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2）
（六）在徐涇
很多人說社會是一所大學校。確實，工作令我獲得了觀察這個社會更廣闊的視野。而徐涇是我觀察這個社會的第一個平台。
首先，通過對農村血防工作組織和人員建構的觀察，我對中共在農村基層組織的結構和幹部特權有了一些認識。農村的血防工作，除了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也需要經常性的專業隊伍做帶動群眾運動的骨幹。為此，除了縣以上黨、政有相應的機構負責這項工作，從公社到生產大隊也都建立了一套組織。公社除了有黨委書記或社長“掛帥”領導血防工作，還安排了一名公社幹部具體負責。另外公社也成立了專業的血防組，作為具體的辦事機構。公社血防組的負責人大多為原來做過大隊黨支部書記一級的農村幹部。他們因年紀較大身體較差或因其他原因不再擔任大隊支部書記了，但公社黨委念在他們“為黨辛勞”多年份上，安排他們出任此職。至於血防組的辦事員一般有三、四個或五、六個不等，大多是抽調農村中成分好、年輕有文化的青年，或部隊複員的軍人充任。公社血防組人員不算國家幹部，依舊是公社社員身份，參加社員分紅。他們原則上以生產隊同等勞力最高分計報酬。而國家則以現金津貼給他們所屬的生產隊，彌補生產隊經濟上的損失。因此這些人也算吃上了半份“皇糧”。他們除了農忙回生產隊幾天，平時不參加農業勞動，基本上脫離了農民種田這個“苦海”。因此他們大多人對獲得這個工作內心是很高興的。而全公社的血防工作平時主要就由他們負責推動。
在大隊一級，也有一名大隊幹部負責血防工作，一般是副大隊長或婦女隊長兼任。每個大隊有一支專業的滅螺隊伍，基本上是一個生產小隊抽一名社員擔任滅螺隊員。他們的任務平時擔任查螺滅螺工作，開展群眾運動時擔任技術指導。他們的報酬也是由生產隊按同等勞力的原則記工分，年終與其他社員一樣參加生產隊分配的，但國家不予任何補貼。換言之，他們是由同一生產小隊的其他社員共同供養的。在農村，類似滅螺員這樣性質的社員，還有衛生員、飼養員、電工等等。他們除自己的專職，一般很少參加農業勞動。由於這些工作比大田勞作較輕鬆，而他們的工分要由其他社員分擔，因此一般社員對他們就很妒忌。當時社員們有一句順口溜，叫“吃煞（死）飼養場，睏（睡）煞電灌站，白相（遊玩）滅螺隊。”意思是當大隊、生產隊飼養員可以額外得到許多吃的東西；當電灌站水電工很清閑，值班時沒有任務白天也可以睡覺；而當滅螺隊員查螺時撐一隻小船在河浜裏悠轉，別人看來像在遊山玩水。對這“三員”，社員們既妒又恨。尤其對滅螺員意見最大。因為他們認為滅螺員的工作與農業生產關係不大，而他們的報酬卻要社員們負擔，是政府對他們的“苛捐雜稅”。因此每到年終分紅時，總有些地方的生產隊因為壓低了公社血防組成員或生產隊滅螺員的工分而鬧起來。有一年我就曾代表血防站去了很多公社進行調查，提供領導做解決此矛盾的依據。由此，我也開始認識到，消滅血吸蟲病的工作，雖說是“黨委領導”最重要，但具體操作中也離不開經濟的潤滑作用。
那個時代，幹部的特權雖遠不及現在嚴重，但已經出現。大隊、生產隊幹部除了經常在飼養場借故殺雞殺鴨吃喝，最主要是以開會、檢查生產為名不參加集體勞動，而工分卻是拿最多的。我工作所在的金聯大隊，負責血防的是一名做過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幹部，姓張，社員們背後都叫他“九闊嘴”。“九闊嘴”的嘴，不僅嘴唇厚，而且嘴也特別寬，就像嘴裏銜了一把小口琴。這裏人的嘴唇大多很厚，比我們青西人的嘴唇要厚很多。這個明顯的特征我來徐涇不久就發現了，說明水土對人容貌在遺傳學上的影響。開始，我以為社員叫他“九闊嘴”是因為他兄弟排行第九。不料那幾個滅螺員聽了我的話都哈哈大笑起來。一個姓胡的滅螺員扳著指頭解釋給我聽：“麻子第一、瞎眼第二、聾膨第三、蹺腳第四，再後麵是爪手、塌鼻頭、鬥雞眼、瘌痢頭，第九就輪到大嘴巴，所以叫他‘九闊嘴’。”從他們的言語中，我明顯地覺察到他們對“九闊嘴” 的風評實在不好。這個“九闊嘴”平時既不參加生產隊勞動，也不與我們一起查螺、滅螺，唯有開會不會缺席。有時見到他在各個村子裏東遊西竄，不知在做些什麽。滅螺員對他很有意見，常在我們麵前說他壞話，要老曹管管他。但我們心中清楚，老曹隻能管我們，管不了他。能管他的隻有大隊黨支部和公社黨委。那時中共剛發表被稱為“中蘇論戰” “重磅炸彈”的《九評》之第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裏邊提到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說：“幹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係。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對照現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提得及時。在我眼中，這個“九闊嘴”就是修正主義的苗子。
當時，我還很迷信中共的宣傳，尤其喜歡鑽研中共的理論。“九評”第一評至第八評發表時我還沒有參加工作。但我聽過我家鄉鎮上安裝在街道電線杆上高音喇叭播送的文章。對於中蘇論戰，我雖還不清楚發生的原因，但這場論戰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中共和蘇共這一對曾經的好“兄弟”（以前中共稱蘇共為“老大哥”）現在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據中共的一麵之詞，發生分歧的原因是赫魯曉夫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但是否真的這樣，我無法肯定。第二，盡管這樣，對於中共在這些文章中說的“道理”我基本上都是接受的。由此可知我當時的思想其實也是很左的，基本上是被中共牽著走的。在幹部參加勞動這個問題上，我還分辨不出參加勞動與“防止修正主義”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認識不到靠幹部參加勞動解決不了幹部官僚化、特殊化的問題。當然更不知道毛澤東隱藏在“反修”鬥爭背後的個人野心，還以為毛澤東高瞻遠矚，看問題深刻。
滅螺員查螺、滅螺有時候也很辛苦，但相比在大田勞動的社員畢竟要輕鬆得多。剛去時，我們也不清楚這些滅螺隊員都是什麽來曆，還以為是一般社員的子弟。後來才了解到他們差不多個個都是有背景的，基本上不是大隊、小隊幹部的子女，就是他們的親戚。因為即使在我們看來這不過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但在農村社員看來就已經是“美差”了。非生產隊內的“皇親國戚”不易得到，成份不好的更是想也不要想。
為此我感到有些慚愧，自思我們這些人雖然隻是臨時工，但畢竟也算是吃全份 “皇糧”的。我們的工資雖低，但按當地公社社員普遍的分配水平比，也可抵得一個全勞力的收入。在城裏人眼中，我們的工作是屬於“低賤”一類的，但在農民眼裏卻是想求也難得到。我們這些人何德何能？還不是拜國家將人分為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這個政策所賜！依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如果生在農村，連當一個生產隊滅螺員的資格都不會有！這樣一想，我真切地感到：這個城鎮與農村戶口分隔的政策，實際上將全中國人區分成了兩種不同等級的人；是在按工人、貧下中農還是地主、富農劃分的階級等級之外，另一種中共一直不承認的社會等級。這個政策所產生的社會岐視、社會壓迫，在某些方麵甚至嚴重過階級岐視、階級壓迫。譬如農村戶口的青年，除非讀書讀到中專、大學畢業，國家將你分配到國營工廠或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才能轉為城鎮戶口；又或者參軍入黨升了官，複員後政府安排工作在城鎮；再有運氣好正巧碰上工礦單位招工被招去，否則永不能脫離農村，永遠是農村戶口。不能脫離農村，隻能當農民，意味著他們的經濟收入永遠不及城鎮職工，而工作的辛勞度卻遠超城市工礦的職工；意味著他們不能享受城裏職工能享受的油糧供應、醫療保險和及其他福利；意味著他們的子女如果沒有特殊的機會，也隻能世世代代當農民。政府的戶口政策，對城鎮戶口控製嚴格到這種程度：城鎮戶口的男青年若與農村戶口的女青年結婚，所生子女的戶口隻能屬於農村。所以，在那個年代，除非不得已，很少有城鎮男青年肯與農村姑娘結婚的。我們那時常在農村跑，見到樣貌娟好、性情賢淑的女子不少，卻都不敢興“好逑”之心，就是這個原因。反觀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因為政府還沒有實施戶口政策，城鎮男青年與農村姑娘結婚的倒很普遍的。如我的舅媽就是娶自農村的。最讓人心寒的是“大躍進”後的大饑荒時期，城鎮戶口的人，即使是正被管製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國家也按定量供應糧食；但公社農民有沒有糧食吃，國家全不管。在那個大饑荒時期，餓死的數千萬人中絕大部分是辛勤耕種生產糧食的農民。當年梁漱溟說新中國工人地位在九天之上，農民地位在九天之下，此話不完全正確，因為工人的地位也不是真在九天之上，但他確實道出了農民們悲慘的、真實的被壓迫處境。自從中共實行“農”與“非農”戶藉政策以後，農民實際淪為了新中國的“賤民”。 “貧下中農”的政治地位表麵上好像很高，實際待遇一點兒也不高。城鎮戶口的人都怕與“農”字沾邊。至今，中國大陸的農民仍被壓在社會的最低層，被剝奪各種應有的權利。農民工進城好幾年了，政府仍不承認他們也是城市的正式成員，讓他們享受城裏人享受的各種待遇，每想起這一點我就感到不平。中共靠農民組成的軍隊奪得天下，中共幹部中有許多人也是農民出身，但他們勝利後進了城，自己“翻了身”，卻如此酷待農民，實在有悖天理！
在徐涇工作時期，我幾乎天天與滅螺員在一起，是我此生中與農民最接近的一段日子。我真切地感到了大多數農民的淳樸、善良。他們大多勤勞、節儉，對生活的欲望簡單。當然也有一些因文化和環境等因素造成的缺點。我對他們被中共的政策釘死在土地上的處境深感悲哀和同情。雖然，我的地位在城鎮也是屬於最底層的，但他們仍將我們看成是高他們一等的“城裏人”，也有將我們看成是城裏來的“幹部”的，對我們既敬畏，又懷疑。我知道他們在沒有我們在場時常會開一些低俗的玩笑，以此來調濟勞動的沉悶和辛勞，但見到我們就會立刻閉嘴。這說明盡管我與他們天天在一起，但彼此之間還是有一層隔閡，要“打成一片”還真不太容易呢。但他們有時也會將一些不平事情向我們訴說。有一次幾個女滅螺員向我們投訴，說一次開會“九闊嘴”坐在一個女滅螺員旁邊，趁大家不注意，將腿擱到了那個女滅螺員的大腿上。女滅螺員當場不敢聲張，事後才告訴其他女滅螺員。這次他們向我們反映此事，不過是為了表達她們的憤怒。我們同情她們，但也無能為力。這個社會雖說男女平等，但事實上女性總是處在弱勢一麵。這種對女人動手動腳“吃豆腐”的事，在中共幹部隊伍中不是少數。我在讀中學時就見識過。即以徐涇這個公社的黨委書記言，“四清”後調到縣裏擔任縣委除害滅病辦公室主任，文革中被揭發是一個十足的老淫棍，以前他在蘇北家鄉當民兵小隊長時曾奸汙過地主家婦女十多個。
滅螺隊中有不少女滅螺員。有一個女滅螺員出嫁了，嫁到了幾裏遠的另一個大隊。不久其他滅螺員告訴我們，說那個出嫁的滅螺員哭著又回來了。出了什麽事呢？原來那時農村的婚姻大多還是靠媒人介紹，父母做主。男方人品如何，家境如何，全靠介紹人一張嘴。那個媒人對女家說，男家經濟條件怎樣怎樣好，女方一聽就樂意了，再到男方家一看，一套鏨新的家具油光鋥亮，令女方十分滿意，當場就將婚事定了下來。不料結婚剛過一個月，就有人來要將那套新家具搬走。新娘急忙詢問，這才知道這套新家具是婆家專為騙婚向親戚借來的。新娘當場不幹了，回了娘家。但此時木已成舟，就因為一套家具而離婚也不現實。最後那個女滅螺員在娘家住了幾天還是不得不回了夫家。這件事我們聽了隻能歎息，同時卻詫異《新婚姻法》頒布已有十多年了，而且這裏離上海市區這麽近，應該是很開化的了，怎麽還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的老一套？可見舊風俗、舊習慣的頑固。後來慢慢明白，農村婚姻中第一考慮的要素就是經濟。圍繞經濟考慮的有當地的收入水平，窮隊還是富隊，男方有沒有手藝、身體是否強壯，當然還包括家庭成分、家中兄弟姐妹多寡等等許多方麵，人品、長相倒還是次要的。至於“愛情”兩字，更是小說、電影中才有的事。從這些點點滴滴的小事中，我逐漸加深了對農村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