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9）
（十二）“文化大革命”來了
“四清”結束後，我們單位各項業務工作開始恢複正常。我的心情也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想人生親曆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也就是“階級鬥爭”總算過去了。哪裏知道“四清”還隻是牛刀小試，一場更為猛烈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來就來了。這場運動，說它史無前例也好，說它是繼續革命也好，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仍然是一場“反攻倒算”的運動。毛澤東要清算的不單是劉少奇等一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我們這些之前暫時被中共虛情假意容忍下來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學者、權威”、有“海外關係”的僑眷等等，都被清算得傾家蕩產，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有的還家破人亡。
關於文革從何時開始的，英國中國問題專家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Lemonde MacFarquhar）寫有一本書，叫《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他將文革的起源追溯得很早。至少，他將源頭追溯到一九五六年。這一年，中共以“公私合營”的方式不流血地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農業集體化也取得了巨大進展，是所謂“社會主義高歌猛進”的一年。在國際上，因為蘇共召開第二十大次全國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閉幕時作了一個清算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毛澤東開始了他的“反修鬥爭”。這些與十年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都有著江流千裏，起於源頭的關係。不過，一般論述文革的文章，都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作為文革開始的時間。也有人將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或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頒布“十六條”作為文革開始的時間。但依我的看法，覺得還是以發表姚文元文章作為文革開始的標記比較切合實際。因為，在“五·一六通知”下達前，群眾性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我是在《文匯報》或《解放日報》上看到的。當時我們單位剛開始集中開展“四清”運動。此文並沒有引起我特別的注意。因為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的一、二年中，類似的文章報紙上也時有發表。比如批判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忠王不忠”的文章，批判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對楊獻珍“合二為一”論的討論和批判，以及對德彪西無標題音樂的批判等等。我對這類文章一律感興趣，覺得這類文章都是我學習的好材料，從中我不但可以了解到過去我所不知道的一些文史哲知識，還可以學到文章作者所持的觀點和立場，學到他們分析問題時觀察的角度和思維的深度。我認為這些文章既然被報紙刊登出來，隻要不是注明供大批判用的，那文章的觀點應該都是被報社——背後是中共的宣傳部門——認為革命的、正確的。當時我對姚文元的文章也是持這樣的看法。但也僅此而已，根本想不到該文背後還藏著一個大陰謀。隻是那篇文章我看過之後，有一個觀點我總覺得道理上可能講得通，情理上則接受不了，那就是作者對清官和貪官的評價。依姚文元文中的觀點，清官比貪官還壞。原因是清官暫時地緩和了階級矛盾，對人民起到了麻痹的作用，結果是拖延了人民革命，延長了反動統治階級的壽命。這種理論有沒有道理呢？我想想好像也有一點道理。然而按照這種觀點，那豈不是反動統治者對人民愈殘暴，剝削、壓迫越厲害，反而是對革命愈有利？這是有悖人之常情的。但是我也不敢肯定姚文元的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因為這是刊登在黨報之上的，因而一度反而質疑自己的思想是否還不夠革命，與很多人一樣墮入了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好皇帝和清官的愚昧、無知的泥沼中？《國際歌》說“從來也不靠神仙和皇帝”。所以，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清官身上是不對的。但是，《國際歌》也沒有說貪官比清官好呀！此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這個問題究竟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一直委決不下。直到文革結束以後好多年，我對所謂的“革命”有了更深的認識後，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
後來我想，我當初對“清官”問題持這樣糊塗的認識，反映了我頭腦中其實也有極左思想。正因為我有極左思想，所以才會覺得姚文元的歪理也有點道理，才會熱誠地投入文革運動。關鍵是我對“革命”的認識其實還處在朦朧階段的誤區。我以為凡“革命”都是好的、站在曆史進步的一方，幼稚地以為“革命”成功之後，建立的新社會一定比舊社會更合理。根本沒意識到並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好的，所有的革命都能帶給社會更多的正義和公平；很多革命的結果，往往是新的不公不義代替了舊的不公不義而已。
稍後得知，姚文元文章發表以後，毛澤東與彭真和彭真背後的劉少奇、鄧小平展開過激烈的封鎖和反封鎖鬥爭，北京市和全國大多數省市的報紙拒不轉載姚文元文章。但這些高層的鬥爭我們底下的小老百姓很難覺察。我們當時看到的和能感覺到的，隻覺得革命形勢發展迅速，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新氣象”層出不窮，但誤以為這都是“反修鬥爭”和“四清運動”帶來的結果，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就是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初打來的幾個浪花；或者說這些都是為“文革”的正式開展預作的鋪墊。下麵，我說一下一九六六年元旦以後，我們普通老百姓所看到的一些社會形勢的變化，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是全國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學毛澤東著作熱潮最早是在解放軍中掀起的，此時推廣到社會上。原來在解放軍內部發行的《毛主席語錄》，這時在社會上也流行起來。這是一種六十四開本，與我們當時常用的便攜式筆記本《工作手冊》同樣大小的小冊子，有一個紅色塑膠皮的外套。當時在我們縣城裏最先能擁有這本小紅書的當然是縣委、縣人委機關的幹部，然後是縣屬企事業單位的黨支部和黨團骨幹，輪到我們單位普通群眾已是比較靠後了，但比起那些街道居民、公社社員還是算早的。記得大約四月中下旬的一天，我從血防站回唐鬱大隊，路過站長辦公室前的小天井時，人事幹事曹惠德笑眯眯地招手叫我過去，給了我一本《毛主席語錄》，說這是給我們唐鬱“蹲點”小組集體學習用的。這本小書我已在別處見過，但一直無緣擁有，不想現在我們也有了，遂覺得它無比珍貴，心裏喜滋滋的。回了塘鬱我就把它鄭重其事地交給了楊桃源。
那時候除了《毛主席語錄》新奇難得，新華書店中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也長期缺貨。大概為了適應形勢，就出了許多單行本，什麽《矛盾論》、《實踐論》、《新民主主義論》等等，一律白皮紅字的封麵，不下二三十種，擺滿了書店的玻璃櫃台。我就曾陸續買過二十來種。此外，新華書店還出售毛澤東詩詞的手跡，印成四開張大小的條幅，可張貼牆上作裝飾品。還有，那時候各種報紙第一版麵的左上角或右上角，都會選登一條毛澤東的語錄。當時中共宣傳說毛澤東的書像萬寶全書，遇到什麽問題都能從中找到解決的辦法。林彪對軍隊中學習毛澤東著作也做了不少指示，如學毛澤東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等等。很多人相信這是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捷徑。在中共常年的吹捧下，毛澤東的形象本來就高大、神聖得不容懷疑，現在經林彪進一步吹捧，簡直成了戰無不勝、永遠正確的“神”。
當時，中共還提倡工農兵學哲學。這是為配合學習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而掀起的一個小熱潮。出版部門選輯出版了《工農兵學哲學一百例》小冊子，單位領導要求大家都去買來學習。我以前讀過邏輯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等書，對哲學稍有了解，看了這個《一百例》，覺得所舉的事例都是日常生活中經常碰到的，通俗易懂，對普及哲學知識也算是個創新。但這些事例涉及的哲學都是最簡單、淺顯的入門知識，與我看過的哲學書中討論的問題，深度和複雜程度還差了好幾個級數；倒是與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相匹配。
第二是林彪和解放軍的地位越來越崇高。林彪本來就是中共的“戰神”，率領“四野”從東北打到海南島，在人民中聲望很高。此時林彪為《毛主席語錄》最早的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隨著《毛主席語錄》本的流行而到處流傳，無形中將林彪的威望也推高了一級。林彪在軍隊中推行“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做法，經中共的宣傳此時也成了地方企事業單位學習的榜樣。一九六三年，解放軍中出了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董必武等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為雷鋒題詞，提倡學習雷鋒精神。一九六五年七月軍隊又出了個王傑。據中共的宣傳，王傑是在指導民兵訓練時發生炸藥包意外爆炸，為掩護在場的民兵，自己撲到炸藥包上被炸死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發出通知，號召全軍指戰員、全國工人、全國共青團員學習王傑同誌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一九六六年春季，全國正處在學習王傑的高潮中。那個時候，英雄人物大多出在軍隊中。當時中共號召“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解放軍成了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從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到四月五日，《解放軍報》連續發表了七篇論“突出政治”的社論，狠判過去那種“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的觀點。一時之間《解放軍報》搶了《人民日報》的風頭，成為人們心目中最革命的輿論風向標。在此之前，代表中共中央聲音的輿論工具是《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現在《解放軍報》異軍突起，也成了代表黨中央聲音的輿論工具。再後來，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文章由這三家報刊聯名發表，於是就形成了所謂的“中央兩報一刊”。以上種種所造成的結果，是解放軍被社會各階層公認為最革命的集體；又因為參軍要經過嚴格的政審，於是軍隊也是無產階級“血液”最純的隊伍。穿一身軍裝，好比工廠產品被蓋上了“合格”、“特等品”的大印，成了人們心目中“政治可靠”的標誌。稍後出現的“紅衛兵”都喜歡穿一身軍裝，就是這種社會風氣造成的。
第三是整個社會愈來愈強調階級路線。中共一向強調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社會上各色人等，都以家庭出身分等級。但這時候對階級的區分更加嚴苛了。我想這與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警告和“四清”運動有關。過去民族資產階級政治地位雖然低下，但好歹還屬於“人民”範疇；但此時資產階級在人們眼中與地、富、反、壞、右已無本質分別，都是反動剝削階級。就是小業主、中農、小商、職員、自由職業者，也成了灰色階級。隻有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和革命軍人才是革命的階級，統稱為“紅五類”。而“紅五類”也隻是大的分類，在革命階級內部還要分等級：如工人要三代以上，而且是產業工人的才最吃香；貧下中農分雇農、貧農、下中農三級，雇農最硬氣；幹部和軍人，除了要比參加革命時間的早晚，分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和解放後四等，還要比官銜、軍銜的大小。經過“長征”的老紅軍，最受人尊敬。
第四是那年春季全國農村普遍地召開“貧下中農代表大會”，建立起了“貧下中農協會”。這是根據“二十三條”中第十條“建立貧農、下中農協會”的指示而建立的。關於成立“貧協”的一些情況，前麵我已說過一些。我們青浦縣的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我記得好像是在六六年的四月或五月初召開的。中共中央明文規定“貧協”有“監督、協助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進行工作”的權力。因此文革期間的農村，它是除了黨委、黨支部和革委會以外最具權威的群眾組織。
按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會的政治地位應該比貧協高，至少也是並行的，但由於多年來工會的實際作用已變成職工的福利機構，所以當時工會的政治地位根本沒法與“貧協”比。文革中有些農村黨支部癱瘓了，就有“貧協”掌權。湖南、廣西等地文革武鬥期間還成立過“貧下中農法庭”，經這種法庭判決，殺了一大批所謂的“階級敵人”，主要是地主、富農及其子女，和造反派。其情形和性質好比二十年代“大革命時代”湖南等地的“農會”，但其權力比“農會”還大。一九六八年八月毛澤東為解決學校紅衛兵武鬥問題，發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成立“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然後又擴大到整個“上層建築領域”，領導那裏的“鬥、批、改”。其地位相當於根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軍隊要支持左派”的指示成立的“軍宣隊”。一時間，工人階級的地位陡然得到了顯著提高。而農村則相應成立了“貧宣隊”。由於“貧宣隊”一般隻管理農村中小學和農村“衛生院”等一些小企事業單位，權力不及“工宣隊”。在文革的六八、六九、七〇、七一那幾年中，在黨委還沒有成立之前，工、軍宣隊的權威要超過革命委員會。但工會則與共青團、婦聯等組織一樣還處於癱瘓狀態。
附錄：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於上海《文匯報》
從一九五九年六月開始，吳晗同誌接連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複強調了學習海瑞的“現實意義”①。一九六一年，他又經過七次改寫，完成了京劇《海瑞罷官》，還寫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學習海瑞的“好品德”。劇本發表和演出後，報刊上一片讚揚，有的文章說它“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象的餘地”，鼓吹“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②；有的評論文章極口稱讚吳晗同誌“是一位善於將曆史研究和參加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曆史研究的古為今用”，這個戲更是“開辟了一條將自己的曆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③；有的文章還說：“人們在戲裏表揚‘清官’……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著‘大字報’的作用。”④
既然《海瑞罷官》及其讚揚者提出了這麽重大的問題，並且廣泛地宣傳了他們的主張，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地進行一次研究。
《海瑞罷官》是怎樣塑造海瑞的？
在這個曆史劇裏，吳晗同誌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是當時被壓抑，被欺負，被冤屈人們的救星”⑤，在他身上，你簡直找不出有什麽缺點。看來，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貧苦農民的“救星”，而且是社會主義時代中國人民及其幹部學習的榜樣。
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設計過的。安排這位青天大老爺的出場，就用了九場戲中整整三場戲。第一、二兩場戲，海瑞都沒有出場，劇本不惜筆墨地大寫徐府即曾經鬥倒嚴嵩、當過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階一家，如何霸占農民土地、強搶民女、賄賂官府打死貧苦農民趙玉山，正當在公堂上農民洪阿蘭“滿腔悲憤喚蒼天”之際，一紙緊急公文帶來海瑞將作應天十府巡撫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們如聞晴天霹靂，驚呼“這便如何是好！”連“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來了，這可不得了！”第三場戲海瑞穿便服上場了，作者安排他當麵傾聽“心如油煎”的“眾鄉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詞句，傾吐對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頌他是“公正為官”、“明斷公案”、“口碑頌滿”、“美政多端”……雖然封建社會“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無錢莫進來”，但呼冤的農民一致相信“海青天”這個官是一個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們作主！”這種烘雲托月的手法，是為了使觀眾強烈感到隻有海瑞才能解救農民的痛苦。它說明了《海瑞罷官》並不是如作者所說的是寫什麽“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⑥，而是千方百計地為我們今天的觀眾塑造一個決定農民命運的英雄。
戲劇衝突圍繞著“退田”展開。雖然吳晗同誌在序言中自稱劇本“改以除霸為主題”，但實際上冤獄是從占田開始，“除霸”、“平冤獄”的行動也是圍繞著“退田”進行。“退田”被寫成是“幫助窮農民辦法的一種”⑦，作為戲劇衝突最高潮的“罷官”，就是罷在“退田”這件事上。劇本通過“鄉民甲”的口特別說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戶”；要觀眾記住：戲裏寫的是貧苦農民同徐階等鄉官、貪官之間的鬥爭，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戶一邊的。“海青天”果然不負眾望，一上任就“為民作主”，他不但咒罵“高放債強占田真真市儈”，鼓動農民去“告狀”，而且在公堂上頗有民主風度地征求告狀的“父老們”的意見。農民要求退還被徐家和“各家鄉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爺作主”，於是海瑞一道號令，“發出榜文，限令各家鄉官，十日內把一應霸占良民田產，如數歸還”。“退田”之後，尖銳的階級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眾鄉民”向海瑞叩頭道：“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後有好日子過了！”作者要貧農們“感恩戴德，……朝夕禮拜”，欣喜鼓舞，齊聲“同唱”對清官的讚歌：“今日裏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劇本告訴人們：盡管封建製度原封未動，地主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依然存在，隻要照海瑞的辦法去做，農民的“土地”、“衣飯”就統統可以解決，“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劇本還著重刻劃了海瑞如何“為民雪恨”，大殺“貪官”。劇本反複宣傳：“冤獄重重要平反”，海瑞決心“平民憤”，要把“惡官吏都掃盡”，“今日定要平民怨，法無寬恕重如山。”行動是劇本中海瑞判華亭知縣王明友斬罪，判鬆江知府李平度“革職囚禁，聽候朝命”，判徐階兒子徐瑛絞罪。據吳晗同誌自己說，為了不致讓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沒勁頭”，“下了決心，把徐瑛處死”⑧。這樣，罷官而去的海瑞，便成為一個反抗封建皇朝的勝利了的英雄。戲結束時，徐瑛被處死刑，徐階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撫驚惶失措，海瑞高舉大印，昂然挺立，口說“大丈夫頂天立地”，心裏想：“我海瑞還是勝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務，也“勝利”完成了。
這個戲裏，作為正麵英雄人物出現的，隻有海瑞一人。農民隻能消極地向大老爺喊冤，懇求“大老爺與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運托給“海青天”。為了襯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於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場的主要官吏統統設計成壞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隻有他母親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個人，從經濟到政治，單槍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
看完這出戲，人們強烈地感到：吳晗同誌塑造的這個英雄形象，比過去封建時代許多歌頌海瑞的戲曲、小說都塑造得高大多了。盡管吳晗同誌在劇本的單行本前麵特地寫了曆史說明，還在“海瑞罷官本事”中摘錄了許多條史料，企圖使人們得到這樣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據曆史事實來寫戲的；但是，人們仍然不能不發出這樣的疑問：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當中，難道真的出現過這樣的英雄嗎？這個“海青天”是曆史上那個真海瑞的藝術加工，還是吳晗同誌憑空編出來的一個人物呢？
一個假海瑞
我們不是曆史學家。但是，根據我們看到的材料，戲中所描寫的曆史矛盾和海瑞處理這些矛盾時的階級立場，是違反曆史真實的。戲裏的海瑞是吳晗同誌為了宣揚自己的觀點編造出來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年春這段時間內，任應天巡撫的。當時，江南農村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十分尖銳。從正德到嘉靖、隆慶年間，隨著地主階級用各種方法瘋狂地掠奪農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來越高，農民受的剝削越來越重。《日知錄》載：“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說明鬆江一帶絕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顧炎武雖沒有指明確切年代，據我們查到的材料，這個估計是符合明代中葉以後蘇、鬆一帶情況的。掠奪土地最厲害的，是依仗政治勢力擴大“皇莊”的皇族地主集團，此外就是一部分在鄉間的官僚地主，徐階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說二十四萬畝，有的說四十萬畝，大約相當於今天上海市所屬鬆江縣耕地麵積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謂“華亭鄉官田宅之多，奴仆之眾，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親眼所見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寫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農民同地主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農民大批破產逃亡，許多土地荒蕪，“無田者為人傭工”（《華亭縣誌》）。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必然會影響地主階級內部各個階層的相互關係。在土地絕大部分為地主占有的情況下，官僚地主要繼續兼並土地，不能不把對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農”（又叫“上農”）身上，因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也尖銳起來。同時，由於官僚地主隱匿了大批不交稅的土地，獨占剝削果實，封建皇朝的財政十分困難，“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斷要求查田，要求限製“皇莊”和其他莊田，限製繼續兼並中小地主的“民田”。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團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當時官僚地主兼並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對的所謂“投獻”。
投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勢力的豪強地主收買同原田主有某種關係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獻”給自己，使原有的“富家”喪失土地，“獻田”的狗腿子就變成這塊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種是中小地主、富農、個別或少數自耕農為了逃避嚴重的徭役和賦稅，把自己的田寄獻給官僚地主。因為《明律》規定官僚可以根據品級的高低有減免徭役賦稅的特權，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機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農、自耕農的土地強占為己有。由於土地絕大部分都為地主、富農所占有，官僚地主通過“投獻”強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土地⑨。這是事情的本質。《海忠介公傳》中記載：“以故富者輒籍其產於士大夫，寧以身為傭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故士一登鄉舉，輒皆受投獻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於暴貴者，以兼並為固然。乃豪強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與。”這裏所說的“富者”，當然不是貧農，他們無田可“獻”；而是指地方上“失勢”的士大夫或沒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農。他們的“民田”不斷被“豪強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並，達到“收之莫敢不與”的地步。既嚴重損害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又嚴重影響了皇朝的財政收入。
正因為這樣，海瑞一到鬆江華亭一帶，就發現當地的“諸生員”“鄉官之賢者”甚至某些“府縣官”，都“群聲”反對徐階這類大官僚地主兼並巨量土地，反對他們搞“投獻”。“鄉官之賢者”對海瑞說：“二十年以來府縣官偏聽鄉官舉監囑事，民產漸消，鄉官漸富”。後八個字不是活活畫出大官僚地主吞並中小地主的一幅圖畫嗎？海瑞下的結論是：“為富不仁，人心同憤”⑩，這個“同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農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分子對大地主兼並的共同的政治態度。當戴鳳翔這個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擊海瑞縱容“刁徒”時，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證明他的“退田”是以這些人的呼聲為基礎的。看來，海瑞的話符合事實。他的“退田”，反映了這些“民產漸消”的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共同要求，也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以及廣大農民同地主階級之間越來越尖銳的階級矛盾，有利於增加賦稅收入，解決朝廷的財政困難。
弄清楚這些曆史事實以後，《海瑞罷官》怎樣歪曲了階級關係，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鄉官退田，是要地主向農民退還土地嗎？不是。《明史》及幾個海瑞傳記都寫明，海瑞要求鄉官退田是退出“受獻”的土地。“公嚴厲以治，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回。”這是削弱兼並，打擊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絕大部分還是落到原來“獻田”的“弱者”、“富戶”即中小地主和富農手中，實際上保護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貧雇農既無田可“獻”，無錢去“贖”，“退田”當然不會退到他們手裏。怎麽能夠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為貧農獲得土地而“戰鬥”呢？
海瑞要徐階退田是為了“徐家佃戶”翻身嗎？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給李春芳的信中說明過要徐階“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過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後車之戒。……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為此公百年後得安靜計也，幸勿以為訝。”這不是把海瑞的階級立場說得再明白沒有了嗎？明明是為了“止”民風的“刁險”，是為了地主階級不致在越來越尖銳的階級鬥爭中被打倒，是為了徐階“百年後得安靜”，哪裏是什麽征求貧農意見而解決“徐家佃戶”的土地問題！
海瑞搞“退田”是“為民作主”嗎？海瑞自己在《督撫條約》中告訴我們：他當巡撫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積弊於相安，複祖宗之成法”。原來“祖宗”製定的《明律》中早有規定：“若將互爭及他人田產妄作己業朦朧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①這不正就是海瑞所處理的矛盾嗎？明皇朝早就規定這條反投獻的法律，是為了緩和本階級的內部矛盾，防止兼並惡性發展，以利於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專政。這個法律後來成了一紙空文。海瑞不過在這個範圍內搞了一下反投獻而已，怎麽能夠把他寫成為江南農民“作主”呢？
海瑞為了“窮農民”而反對過“高放債”嗎？最好聽聽海瑞反駁戴鳳翔攻擊他的話：“先年糧長往往於收糧時，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後算官數；富豪亦乘出米之時，伺逼償債，公私並舉，錢糧難完。臣……謂待完糧後，方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債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說明自己並不反對鄉間的地主剝削，並不反對“放債”，隻是為了解決皇朝的財政收入問題，反對鄉間大地主獨吞剝削果實。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隻是想緩和這個矛盾。海瑞自己就說過：“以下奉上，義不可缺，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說明了他做的是“損益調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剝削限製在不妨礙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法定範圍之內，削弱農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剝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農民服從封建統治，遵守“禮義”，“毋作強賊”，對已產生的農民暴動，他主張雙管齊下，“用兵安民，並行不悖”。他反對最反動的大地主，目的並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製，而是鞏固地主的土地所有製，鞏固地主對農民的統治，鞏固明皇朝政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各個集團、各個派別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把海瑞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這是混淆了敵我，抹殺了地主階級專政的本質，美化了地主階級。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對於皇帝忠心耿耿，他給高拱的信中痛陳自己內心時說：“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為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他怎麽能夠做出動搖“千百年基業”的事來呢？
對“退田”的描寫是假的。“平冤獄”的描寫是真的嗎？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隻能作出否定的回答。鬆江知府、華亭知縣根本沒有被殺、被革。海瑞任應天巡撫時，蘇、鬆一帶沒有撤掉任何一個縣以上的官。徐階的兒子根本沒有死，曾被判充軍。這件事也不是海瑞幹的，而是徐階罷相後，徐階政敵高拱再起時幹的，張居正上台，這個判決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傳》是這樣寫的：“階子弟頗橫鄉裏，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扼階者無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階列傳》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抓徐階兒子這件事，性質上是高拱乘機報複，執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幹。嚴嵩垮了之後，徐階、高拱、張居正之間進行過長期的奪權鬥爭。把內閣中不同政治集團的傾軋，硬移到海瑞身上，變成海瑞“站在窮農民一邊”去“平民憤”，這不是違背了基本的曆史事實嗎？吳晗同誌明明知道曆史上“徐階的兒子隻被判處充軍”，但為了極力美化海瑞，仍舊要這樣寫，這說明他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寫曆史的！
海瑞也不是象戲裏寫得那樣“民主”。相反，他認為“江南民風刁偽”，“百端架誣，蓋不啻十狀而九”。他自言對付“刁訟”的辦法是“衙門前嚐不絕七八人枷號，又先痛打夾苦之”，認為這是好經驗。海瑞在《興革條例》中談到“疑獄”時還說過：“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下有小注曰：“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故曰存體。”為保護“貴賤之別”可以“寧屈小民”，這是地主階級專政反動本質的表現。現在硬說海瑞如何民主，甚至會向農民請求“指教”，這豈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場給顛倒過來了！
看一看這些曆史事實，再看一看《海瑞罷官》中的海瑞，就不難發現，這是一個編造出來的假海瑞。這是一個用資產階級觀點改造過的人物。曆史劇需要藝術加工，需要再創造，我們並不要求新編曆史劇的細節都同曆史一樣，但必須要求在人物的階級立場、階級關係上符合曆史真實。盡管吳晗同誌曾經說過曆史劇要“力求其比較符合於曆史真實，不許可有歪曲，臆造”①②，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這個新編曆史劇中海瑞的形象已經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沒有什麽關係，隻能屬於“歪曲，臆造”和“借古諷今”的範圍了。
階級鬥爭的進程告訴我們：無論海瑞或海瑞以後的封建官吏，都無法使已經腐朽沒落的明皇朝恢複青春，更無法緩和農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後，鬆江農民依舊受著重重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兼並、逃亡繼續發展，階級矛盾繼續尖銳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後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勢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離海瑞死還不到六十年。在這樣曆史現實麵前，劇本竟然要貧農對“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歡呼“江南貧民從此有好日子過了！”這不是荒唐到可笑嗎？
《海瑞罷官》宣揚了什麽？
既然是一個假海瑞，我們就來看一看作者通過這個藝術形象宣揚了什麽。
我們知道，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沒有什麽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國家。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待國家問題的基本觀點。從這種觀點出發，就不能不承認，封建國家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工具。封建國家的法律、法庭和執行統治權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內，隻能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而決不可能是超階級的，決不可能是既為統治階級又為被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當然，由於地主階級內部存在各種階層和集團，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他們之間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在對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農利益的態度上，在壓迫農民的程度和方法上，會有區別，有鬥爭。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鬥爭的實質決不可能超越維護地主階級專政的範圍。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把這種地主階級內部鬥爭歪曲成農民同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就拿“清官”同“貪官”的鬥爭來說，確實有過清官大老爺在地主階級的法庭上、根據地主階級法律的某些條文，懲辦一些“貪官”的事；也有個別農民所告的恰巧是某個“清官”所反對的派別或集團中的一員，出現個別農民在這個“清官”麵前“打贏”官司的事。這種現象迷惑過不少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農民，使他們看不清“清官”的階級麵貌，看不清封建國家和封建法庭的階級本質，地主階級也經常利用這種現象來麻痹農民的覺悟，把“清官”當作掩蓋階級統治本質的工具，當作配合武裝鎮壓、對農民進行階級鬥爭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記載過地主階級派出“清官”作為緩兵之計，然後把起義農民一舉消滅的事①③。但是，從根本上說，不論“清官”、“好官”多麽“清”、多麽“好”，他們畢竟隻能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清官”、“好官”，而決不可能相反。
《海瑞罷官》卻向我們說：不！“清官”不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而是為農民階級服務的。你看，戲裏的海瑞是一個封建皇朝的欽差大臣，可是他卻代表貧苦農民利益向徐階展開劇烈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方麵，“清官”海瑞以保護“徐家佃戶”和所有貧苦農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現，同所有執行地主階級專政的別的官吏相對立，“清官”和“貪官”之間的矛盾竟被寫成保護農民和鎮壓農民的矛盾、退還農民土地和強占農民土地的矛盾，絲毫看不出“清官”在鞏固地主階級專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麵，所有農民都被寫得消極無為，沒有一點革命的鬥爭精神，他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來向“海青天”告狀，哀求青天大老爺為他們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顯然，在《海瑞罷官》的作者看來，階級鬥爭不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清官”才是推動曆史的動力；人民群眾不需要自己起來解放自己，隻要等待有某一個“清官”大老爺的恩賜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這樣，戲中就把作為地主階級專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統統美化成了離開地主階級專政而獨立存在的超階級的東西，宣揚了被壓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經過任何嚴重鬥爭，不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隻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頭，實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貪官汙吏一掃而光，就能求來“好光景”。
列寧說過：國家問題，這是一個“破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論國家》）。所謂“清官”“平冤獄”之類，作為國家問題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資產階級弄得特別混亂的問題，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種迷信。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責任揭露這種假象，破除這種迷信。《海瑞罷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這種迷信，而且在新編曆史劇的名義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階級官吏、法庭、法律，加深這種迷信。農民本來還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無錢莫進來”，海瑞一出場就憤慨地問農民，地主惡霸“憑的是哪條王法？”教訓農民：“這又是你們的不是了，為何不告？”在“平冤獄”的過程中，又反複強調“王子犯法，與庶人同罪”之類掩蓋“王法”階級本質的話，並且用“實際行動”證明：隻要有海瑞這樣的“清官”按“王法”辦事，就能使法庭變成保護農民的場所，就能“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獄”，使農民獲得土地。這不是把地主階級的國家機器統統當作保護農民的工具了嗎？這不是把地主階級專政鎮壓農民的本質一筆勾銷了嗎？這不是在宣傳隻要有地主階級清官大老爺在衙門裏“為民作主”，農民一“告”就能獲得解放了嗎？這種大肆美化地主階級國家、宣傳不要革命的階級調和論的戲，還談得上什麽“曆史劇的創作也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①④呢？
自從人類社會有階級和國家以來，世界上就沒有出現過“大老爺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國，不但地主階級改良派，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從來沒有給農民帶來什麽“好日子”。隻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徹底打碎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了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解決了江南和全國農民的“土地”“衣飯”問題。這畢竟是任何人都無法推翻的鐵的事實。
我們希望吳晗同誌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過這個形象宣揚的那些觀點，同毛澤東同誌一再闡明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對照起來看，就不難發現，吳晗同誌恰恰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觀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觀，用階級調和論代替了階級鬥爭論。在今天宣傳這些地主資產階級吹噓了千百年的陳舊觀點，究竟是為什麽？究竟是對誰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罷官》要人們學習什麽東西？
海瑞是一個有影響的曆史人物。看來，他是封建社會處於沒落時期，地主階級中一位較有遠見的人物。他忠於封建製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當時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尖銳矛盾的某些現象，看到了當時本階級內部某些腐化現象不利於皇朝統治，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削弱農民反抗、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為了維護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於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團或者某些措施進行尖銳的鬥爭。在若幹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農利益一致，抑製豪強地主，目的還是為了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專政，維護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這是被吳晗同誌和許多文章、戲劇說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專門編演過新的曆史劇《海瑞上疏》①⑤，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頭就說的：他認為“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為皇朝“求萬世治安”。這個行動也隻能說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說明別的。所以嘉靖皇帝沒有殺他，他死後，皇帝很難過，“贈太子少保，諡忠介。”禮部左侍郎祭悼時還說：“雖強項不能諧時，而直心終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這是海瑞的階級本質，是海瑞全部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象吳晗同誌那樣，把海瑞描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說什麽海瑞“愛護人民，一切為老百姓著想”，他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鬥爭①⑥，甚至把他說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勢力”的英雄，這是徹底歪曲了海瑞的階級麵貌的。明皇朝歌頌海瑞“保民如子”，吳晗同誌則說他“一切為老百姓著想”，請問兩者到底還有什麽區別呢？
曆來地主階級史書上，還曾經大書特書過許多材料來說明海瑞如何“處處事事為百姓”，如海瑞在擔任江南巡撫時期，如何大反徐階，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個月”就修好了吳淞江，人民歌頌他是“海龍王”，等等。因此，他死後，“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裏不絕。”這些記載加上舊小說、舊戲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這種“官書”上的記載，顯然包含著地主階級的誇大成份，我們應當用階級觀點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獻”，要徐階“退田”，是有過這件事的，但徐階究竟退了沒有，退了多少，是真退還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據談遷《國榷》隆慶五年七月記載，徐階曾退出四萬畝田，但那十分明確是退給官府，“入四萬畝於官”，根本不是退給農民。極而言之，就算“退產過半”吧，也還是為了地主階級利益，也並不是隻有海瑞一人幹過的事。徐階在朝時，也幹過“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載圳死時，“奏奪景府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悅。”①⑦如果不分析“還之民”這個“民”是哪個階級，如果按照吳晗同誌的觀點，誰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幾萬頃皇田的徐階豈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麽？修吳淞江確有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懷疑的。隻要想一想：在現代條件下修一條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難道能在那麽短的時間內把一條江整治好嗎？據海瑞在《開吳淞江疏》中自己說，他原來“議開江麵十五丈”，從正月初三動工，到二月間錢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要求動用公款。可見至少這一個多月中連原計劃也沒有完成，而且困難很大。吳晗同誌彭吹什麽“進度很快，不到一個月就完工了”，這種誇大連海瑞自己的話也不符合。至於出喪的描述，我們隻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廣大貧苦農民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下，窮得連衣服都穿不上，許多農民幾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裏死了親人都沒有喪服穿，就知道那時候能穿體體麵麵的“白衣冠”來路祭的人，決不是貧農，決不是吳晗同誌說的“廣大人民”，而隻能是地主、富農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編的曆史劇中，能夠真正貫徹曆史唯物主義的原則，用階級觀點，對這類史料進行科學分析，去偽存真，按照海瑞的本來麵貌去塑造這個人物，使觀眾看到他的階級本質是什麽，用曆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認識曆史人物的階級麵貌，也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從破除許多歌頌海瑞的舊小說、舊戲的所散布的壞影響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可是吳晗同誌卻不但違背曆史真實，原封不動地全部襲用了地主階級歌頌海瑞的立場觀點和材料；而且變本加厲，把他塑造成一個貧苦農民的“救星”、一個為農民利益而鬥爭的勝利者，要他作為今天人民的榜樣，這就完全離開了正確的方向。
吳晗同誌毫不含糊地要人們向他塑造的海瑞“學習”。我們到底可以“學習”一些什麽呢？
學習“退田”嗎？我國農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建立了偉大的人民公社。在這種情況下，請問：要誰“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嗎？又請問：退給誰呢？退給地主嗎？退給農民嗎？難道正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堅決前進的五億農民會需要去“學習”這種“退田”嗎？⑤⑥
學習“平冤獄”嗎？我國是一個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說什麽“平冤獄”的話，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從最黑暗的人間地獄衝出來，打碎了地主資產階級的枷鎖，成了社會的主人，這難道不是人類曆史上最徹底的平冤獄嗎？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學什麽“平冤獄”，那末請問：到底哪個階級有“冤”，他們的“冤”怎麽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學退田、學平冤獄，那麽，《海瑞罷官》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麽呢？
也許吳晗同誌會說：就算學習退田、平冤獄都不對吧，學習他“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對舊時代的鄉願和今天的官僚主義”，這總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罷官》的劇情提要中說過，這個戲“著重寫海瑞的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的“堅強意誌”嗎？我們今天在處理內部關係上不是也需要這種“真男子”嗎？劇本中的確突出地寫了海瑞反對“甘草”，罵“鄉願”，而且還把徐階塑造成“鄉願”的典型。
官僚主義確實要反。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放鬆過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但是，我們知道，今天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官僚主義有它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長期的鬥爭才能根本肅清。至於說到“剛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對鄉願”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確它的階級內容：為哪個階級？對哪個階級？各個階級對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拋開它們具體的階級內容而抽象化。地主階級所提倡的“剛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階級含義，根本不能同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戰鬥性混為一談。這裏，我們想重複地引用一下毛澤東同誌解釋過的魯迅的兩句著名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毛澤東同誌說：“‘千夫’在這裏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麽凶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裏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敵人，是“橫眉冷對”，對人民，是甘心情願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離開了這樣明確的階級立場、階級觀點，抽象地說什麽“剛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為孺子牛”也叫做“鄉願”，把橫眉冷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叫做“剛直”，用這種“傲骨”去搞什麽“退田”、“平冤獄”，去“反對今天的官僚主義”，去向勞動人民“罷官”，那會把人們引導到什麽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話，我們還會記得：一九五七年，當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有一小撮人，忽然對於大反“鄉願”產生了特殊的興趣。有人就曾用“反對鄉願”、“反對甘草”的口號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幹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罵黨的領導是“拘拘於小德的鄉願”，把跟共產黨走的民主人士誣為“甘草主義”，這樣的語匯可以從當時的某些報紙上找到一大堆。因為站在地主資產階級階級立場看來，從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采用民主和說服的手段，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推動人們努力走向進步，都是“鄉願”，都是“甘草”；從地主資產階級利益出發，敢於堅持錯誤到底，敢於做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派，敢於把不讚成他們的人一棒子打死，這才是“大丈夫”、“強哉矯”，才是“羞為甘草劑”。這一套東西的實質早已路人皆知了，為什麽《海瑞罷官》及其評論者又要重新拾起來加以鼓吹呢？
吳晗同誌頑強地宣傳過一種理論：曆史劇要使封建時代某些人物的“優良品德”“深入人心，成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組成部分。”①⑧我們不在這裏討論道德問題（這也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十分混亂的問題），但如果象《海瑞罷官》這樣把海瑞的思想行為都當作共產主義道德的“組成部分”，那還要什麽學習毛澤東思想，什麽思想改造，什麽同工農兵結合，什麽革命化勞動化呢？
現在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來：《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麽？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什麽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麽“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複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複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麽“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麽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用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如果吳晗同誌不同意這種分析，那麽請他明確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從歪曲曆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麽東西呢？
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討論。在這種討論中，隻要用階級分析觀點認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現實的和曆史的階級鬥爭的深刻教訓。
【附注】
①吳晗：《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②《北京文藝》，一九六一年三月號：《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
③《北京文藝》，一九六一年三月號：《評〈海瑞罷官〉》。
④《北京晚報》，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從海瑞談到‘清官戲’》。
⑤吳晗：《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⑥《海瑞罷官》單行本前的內容介紹，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頁。
⑦吳晗：《海瑞的故事》，《中國曆史小叢書》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華書局出版，第十五頁。
⑧吳晗：《海瑞罷官》序，單行本第Ⅵ頁。
⑨《二十二史劄記》中記載了萬曆中嘉定、青浦間搞投獻的例子，明顯地反映出這是地主階級內部矛盾。摘錄如下：“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為勢家所有。……萬曆中，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素豪俠，一寡婦薄有貲產，子方幼，有侄陰獻其產於勢家，勢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閱莊，星卿不平，糾強有力者，突至索鬥，乃懼而去。……此亦可見當時獻產惡習。”（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頁）。
⑩《被論自陳不職疏》，見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的《海瑞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