希望他們放棄對文革的抵製，站到毛澤東一邊來。而各省市的地方黨委，他們的應付辦法是把自己裝扮成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和革命路線的黨委，蒙騙和操縱部分群眾相信他們是革命的，讓群眾來保護他們，讓群眾去抵抗紅衛兵和造反派的衝擊。這種做法，就是稍後被文革派指出的“挑動群眾鬥群眾”。
第二階段從十一月開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發生時。這個階段的特點是當權派們一方麵是繼續欺騙、操縱一部分群眾去與造反派群眾鬥爭；另一方麵是對造反派群眾，以“反黨反革命”和“右派”的罪名進行赤裸裸的威嚇。所以在這個攻防階段，當權派的手法總刮起來是兩個字：“騙”和“嚇”。騙，是因為在黨中央最高權力被毛派控製的情況下，當權派們除了騙一部分群眾來保護自己，他們沒有多少其他辦法能有效地來保護自己了。而“嚇”，則是在“騙”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希望通過威嚇手段來阻止群眾造反。隻要群眾造不起反來，毛澤東有再多少伎倆他們也不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