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事件經過
1961年春，毛主席乘坐專列到廣東一帶進行考察。到了午飯時間，列車上的服務員過來問主席中午要吃些什麽，經過一番交談後服務員便出去準備了。可就在此時，那名服務員遇到了列車上的另一位工作人員，對方得意洋洋的向他表示，他知道服務員和毛主席剛剛談話的全部內容。
服務員聽完後大吃一驚，認為這可不是件小事，他追問對方為何會知曉與主席的談話內容。隨即那名工作人員向他展示了一套錄音設備，服務員深感此事關係重大，第一時間向主席作了匯報。
2.事件的後果
毛主席得知這一事件後勃然大怒，要求專列立刻返回北京，同時安排周總理徹查此事，一定要查出背後的策劃者。
周總理當時正在外地考察，所以他委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進行調查。
楊尚昆得知消息後整晚都沒睡好覺，他的第一反應是：“腦子裏很亂”。第二天下午5時許，楊尚昆回到北京。當他趕到中南海的時候，毛主席的身邊早已站滿了警衛，而主席的秘書葉子龍更是被直接被關押起來。
葉子龍承認，錄音工作是他首先提出的，其本意是記錄中央領導人在會議中的重要講話內容。
1958年11月，當時身為毛主席機要秘書和中辦機要室主任的葉子龍提出，有必要利用各種現代化的記錄手段，將毛主席的講話內容一字不漏的記下來。
為此他多次向上司楊尚昆和周總理進行過匯報，周總理等人都接受了他的這個提議，就連毛主席本人也認可了錄音的做法。但毛主席特意叮囑葉子龍，一定要給錄音定一個規矩，後來中央機要處就出台了這樣一個明文規定，對錄音的範圍進行了限製。毛主席同時強調，任何場合在錄音的時候，必須征得當事人的同意，而且私人場合一律不允許錄音。
雖說這起事件是葉子龍的疏忽和過錯，但身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同樣難辭其咎，當他調查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後，第一時間就和周總理作了匯報。
1961年5月8日晚，楊尚昆在寫給毛主席的信中承認了自己的失職，請求主席給予他處分。
隨後中央書記處下達了毛主席的指示，給予機要室主任葉子龍以嚴重警告處分，同時周總理和劉少奇等人的秘書也一並受到了處分。
此事牽連重大，雖然葉子龍並未造成任何實質性的危害，但他也無法繼續留在主席身邊工作了，後將他調往地方工作。
在文革中，打倒的第一個反黨集團，就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楊即楊尚昆。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和楊尚昆錯誤問題的說明”，其中，楊尚昆的問題第一條就是：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
除了楊尚昆本人外，毛主席外出巡視時所有到過的省、市公安廳、局長，如徐子榮、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牽連進去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秘密竊聽”一案得到徹底平反。
3.竊聽毛主席事件的另一種解讀
根據文革時的毛派骨幹戚本禹回憶錄的說法，在1964年時，楊尚昆曾被發現在毛澤東的臥室和洗手間等生活區域安裝竊聽設備，而且參與這一竊聽活動的人還包括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康一民和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吳振英等。
但戚本禹的說法可以說是一種孤證，因為無論是中共老幹部還是文革造反派的說法都沒法和他的說法互相呼應。
根據文革史學者餘汝信的研究，在196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造反派“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兵團，曾經發布了一份抨擊楊尚昆的材料。這份材料的名字叫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尚昆的滔天罪行》。材料中對楊尚昆被趕出中共中央的事情進行了這樣的描述：
“楊尚昆和大軍閥羅瑞卿、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蕭向榮、曾三、裴桐、葉子龍、康一民等相勾結，將大量黨的機密檔案從中央機要室和中央檔案館盜竊擴散出去，並且廣為流傳，層層偷抄，為反革命政變集團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向黨進攻提供彈藥。”
餘汝信的研究展示了三條楊尚昆的日記。第一條，是他在1965年9月16日寫下的，其中說道：“晚間約中央檔案館、軍委辦公廳、保衛部、軍事學院等單位同誌，談如何清理過去已外流的檔案問題。”第二條，是他在1965年10月29日寫的，其中說：“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上午10時半，周、鄧、彭三人約我談話。這是一次不尋常的談話，十分值得記著，永遠不要忘記！”第三條日記，則是他在之後的一天，也就是1965年10月30日寫的，日記說道：“心情不安，什麽東西都看不下去。勉強看了一些文件。約李質忠同誌談話（辦公廳黨委問題，停止出文書處理）。下午同曾三同誌談了檔案館的問題。失密問題如何處理？過去我雖然抓了這件事，但終於出了大問題。曾對此缺乏重視！”
從這三條日記來看，楊尚昆泄露文件的情況非常嚴重，令他在當時感到十分不安。在1965年10月29日的日記中，他還曾記錄了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與他進行談話的情況，顯示中共中央對這起泄密事件相當重視。而正如上麵所說的，在中共中央於1966月5月24日公布的楊尚昆的罪名中，就包括了“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和“把大量的機密的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泄露黨的核心秘密”這兩條。
通過上述內容及劉少奇、周恩來秘書受處分等現象，這一事件有兩種可能：
第一，楊尚昆似乎確實曾經對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談話進行過某種錄音。
第二，這種錄音活動並不是楊尚昆一個人進行的，在這種活動的背後還有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身影。
總的來說，戚本禹所說的內容未必是真相，但他的說法也未必是百分之百的虛假。在這種“錄音”或“竊聽”活動背後，似乎還若隱若現地浮現著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身影。這些情形也提示，在文革前夕，中共內部各大人物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內鬥也進一步地白熱化。
但事件的真相到底為何，恐怕永遠是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