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3）
客觀地說，上海的抄家運動剛開始時還是比較“溫和”的，除了很少有打人事情發生，抄家一般也不會抄得你傾家蕩產、片瓦不留。但是九月上旬，北京紅衛兵以上海紅衛兵對資產階級太過“溫情”，許多“牛鬼蛇神”仍然“養尊處優，逍遙法外”為由，特地組織了一個“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來上海“幫助革命”。九月十一日，這個兵團總部人員到達上海時，上海市委特地派出車隊到火車站迎接。車隊前麵還有警察摩托車開道。從這個架勢判斷，這個兵團來上海，除了這些北京紅衛兵本身有這個要求，更是奉了中央的旨意來的。否則，以前北京紅衛兵到上海來的很多，市委從未這樣大陣仗去迎接過。據我後來看到的資料，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出發前，周恩來曾向他們麵授機宜，特別指出：“上海有另一種複雜的現象，那裏資產階級的影響要比北京大，所以你們去上海不僅要打擊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要集中力量打擊那些最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 所以，北京紅衛兵南下的目的很清楚，是來為上海的抄家運動“升溫”、“補課”的。
後來我想，中央之所以要派北京紅衛兵來上海，應該與上海是全國最大、最富裕的工商業城市、也是中國資本家最集中的城市有關。中央對上海的抄家收獲應是寄予厚望的。本來，上海也有本地的紅衛兵，他們也可完成這個任務，但本地的紅衛兵思想不夠“解放”，抄家不徹底，中央高層自然要不滿。於是與當年的“五反”運動一樣，當時上海的“五反”已經開始一個階段，但中央對上海的運動情況不滿意，認為“戰果”不夠豐碩，於是中途叫停，特派薄一波坐鎮上海，從新部署、開展運動。這次周恩來派北京紅衛兵來上海，目的也是要把上海的抄家運動搞得更徹底一點，盡可能地把民族資產階級的“浮財”搞出來。這樣既打擊了上海的資產階級，也充實了國家財政。
因此，北京紅衛兵一到上海就散發了一份《最最緊急的革命倡議》，說：“現在，上海存在一種不能容忍的現象”，如一些“黑幫分子”仍然“養尊處優，逍遙法外”，要求上海的紅衛兵和廣大工農兵群眾對他們采取更嚴厲的革命措施。《倡議書》規定：凡“牛鬼蛇神”一律減薪；銀行存款、電視機、照相機、沙發等一律沒收上繳；保姆一律解雇；高級公寓、別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進勞改隊，晚上一律寫交代；一律掛“牛鬼蛇神”牌，不準自行摘下，聲稱要將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使它們永世不得翻身”。而中共上海市委則立即指示各公安派出所和街道裏弄幹部，配合北京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公安幹部拿著戶藉冊，主動向北京紅衛兵提供轄區範圍內所有“牛鬼蛇神”、主要是資產階級家庭的信息。街道幹部親自帶領北京紅衛兵去抄家。
在抄家過程中，北京紅衛兵向上海的街道幹部傳授北京的抄家經驗。如他們說上海的抄家不徹底，“若在北京則基本一掃光”；說上海的抄家態度太溫和，北京抄家“不是推門進去，而是把門打壞了進去，不老實就揍”；說“黑六類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們掃地出門好不好？”北京紅衛兵還認為上海太強調文鬥，說“敵我矛盾就是要用武鬥”，“打死人也沒有關係，花八元錢（火葬費）”，“北京已殺好多人”，並聲稱“我們就是要紅色恐怖！”在這樣的言教身傳下，上海的抄家手段也越來越激烈，簡直是挖地三尺，不抄出點東西來決不罷休。很多資產階級家庭被反複抄了好幾次。而且抄家時的手段也越來越暴力化。
據一份不完整統計，北京紅衛兵到上海後，僅僅九月十四、十五兩天，他們就抄了大約九十戶人家。其中九十八個抄家對象被打了八十二個，沒打的也被剃陰陽頭或罰跪、身上淋油漆等。十六至十七日，又打了一百多人。被打的不僅有“四類分子”、資本家，還有被認為“有問題的”社會青年。著名音樂家賀綠汀夫婦是在九月十三日被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第七縱隊的紅衛兵毒打的。九月二十五日，北京紅衛兵查抄徐匯區永福路某號肖某家，因肖某曾任國民黨駐法使館參讚、外交部秘書，解放後任市人委參事，他兒子單位曾來抄過家，抄出過子彈。此時北京紅衛兵責令他把手槍交出來。肖某解釋說當時手槍留在法國沒有帶回國。北京紅衛兵就認為他不老實，將他衣服剝剩一條短褲後用皮帶反複抽打，活活將肖打死。
地方黨委積極配合紅衛兵掀起聲勢浩大的“抄家運動”，周恩來對北京南下紅衛兵說“你們去上海不僅要打擊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要集中力量打擊那些最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顯然各級黨委對“抄家運動”如此感興趣還另有他們的目的。因此到了十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就有人揭發上海市委當時所以積極配合北京紅衛兵抄家，是為了轉移鬥爭大方向。因為將北京紅衛兵的精力、興趣引導到抄家方麵去以後，勢必就會減輕他們來衝擊上海市委，揭發批判上海市委中“走資派”的壓力。但我則止始終認為，毛澤東縱容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打人殺人，目的是在“練兵”。他要通過這些暴行來鍛煉紅衛兵的膽量，在不久的將來用於對當權派的衝殺。
這裏，我附帶要說一下的是被紅衛兵抄家抄去的物資後來去了哪裏？就我所知，有些如衣物家俱之類的東西先被中共集中堆在倉庫中。當時沒有精力處理。一九六八年秋冬，各地武鬥漸漸平息，革命委員會已經建立或正在籌備建立中，於是中共想到要處理這批物資了。那時無論當官的還是平民老百姓，絕大多數還想不到日後還有 “平反”一說，這些東西再放下去也要壞掉，於是拿出來易地廉價賣掉。那時離我們單位不遠的城西供銷社有一段時間專門辟出幾個店麵賣舊貨，從床、櫃、桌、椅到皮箱、沙發，從皮衣、呢絨衣褲到鍾表、碗碟，什麽都有，而且價錢十分便宜。大家一看都明白，這些都是抄家物資。因為價格便宜，買的人很多。我們單位的黃騏旌可能特別喜歡皮箱，前後買了七、八隻，每隻隻要人民幣二、三元。每當他喜滋滋捧著一隻舊皮箱回來，我看著就感到刺心。雖然這些皮箱不是從我家抄去的，但於我而言性質一樣。那時我住在單位集體宿舍，放衣物的隻有一隻包裝貨物的紙盒子。但這種皮箱再便宜我也不買。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九龍旺角的一家國貨公司看到一架巨大的屏風，雕刻精美，滿架的花葉枝幹上還鑲嵌了許多瑪瑙、玉石。我仔細察看了一下，屏風用料木質堅硬細膩，黑裏透紅，我雖不懂這是什麽木，但估計必然不是普通木材。有幾處鑲嵌的玉石脫落了卻沒有修補，一看就知道這是文革抄家物資，而不是專供出口的工藝品。這個屏風高有二米多，寬有四米多，若不是華廈高堂，還真放不下這樣的大家俱。想來這屏風原來的主人，若非祖上是高官，也必是巨富，打造它時就代價不菲，然而現在標價隻有港幣二萬元。這個數字對於當時香港一般月薪一、二千的打工仔來說還很昂貴，但對於有錢人來說幾乎是等於白送。我想中共這樣賤賣可以算作古董的東西，大約在他們心理上，這東西反正是不花錢抄來的，賤賣就賤賣吧。至於抄家抄去的金銀珠寶、名貴字畫等貴重東西的去路，直到文革結束後“落實政策”，銀行通知我母親作價歸還被抄去的黃金時，我才知道這些東西原來都交銀行保管了。
再後來，我又知道中共在一九六七年時候有一個內部文件，通知將金銀、珠寶、現鈔、公債等物必須上交國家。這個文件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發出的。因為字數不多，我將它全文照錄於下：
中共中央關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處理紅衛兵抄家物資的幾項規定
1967.03.20 中發［67］107號
各級黨委，各軍區黨委，各省、市革命委員會：
現將中共廣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組關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抄家物資處理意見的請示，轉發給你們，供參考。為避免這類物資受到損失，望各地從速處理。中央特作出如下幾項規定：
一、查抄地、富、反、壞、右或其它不法分子的財物，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給本人（如原物已遺失短損壞則不退賠）以外，一律上交。
二、確屬革命群眾和勞動人民被錯抄的財物，應全部退還本人。原物遺失或損壞者，作價償還。
三、貪汙、盜竊和私用查抄財物者，應自覺退出上交，否則嚴加處理。但被小集體用於文化大革命的少量消費物資或現款，經說明情況，可不予追究。
四、地、富、反、壞、右或其它不法分子，不準借處理查抄財物的機會，喊冤叫屈，反攻倒算。違者必須嚴加懲辦。
（此件發各級黨委內部掌握）
附：關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抄家物資處理意見的請示
區黨委文革小組並中央文革小組：
我市在去年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後，於八、九月間紅衛兵對一些四類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抄了家。這些物資至今尚未處理。春季已到，南方雨水多，保管不好或不及時處理，就會黴爛和丟失（已發現有被偷盜現象），我們意見：
一、屬於黃金、白銀、外幣和大量人民幣（以一戶有數千元以上的），予以沒收或代管。
二、屬於高級生活用品，如高級皮衣、手表等類物資，予以沒收。
三、屬於普通生活用品，如布料衣物和一般生活用具等歸還原主。
四、這些物資在抄家時已損壞的或保管不善損壞和丟失了的講清楚，不予賠償。
以上意見當否，請速複電。
中共廣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從這個文件的內容看，與“土改”時中共的政策大致相同。土改時，中共發動貧苦農民鬥爭地主，沒收地主的土地、房屋、財產。其中土地、房屋、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包括衣服、被褥等，可由貧苦農民免費分取，當時稱為分“勝利果實”，但金銀珠寶必須上交中共。文革處理抄家物資的精神顯然與“土改”一脈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