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3）
第二，關於“四清”是否是一個失敗的運動，以及失敗的原因。
我們單位的“四清”運動自工作隊長李德宣布 “暫告一段落”以後，單位的工作開始恢複運動前的狀態。因此，在我們看來我們單位的運動算是結束了。在當時我沒有感到這場運動有什麽不正常的地方。因為據單位的“老血幹”們說，以前的運動也都是這樣的，都是黨組織依靠黨團骨幹和“積極分子”，帶領大多數群眾去揭發鬥爭主要是群眾中的少數“反動分子”。我唯一感到有點疑問的是“二十三條”公布後，工作組也沒有在運動中突出“整黨內走資派”的重點。不過我又想，或許這是因為我們單位的兩位“當權派”都不是“走資派”的緣故，所以這也不是一個問題。然而後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再後來“十六條”公布了，我看到“十六條”中熟悉的那句話：“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想起“二十三條”也是這樣說的，突然產生一個疑問：這兩個運動都說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那末如果“四清”達成了這個目標，毛澤東還會發動文化大革命嗎？反過來說，我們能不能懷疑是因為毛澤東發覺靠“四清”、即使製定了“二十三條”，也無法達成他的願望，這才另起爐灶發動文化大革命的？
“四清”運動最早是在一九六三年五月開始的。六五年一月毛澤東製訂“二十三條”時對全國“四清”的進程有一個計劃，說是：“從一九六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國三分之一的地區。六七年內，全國搞完。”按照這個計劃，這個運動至少要搞到一九七〇年左右才結束。可事實上一年不到他就又開始發動另一個新的運動——文化大革命了。據原複旦大學研究明史的老師、同時也是上海市委寫作班子成員的朱永嘉回憶，早在一九六五年的三、四月間，姚文元就來找朱永嘉，說奉市委之命寫文章，要求朱幫助提供明史方麵的資料。而姚要寫的文章就是《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所以文革的準備工作，實際上是在“二十三條”製定後僅僅幾個月就開始了。
關於《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寫作，一九六七年毛澤東曾在一次談話中輕描淡寫地說：“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好像這件事的發起與他無關。但事實並非如此。據朱永嘉說，第一，江青來上海找姚文元寫文章，是毛澤東點的名。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時就對姚文元頗為賞識。第二，江青來上海找姚文元寫文章一事對北京是保密的，但對上海市委沒有保密。江青找姚文元是通過上海市委的。上海市委原來分管文教的書記是石西民，一九六四年（“維基百科”說是一九六五年二月）石西民調中央文化部任副部長，其職務由張春橋接任，張這才與江青搭上了關係。姚文元寫“評海瑞罷官”一文前後寫了十多稿，其中毛澤東親自審閱過三次。為了不使北京察覺，江青曾說有一稿是夾在樣板戲劇本中帶到北京給毛澤東審閱的。而其中第八稿朱永嘉說是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趁去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帶去的。朱永嘉還說：“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幾天，十一月三、四或者五號，上海市委書記處開會討論文章的最後定稿。參加者有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兩個文教書記張春橋和楊西光，還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賢。我也在場，因為文章的最後改動，在資料上有問題總還得問我。”姚文元文章發表後，陳丕顯又親自打電話給姚文元向他祝賀。所以，江青來上海要姚文元寫文章批判時任北京副市長的吳晗，上海市委不但是清楚的，而且是參與的。十一月十日，《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後，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第二天就全文轉載。但北京和許多省市區報紙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卻拒不轉載。毛澤東為了逼他們表態，要上海以新華書店名義發行單行本。姚文元文章發表後，許多史家一致認為文化大革命由此拉開序幕，說明了這篇文章在發動文革這件事上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根據以上這些事實，我以為姚文元寫“評海瑞罷官”這件事，自始至終毛澤東都是指揮者，至始至終上海市委都是參與者。這件事如果僅憑江青個人的身份，即使上海市委礙於毛澤東的麵子可能會給江青一些幫助，但若說要得到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陳丕顯親自充當“信使”帶稿子，上海市委集體審稿，則都是無法想象的。所以，不論毛澤東說的“開頭寫我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還是文革後有人為了撇清陳丕顯和上海市委與“評海瑞罷官”的關係，把該文說成是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幹的陰謀勾當，都是不符事實的謊言。
毛澤東為什麽要說這樣的謊話，其目的我還不清楚，或許是他想為自己減輕一點“搞陰謀”的色彩吧。因為姚文元寫此文是瞞著北京市委的，這種行為畢竟不正大光明。況且說謊話對毛澤東來說也是常有的事；把有些不光彩事情的責任推給江青這也不是唯一的一次。一九七五年那個時候，毛澤東自己老了來日無多，江青一夥培養了幾年仍成不了氣候，而文革形勢不佳，他已快壓不住陣腳，為了自己身後名，他討好鄧小平等人，屢屢批評江青一夥，說什麽“不要搞四人幫”呀，指責江青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是“搞三箭齊發”，仿佛老幹部們“走後門”倒是對的。後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實在是因為鄧小平不肯替文革背書，才不得已發動的。
總之，從江青來上海組織姚文元寫“評海瑞罷官”一文的時間，和該文在寫作過程中毛澤東表現的對該文的重視，以及上海市委的全力配合和該文在發動文革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看，說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三、四月那個時候就已對“四清”失望，因而打算發動一場新的運動來達成他清除“黨內走資派”、清除劉少奇勢力的願望，這個判斷我以為大體上是不錯的。
引人疑竇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中，竟然還有一條是專門談文革與“四清”相結合問題的。第十三條“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說“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按其意思，是文革要進行，“四清”也還要繼續。但問題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四清”不能按照他的意圖進行，“二十三條”製定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能落實到基層，這才不得不另想辦法發動文革的。而既然“四清”不能達成“整黨內走資派”的目的，現在文革也是這個目的，卻仍然要讓“四清”繼續進行下去，疊床架屋，有這個必要嗎？因此我很懷疑是不是毛澤東想掩飾他在“四清”運動中的失敗，才故意在“十六條”中設這麽一條的？
文革發動起來後，天下大亂。事實是文革和“四清”這兩者非但未能結合起來，還因為“四清”運動是劉少奇主持的，而文革初期對北京大專院校派工作組也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做的決定；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了學生運動，“十六條”提出“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顯然都有否定工作組的傾向。因而當時有不少人認為派工作隊的做法本身就是錯誤的。許多已經撤回原單位的“四清”工作隊隊員被揪回去批鬥，一些“四清下台幹部”也乘機鬧翻案，以致中共中央不得不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專門發出文件，強調“四清”運動是正確的，要“保衛四清運動成果”，這才勉強刹住了“四清下台幹部”的翻案風。但盡管如此， “四清”運動的名聲從此總有點不佳，中共也不再提將“四清”與文革“結合起來進行”這句話了。
所以，如果我們將毛澤東對“四清”的目的定位在“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上，那麽“四清”無疑是失敗的。同樣，如果我們將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也定位在這個目標上，那麽從開始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前的那一段運動，基本上也是失敗的。
“四清”和文革前一段的運動所以失敗，其原因我認為它們都被卡死在兩個“瓶頸”中。這兩個“瓶頸”，一個是黨的領導，正確地說是黨的各級組織的領導。由於絕大多數的黨組織都習慣了把自己視為正確的一方、革命的一方，習慣了由他們去“帶領群眾鬥爭敵人”，就如《紅樓夢》中的焦大一樣，從來都是帶了繩子去捆人的，從未想到過自己也有被人捆的一日，因而不管他們是不是“走資派”，都不願把鬥爭矛頭指向自己，讓群眾來揭發批判他們，主動“引火燒身”。相反，他們都自覺不自覺地起來抵製毛澤東的把鬥爭矛頭指向“黨內當權派”的做法，因而不僅使毛澤東的意圖不能貫徹到基層，而且為運動設置了層層阻力。另一個“瓶頸”是運動依靠的對象或運動的“動力”有問題。“四清”和文革初期，都是由黨組織掌控運動。他們依靠由他們培養起來的黨團骨幹和所謂的“積極分子”，帶領群眾開展運動。這些人絕大多數與黨組織領導人有不同程度的共同利害，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他們的利益是附生在每個黨組織具體的領導人身上的。因此，要依靠他們去揭發、打倒“走資派”，那就非常困難，簡直與緣木求魚一樣。文革中出現的“保守派”，相對於“造反派”其特點是黨員、團員多，家庭出身成分好的多。這些人正是黨組織培養、依靠的對象。而這些保守組織幾乎無不是由各級當權派為保自己而組織起來的。
這兩個“瓶頸”是後來才逐步被突破的。而且都是毛澤東中央迫於形勢，為突破當權派們的抵製，不得不打破常規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才使文革運動突破困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其中特別起作用的是毛澤東中央采取了兩個措施：一個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下發的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簡稱《緊急指示》），以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為理由，給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群眾統統予以平反，銷毀所有“黑材料”。這就極大地鼓舞了受地方黨組織打壓的人，從而給鬥爭目標明確、自覺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造反派”隊伍，注入了大量有生力量，成了衝擊各級當權派的生力軍。還有一個措施是中央軍委《緊急指示》下達後出現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潮流。在這個潮流中發生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上海的“一月革命”。上海以“工總司”為首的造反派與北京等地來滬支持造反派的學生組織，聯合起來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權。當初奪權的目的是為了反對市委對文革的抵製和破壞，自己掌握文革和生產大權。毛澤東受此啟發，從中找到了突破因為各級黨組織阻撓和反對文革、以致造成文革無法向前發展困境的辦法，對上海造反派的奪權行動迅速予以肯定，大力號召全國都起來仿效，並提出了建立臨時政權“革命委員會”的構思。而這個被稱之為“一月革命”的奪權運動，除了可使“當權派”們失去權力後直接暴露在廣大反對、批判他們的“造反派”群眾麵前；也使毛澤東中央有時間、有可能，利用重建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機會，清查幾乎所有的黨政幹部，從而達到清除政敵，統一思想，鞏固其政權的目的。在突破這兩個“瓶頸”的過程中，各派力量之間充滿了艱辛的鬥爭。這些鬥爭因為下麵還要詳細講到，這裏就暫不多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