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5）
（十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在我們單位，運動開始的最初二、三天大家還算“循規蹈矩”，每天集中學習，讀讀報紙，不涉及本單位的人和事議論議論。但是，在廣播聶元梓大字報，改組北京市委、彭真下台等連串爆炸性新聞的轟擊下，很快血防站內許多人也動起來了。不知什麽時候，站內牆壁上一下子貼出好多大字報，其中有揭發其他人的，也有揭發批判楊桃源的。那幾天中，我沒有寫過任何人一張大字報。因為我對站裏老員工的曆史並不很了解。對於楊桃源，我認為就這麽一件事，已經揭發了，也沒有新的東西可揭發。於是學習之餘我就是去看別人寫的大字報。
此時為了提供足夠的場所讓大家貼大字報，站領導將血防組、防疫組的辦公室都騰空了，牆上釘釘拉了好幾道繩子，專供大家掛大字報。黨支部還安排了幾個共青團員專門抄錄群眾貼出的大字報，將大字報中揭發出來的人和事及時整理、歸類，以作運動後期處理某些人的依據。幾天以後，大字報越來越多。但揭批的對象都局限在“老血幹”中。當時全站“老血幹”共有六、七十人，被人貼過大字報的就將近二十來人。防疫組裏資格最老的大學生鬱健沅被人扣了頂“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我心裏覺得好笑，一個普通大學生怎麽夠得上“反動學術權威”這頂帽子？血防組裏一個叫黃樑豪的“老血幹”，“解放”初期參加工作時一次因為什麽事發牢騷，說要“打開電閘門大家同歸於盡”，大字報說他是“刻骨仇恨新社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我覺得這僅是氣頭上說的氣話而已，說他“刻骨仇恨”，這“綱”就上得太高了。還有一個人被人揭發在“解放”初期傳布反動順口溜，其中有“毛澤東，毛竹筒；彭德懷，碰碰碰得壞。”等語。我心中默想，這倒像煞古代的籤語，彭德懷後來果然被“碰壞”了，但我不敢對任何人說。還有一個“老血幹”邵瀚名平日常愛說一句口頭禪“我不管你‘馬’列主義還是‘牛’列主義，我隻相信……的”，此時有人貼他大字報，說他這是汙蔑馬列主義。總之，都是無限上綱，把平日一些不當言語都往“反黨、反革命”上靠。我不知道那些揭發者與被揭發者的關係，是否有私人恩怨；也不清楚那些揭發者對自己揭發的內容是否真的以為是嚴重的政治問題。那時候，我對自己寫大字報還有一條底線：即不做捕風捉影的事，更不說無限上綱上線的話。我寫楊桃源的大字報，自認都是按事實寫的，雖然有些話也說得有點“上綱上線”，但不會太離譜。而且，在揭發了楊桃源以後我還感到過後悔。可是，這條底線在狂風暴雨式的“革命形勢”衝擊下很快就被衝垮了。
一天，我經過庫房門前時，王保英又招手要我進去。他對我說，現在站裏很多人都動了起來，我們也不能落後形勢。楊桃源的錯誤很嚴重，“四清”中大家揭發批判了很多，他沒有吸取教訓，又犯了攻擊偉大領袖的罪行。他至今也沒有一個自我檢查。我們要深入一步對他進行批判。首先要“打”他的態度。他這樣一說，再加上與站裏的“革命形勢”一比較，我覺得僅僅揭發楊桃源的錯誤言論確實已經不夠了，必須進一步對他批判，否則就落後於形勢了。但怎樣“進一步批判”呢？所謂“進一步批判”無非就是“進一步上綱上線”，拔高“罪行”的性質。這是有違我的初衷的。可此時我已身不由己，上馬容易下馬難，我已沒有退路。我很清楚，拒絕“進一步”批判楊桃源，非但落後於形勢，而且形同包庇。我又想，僅僅“打”他的態度是可以的，楊桃源至少要認識到他這樣說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話是錯誤的。於是我按照我自己以為是的“分寸”，又寫了一張大字報追問楊桃源對自己錯誤的態度和認識。此時，站裏其他人寫的揭發批判楊桃源的大字報也越來越多，“綱”也上的越來越高。這是當時群眾寫大字報的一個普遍規律：後寫的大字報，上的“綱”隻能比前麵的大字報更高而不能低；低了，就有“小罵大幫忙”、“包庇壞人”的罪嫌。這種情況與“大躍進”時農業放高產“衛星”一樣，後放的“衛星”產量一定要高過前麵的。因此，就在此後的一、二天內，楊桃源的罪名已經上升到“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那樣嚇人的高度了。說實話，當時我對將楊桃源的批判提到這樣高度還有點不以為然的。因為我認為楊桃源的問題是狂妄，而非“惡毒攻擊”。但是在那樣的形勢下，我也無法一直堅持己見而隻能隨著大流走了。否則我就“跟不上形勢”了。因而我再後來寫的大字報，也將批判楊桃源的口徑提到了“惡毒攻擊”的高度。
應該說楊桃源是個硬骨頭的人，他並沒有被鋪天蓋地而來的大字報嚇怕。他還“回敬”了我一張大字報。他的大字報貼在站長辦公室外小天井對麵的牆上，大意是說我與家庭劃不清界限，還在“仰香港鼻息”，即暗指我家還在接受香港來的匯款。開頭看到楊桃源貼我的大字報，我有一點緊張，但到看完大字報後，我的心隨即就放了下來。我想我有海外關係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說不說反正都是這麽回事。我父親寄錢回家是為了養家活口，他若不寄錢來，難道國家會養我們？什麽叫“仰香港鼻息”，前幾年政府還專門開會，要僑眷們寫信去海外，要他們多匯些錢回來“支援國家建設”呐！而且，所有香港寄來的錢都是經過國家銀行的，想扣“裏通外國”之類的罪名也扣不上。所以，他說這些傷不了我什麽，倒是讓我覺得他寫這樣的大字報，報複的意思太明顯了；而且這樣低質量的大字報，與他的水平不相稱，倒不如不寫。
從這張大字報，我看出楊桃源對我心中有氣。對此我能諒解。因為畢竟是我不義在先。因此我既沒有理睬這張大字報，更沒有寫大字報反擊。而我不寫反擊的大字報其實還有一層考慮：那時候單位內的運動已是“橫炮亂飛”的局麵，大字報你來我往，許多說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有是為泄私憤而相互攻擊。我不願也墮入這種俗流，同時我也擔心若在此問題上與楊桃源糾纏不休，成了大眾的焦點，或會招來更多的大字報，這就不智了。畢竟像我這種出身，人家要攻擊你也是很容易的。因此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不做任何動作，讓這件事自己慢慢冷卻、平息下去，乃是最好的應對方法。想不到的是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發現這張大字報不見了。顯然它是被什麽人撕掉了。運動期間撕別人大字報是不允許的，因此我估計這必是黨支部派人撕的，否則別人也沒此膽量。而撕大字報的用意，很明顯是在保護我。這讓我感到黨支部是支持我的。
群眾性的揭批，大約一個多星期後就進入白熱化狀態。那時候群眾寫大字報有個普遍的現象，就是一個人或幾個人寫的大字報，別的人如果同意大字報的觀點，就也在大字報上簽個名，表示這張大字報是所有簽名人共同貼出的大字報。大字報上簽名人越多，聲勢就越大。因此有的人寫了大字報後，為了壯聲勢，常常征求別人也簽個名。也有的人自己不太會動筆寫，但為了表示他也在積極參加運動，就專找簽名人多的，或認為大字報起草人政治上可靠的，也去簽上個名。我自寫了第二張批判楊桃源的大字報以後，簽名的人越來越多。還有人來找我說要一起寫大字報批判楊桃源。他們告訴我楊桃源最新的動態，說他態度至今怎麽怎麽不老實，要打他的態度。而執筆起草大字報的人總是我。漸漸地，我也昏了頭了，來者不拒。又漸漸地，有了幾個人專門抄錄別人揭發楊桃源的大字報拿來給我看，方便我在寫新大字報時作參考。對此我開始沒在意，後來意識到這可能也是黨支部的意思，由團支部具體安排的。一天，縣除害滅病辦公室主任季貿楠來血防站看大字報，看了我寫楊桃源的大字報後說：“好，這些大字報寫得很有水平！” 剛巧那天我為看別人的大字報站就在他身後不遠處，聽了我感到很興奮，覺得自己受到了上級領導的肯定。
那時候，我每天除參加集體的開會、學習，要花很多時間看別人寫的大字報或自己寫大字報，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老紅會宿舍睡覺，第二天早上就經常遲到。這樣的日子弄得我腦子整天昏昏沉沉的，但同時也很自豪，感覺自己像一個正在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以為這就是在經受階級鬥爭大風大浪的考驗。不知不覺中，我所寫的大字報也開始捕風捉影起來，分析問題上綱上線，政治大帽子亂扣，不說上幾句狠話就好像“火藥味不濃”，“對敵鬥爭不狠”，“觀點不鮮明”，“無產階級立場站得不穩”。當初在寫了揭發楊桃源大字報後曾經有過的後悔之情，此時消退得無影無蹤，完全違背了運動初期自己定下的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