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3）
那個年月，就我們普通小老百姓來說，最關心的仍然還是“吃”的問題。第一是想要吃得飽，第二也開始想怎樣吃得好些。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國性的大饑荒雖然已經基本結束，但饑餓的陰影還沒有全部散去。餓死人的事不再發生，但也很少人說他已經吃飽了。作為主要副食品的肉、蛋、豆製品供應還很少，要憑票定量購買。在我記憶中，好像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饑餓的陰影才在翻天覆地的政治大動蕩中不知不覺漸漸淡去。當時我和其他幾個分配在金聯大隊和蟠龍大隊的臨時工，最初吃飯搭夥在蟠龍鎮上商業食堂內，吃得很不好。因為這個食堂吃飯的人不多，煮飯的大嬸總是在煮中午的飯菜時將晚上的也一起煮了。晚飯是將中午的剩飯、剩菜倒在一起加一點水加熱一下就算是晚飯了。那時城鎮居民吃的國家供應的米，是陳了不知多少年的，現煮現吃這飯也是灰不溜秋木渣渣的，這晚飯煮了又煮，飯菜混在一起，像什麽就不好形容了。後來我們轉到碾米廠的食堂才吃得好一些。但因為糧食定量關係，不敢放開肚子吃，因此感覺上沒有一頓飯是吃飽吃得舒暢的。有時實在受不住誘惑，就再買一兩、二兩飯吃。其實，我比我的同事來說已經很特殊的了，因為我家中還有僑匯優待的糧票，除了政府規定的定量，我每月還可以用僑匯貼補的僑匯糧票多買些飯來吃。而我仍然覺得吃不飽，可想而知其他沒有僑匯糧票貼補的人更是不夠吃了。當時魚、肉、蛋等副食品也有定量，所以食堂裏肉絲炒什麽、肉片炒什麽的菜有時會有，但燒紅燒肉的機會就不會有。有一次蟠龍鎮上的小肉店供應冷氣肉（那時肉店供應的肉都是新鮮宰殺，不經過冷凍的），不要肉票，價錢也便宜。我們幾個同事聞訊大喜，湊錢買了幾斤，借一個滅螺員的家紅燒了。因都不會喝酒，就空口吃肉，除留了一碗給主人家，其餘的如風卷殘雲，不一會就吃得精光。
蟠龍這個小鎮有近百戶人家，部分是居民戶口。據說五十年代初蟠龍還是一個很熱鬧的鄉村小集鎮，但現在市麵十分蕭條，十字架形的小街上隻有一家小百貨店、一家農貿產品門市部、一家小肉店、一家飯店、一家茶館、一個衛生所，還有東麵街盡頭的一座碾米廠。若想逛街散心，幾分鍾內所有景色已可盡收眼底。所以逢到開會以後不下鄉了，或下雨天不能下鄉，我們幾個臨時工隻能耽在宿舍裏，除了說說話、看看書，就是悶頭睡大覺，十分無聊。就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總想趁這種機會去什麽地方走走。那時候，錢副站長走了，兩個女的也走了，仍在蟠龍的除了我和孫龍璋，又調來了一個叫任克己。我們三個人也很說得來。一天下雨，從早上下到下午二時左右才停，按規矩可以不下鄉了，於是我們不約而同地提議去諸翟走走，而且立刻行動。諸翟是上海縣的一個鄉村小鎮，離蟠龍約五六裏路程，有一條狹長的石板小街，與一般的江南小鎮差不多，無甚特色。但因為這裏已是上海縣，還有一條公路通北新涇，這就讓我們覺得新鮮，好像是到了“異國他鄉”。鎮上有一飯店，內有二兩糧票八分錢一個的酒釀餅賣，我們每人都買了一個吃。其實味道也一般，但因為肚子常餓食欲好，而且蟠龍的小飯店內沒有這東西賣，便覺得好吃。以後我們又去過幾次諸翟，買酒釀餅吃也是誘因之一。
有一次去諸翟已是下午三點多近四點了，街上轉了一圈，酒釀餅也過吃了，我們覺得還不盡興。又去汽車站看看，見到站牌上的時刻表，算時間去一次北新涇也趕得及回來，於是又決定去北新涇。等公交車來乘上去到達北新涇，已是下午五點多。下車後我們來到一條大河邊，靠在河欄杆上，仰望對岸一座座高大的廠房，房頂的煙囪濃煙滾滾，在夕陽的照射下像有火焰在燃燒。現代大工業雄偉的氣勢向我們展示了誘人的魅力。我們幾個人看了既興奮又羨慕，仿佛那雄偉的大工廠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縮影，覺得我們的國家無比強大、欣欣向榮，令我們感到自豪；同時也很羨慕那些工廠裏的工人，真想也能進那樣的工廠去當名工人。那時候，當一個國營大工廠的工人是很多年輕人的理想，覺得“工人階級”政治地位高，福利待遇好，還根本想不到工廠內惡劣的工作環境和對身體有害的“三廢”等等問題。
路的另一邊有一座巨大的蘆席棚，裏麵燈火輝煌，堆滿了各種蔬菜，很多人在裏麵緊張地工作著。我猜測這裏大概是供應上海市區蔬菜的一個集散點。我記起了“一隻籃頭一根稱，諸翟、七寶、北新涇。自留地是搖錢樹，北新涇是聚寶盆”那首打油詩，知道這裏就是所謂的“聚寶盆”了。我努力運用想象力，設想著前幾年附近農民——我把他們想象成姚紀根——用自行車推著或用船裝著自留地上種植的各色蔬菜，滿頭大汗地到這裏來出售，然後數著大把的鈔票笑嗬嗬地離開的情景。又聯想到河對岸那高大廠房中無數的工人、以及他們的家屬，每天的生活都離不開蔬菜；聯想到上海有幾百萬人口，加上流動人口不下千萬，這一天要吃掉多少蔬菜，需要多少個北新涇那樣的蔬菜集散點作中轉，又需要多少農民種菜來保證供應啊！我感到這種組織像一架巨大的機器，任何一個零件停擺，都會引起一連串的問題。我讚歎管理這架機器的人真偉大。我感覺得到這裏確實蘊藏著一種巨大的商機。俗語說：“近水樓台先得月”。上海近郊的農民因為這種地利之便，靠在小小的自留地上的苦心經營，種了菜蔬可以拿到市區去出售；又因為災荒國家物資供應不足，物以稀為貴，結果他們的菜蔬能賣得高價，發了財，建起了新房。過去讀政治書，說中國農民有一種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喜歡走發家致富的道路，現在，這條發家致富的“道路”竟是如此生動、清晰地呈現在我的眼前。
這一條發家致富的“道路”走得對不對呢？現在回想，當時我對這個問題好像沒有進一步的思考。因為當時我們一直在擔心時間，惦記著回諸翟末班車是下午六點，怕錯過了時間回不去。那時我們都沒有手表。於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對北新涇隻能如蜻蜓點水，驚鴻一瞥。其實，就在前不久中共發表了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我在報上看過這篇文章，裏麵列舉了一些蘇聯資本主義複辟的實例，其中就有在農村長途販運農村品，牟取暴利的例子。但是，我並沒有將它與眼前所見的情景聯係起來。這反映那時我們對這種政治批判都還不很關心，或者說是很“麻木”，不像二年後那樣，幾乎人人都關心起“政治”來。而這也反映出了當時中共作為頭等大事的“中蘇論戰”，雖然聲勢很大，猶如高天滾雷，但對在地麵行走的如我們似的普通百姓“震動”不大。
那天晚上我們乘末班車從北新涇回到諸翟，再走回蟠龍，已經晚上八點多了。夜色下，走在高低不平的鄉間小道上，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唯有泥土小路泛著微微的白光。有時不小心腳踢在一個土疙瘩上人也幾乎跌倒。但大家都很興奮，覺得這次去北新涇開了眼界，不虛此行。行近蟠龍時，側身向東北方望去，小半個天空被燈光照得一片光亮。那裏就是虹橋飛機場。在蟠龍那個地方，白天看不到機場，晚上的燈光卻使我們覺得竟是那麽近。我們駐足觀望了片刻，口中不禁低聲驚歎：“哇，這麽一片燈光！”大家的情緒更加亢奮起來，卻說不出為何而亢奮。後來我想，這也許是我們大多年輕人都有的一種潛意識的反應吧！那就是向往過熱鬧、開放、現代化的城市生活，而不太願意過閉塞、落後的農村生活。那個時代乘過飛機的中國人十萬人中也沒有一個，真正好算是“鳳毛麟角”，所以這種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對我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隻要與“飛機”二字搭上關係的，在很多人心中就代表了“高貴”和“現代化”。
任克己年紀與孫龍璋差不多。他是青浦縣城的人，高中畢業，人比較大度，因此與他相處我感到很融洽。我估計他家庭成分也不怎麽好，但究竟什麽問題不清楚。一次在青浦他帶我去過他家。他說他與她哥哥、嫂嫂住在一起；但沒有提到他的父母。從他語氣推測，好像他與哥嫂的關係也一般般。這樣的情況，缺乏家庭溫暖，他的處境就比我艱難得多了。後來他被調到其他公社去工作就失去了聯係。再後來聽說他被血防站辭退了，去了新疆。文革中又聽說他在一次去水庫遊泳時不幸溺水死了。我不知他的水性怎樣，但水性不好的人一般也不敢去水庫遊泳，因此我總懷疑他或許不是真的溺水，而是自尋短見。文革中，一般人都看不到生活希望，出身不好的人活得更艱難。那時自殺的人很多。
那一年的十月一日“國慶節”，是建國十五周年大慶。或許是為了振奮人心，讓人民在經曆了數年大饑荒後重建對共產黨的信心，上海的慶祝活動搞得非常隆重。報上早有預報說那天將有大遊行，晚上在人民廣場還有盛大的煙花表演。這好像是上海“解放”後第一次在“國慶”節施放煙花。我的三姐那時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夜校部讀書，寄宿在一家親戚的親戚家裏。我就計劃著要去上海看遊行、看煙花。我先一日問一個滅螺員借了一輛自行車，九月三十日一早我就騎車出發。從蟠龍經金聯大隊到北翟路再向北新涇方向一路行進。開始是煤渣路，不久是柏油路。一路上隻見馬路兩旁都是平展展的蔬菜地。稍遠處，有一排排齊整的廠房，還有疏疏落落竹樹掩映的村落。此時正旭日東升，蔬菜地上浮著一片淡淡的晨霧，所有那些廠房、村落都被晨光照得金閃閃發光。我騎在車上仰觀天空，隻見藍天白雲，天高雲淡。晨風迎麵撲來，涼爽清鮮。愈接近上海市區，工廠也越多，工業化、現代化的氣息越濃，讓我這個來自遠郊青西小城鎮上的人神情振奮，腳下的車不知不覺地越蹬越快，整個人像要飛起來一樣。
我三姐寄宿的那戶人家在延安中路上，離人民廣場很近，也是遊行隊伍預定行經的路線。十月一日那天中午時分，龐大的遊行隊伍以十幾人的橫列由西向東經過延安中路向外灘方向緩緩行進。開路的是一批舉著紅旗、扛著毛澤東巨幅畫像的隊伍。隊伍中間每隔一段就有一隊鼓樂隊，或吹著洋銅洋號打著洋鼓，或是中式的鑼鼓。時不時有人領頭呼喊口號，於是整個遊行隊伍也高呼口號作和應。口號聲此起彼落，加上鑼鼓、洋銅洋鼓聲，匯成一股雜亂無章的巨大聲浪，給這座平時就熱鬧的城市更增添了一種讓人亢奮的喧囂。馬路兩邊的人行道上以及沿馬路樓上的窗口、老虎窗前的屋頂上，都擠滿了看遊行隊伍的人。我和我三姐寄宿的那戶人家的幾個大孩子也都爬出老虎窗口，坐在窗前的洋瓦屋頂上居高臨下看。長長的隊伍走了一、二個小時也沒有走完。
晚上有煙花表演。據說放煙花的地點在人民公園內，煙花在空中炸開就剛好在人民廣場上空，因此人民廣場是看煙花的最佳地點。吃過晚飯，我和三姐一起走到人民廣場去看煙花。偌大的廣場上到處是來看煙花的人群。有不少是全家老少出動，都是喜氣洋洋，一副等著看煙花的猴急相。廣場上有幾根特別高的路燈燈杆頂部裝著據說是新發明的“小太陽”，將整個廣場照得十分明亮。好不容易等到天黑，煙花開始燃放了。先是從不遠處傳來“咚、咚、咚”驚天動地的炮聲，緊接著“吱溜溜”地一聲響，便見到一個個小火球直鑽夜空，在很高的空中炸開，一簇簇、一絲絲五顏六色的火花便四處飛濺開來。有的如五月的垂柳在空中展現它的柔姿；也有一些流星似的火星飛到了遠處再次爆炸，成為一團團菊花似的花叢，照得廣場如五彩繽紛、光怪陸離的奇幻世界。每當焰火升空響起劈劈啪啪的爆炸聲或嘰嘰咋咋如百鳥爭鳴的鳥叫聲時，廣場上就爆發出一陣陣歡呼聲和驚歎聲。安裝在廣場燈柱上的高音喇叭，傳來口齒清楚的女播音員報告大家的、一組組不同花色煙花的名稱。這樣富麗堂皇、流光溢彩的景色，豈止是“火樹銀花不夜天”？簡直是銀河倒瀉，流星雨瀑一般！那一晚，我和三姐在人民廣場上逗留到很晚的時候才回去。現在回想起來，在我生活中國大陸的三十多年中，這個“國慶”仍是我過得最愉快的一個節日。
一九六四年的“國慶節”，離開中國曆史上少見的大饑荒二年還不到。而且就在那個時候饑荒的陰影也還沒有完全從人們心中褪去。在那長達四年多的大饑荒中，全國八億人民幾乎人人挨餓。四年中先後有四千萬左右的人被餓死，絕大部分是生產糧食的農民。這是一場人為的災荒。但那時候，我們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些真相，卻對中共所說的“連續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之說深信不疑，因而現在還在這裏真誠地、歡愉地慶祝國慶節，高呼祝願製造這場人為大饑荒的罪魁禍首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萬歲。這就是當時的真實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