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0）
蟠龍原來是一個小鎮，因蟠龍匯得名。蟠龍匯是吳淞江五條主要支流之一，也算是青東地區聯通上海市區的一條主要水道。在陸路交通還不甚發達的時代，蟠龍鎮一度很繁榮。但此時已經完全蕭條下來了。不過，從十字架型的街道、而且部分街道還鋪著花崗岩石板的設施、街道兩旁商店型的建築，可以想見當時小鎮上的商業也有一定的規模。那天我們從徐涇公社所在地背了行李沿小路步行三裏多來到蟠龍，住宿被安排在蟠龍大隊部的一棟兩層樓上。這樓一麵臨街、一麵臨水，四開間門麵，東西兩廂房，一間是大隊會計室，一間是大隊部庫房。當中一大間有一木樓梯上樓。樓上格局與樓下差不多。中間一大間，放著一張硬木的八仙桌，有十來條長凳，是大隊的會議室。兩邊的廂房，我們三個男的臨時工住了西廂房。那是狹長的一間統房，最多可排五張單人竹榻大小。東廂房同樣麵積，但中間用板壁分隔成了南北兩小間，有門可隔斷，但住北小間的人進出都要經過南麵的小間。這兩個女的就住了裏麵北邊的小間。老曹則因為老婆在蟠龍鎮衛生所當護士，家做在衛生所後麵的樓上，他就住在自己家裏。據我看，這樓可算蟠龍鎮上最好的樓了，隻不知解放前是做什麽用的。
不久，縣血防站副站長錢國璽也來蟠龍“蹲點”。開始，我們以為他會住到我們房間來。說實話，有個當領導的住在一起，我們說話行動很不自由，因此心裏都有點不歡迎。不料他竟不住我們宿舍，而是住到東廂房外麵的半間去。我們想：這樣住法，那兩個女的在裏邊半間，出入都要經過錢副站長的房間，豈不是很不方便？不過，那時候我們都很單純，想的問題也僅到此為止，反因錢副站長沒有住到我們房間來而竊喜。錢副站長與我們同住一棟樓上，一般不下鄉他都呆在自己房裏，關著房門。那兩個女的當然也在裏麵。他們在裏麵做些什麽，我們概不知道，也沒有興趣去知道。有時下雨天或白天開會後來不及下鄉，還有晚上睡覺前，錢副站長也會來我們房間轉轉。他每次來常見我在看書，有時就問我看什麽書。我將書的封麵給他看。也有幾次他看見我坐在房門口一張寫字台邊練寫毛筆字，他也不來打擾，站在我身後看看就走了。他見我不浪費時間，學習勤奮，似乎很讚賞。但一次看見我在看《紅樓夢》，他就皺眉頭了，說：“你怎麽看那樣的書？”那時候有不少人仍認為《紅樓夢》談情說愛是淫書，有“少不看《紅樓》，壯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的說法。我隻好辯解道：“毛主席也提倡大家要讀《紅樓夢》，還要讀幾遍呢！”於是他也不說什麽了。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寬容的領導，待人的態度也溫和有禮。那時，我還不清楚他的革命經曆，因何當了血防站的領導。後來才約略知道他是中藥店學徒出身，一九四九年“解放”後就參加了政府工作，並入了黨。在來血防站當副站長以前，當過縣紅十字會醫院副院長。錢副站長在蟠龍蹲點數月之後，突然回縣站去了。當時我們也不在意。反正當領導的，說來就來，說走就走，都是如此的，難道還要向我們群眾說明一下？但不久孫龍璋從蟠龍大隊幹部那裏聽到一個消息，說是大隊會計向縣裏什麽部門寫了一封信，說一個男的與兩個女的住在一個大房間裏，不妥，才懷疑錢副站長是否因為這個原因才突然回青浦去的。後來到了“四清”運動，站裏果然有人寫信給“四清”工作隊，反映錢副站長有男女作風問題，要求工作隊查明真相。但工作隊似乎沒有理睬。直到文革“一月革命”時，錢副站長在造反派的追問下才承認自己確實與那兩個女員工中的一個有婚外情。
徐涇地處青浦縣最東邊，離上海市區最近。初到徐涇，我感到很新奇，同屬一縣，也有很大差別。首先是我發現這裏的土壤和種植的作物與我家鄉有所不同。這裏的土壤是壤土，土質較鬆，耕作相對比較容易；不像我們青西土壤粘性大，屬粘土，耕作要花大力氣。這可能與這裏的地勢稍高有關。我觀察這裏的河道，堤岸露出水麵的高度一般要比我們那裏的高二、三尺。因為土壤不同，種植的農作物也就略有不同。徐涇的農作物除了水稻、小麥，還有較多的棉花、玉米和蔬菜地。而種植棉花、玉米、蔬菜，勞作的艱苦程度比種水稻要輕鬆得多。我看到很多婦女在棉花地、蔬菜地勞作，她們連鞋襪也不用脫，身上乾乾淨淨。這與我們那裏農民的勞作情形大不相同。水稻田勞動常須赤腳。尤其夏天“雙搶”，拔秧、種秧和耘稻的主力是婦女，人彎腰站在水田裏，田裏的水燙得你要跳起來，幾天下來手腳皮膚皆潰爛，卻還不能休息或調其他工種調劑，必須堅持到“雙搶”結束，苦不堪言。
我又觀察到這裏的河道雖然也很多，但大多比較狹窄，而且河道裏種滿了一種叫“花生草”的水生植物。據說當地農民是用它來做豬飼料的。因為河道窄，又種滿了花生草，水流速度就不快，因此這裏的水質遠不及我們青西的好。而這恐怕與這裏釘螺大片繁殖也有關係。另外，我又觀察到因為河道窄，這裏的農民喜歡用魚叉叉魚。因為他們隻要站在岸上就可叉到魚。這與我們青西農民常用罾、網捕魚不同。所以這裏每戶人家幾乎都有大小不同的兩三把魚叉。
因為河道裏長滿了花生草，因為這裏的農民喜歡用魚叉叉魚，我剛來蟠龍不久這裏就發生了一件慘事。就在蟠龍鎮後麵，有一戶農民有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孩。一天在大人不注意下小孩走出門去掉在了家門前的河裏。當時小孩父親剛從地裏收工回家準備吃中飯，見到家門前水橋邊的花生草在激烈地抖動，以為下麵有大魚，心中大喜，急忙回家取了一支大號的魚叉來，對準抖動的地方猛力一叉紮下去，他感到叉到了東西，怕大魚逃掉，又用力向下摁了幾下，以為這下魚再大也跑不了了才將魚叉提起。結果一看叉到的竟是一個小孩。這下嚇壞了這個農民。再仔細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兒子，急忙把魚叉拔掉，送蟠龍鎮上的衛生所，已是不活了。聽說這個小孩的母親聽到消息當場就瘋了。這真是一個人間慘劇。而這個水橋就在我天天要去金聯工作經過的一座小石橋的旁邊。所以每當我經過此橋就要想起此事。好幾次我想，小孩掉入河中還在動，說明還沒有死，若這個農民謹慎一點，先想到家裏還有一個小兒子，會不會是他掉在水中，仔細察看一下再叉魚，說不定他兒子還有救。因為貪心太甚，利令智昏，結果造成了父親親手紮死兒子這樣的悲劇。由此看來佛教提倡“不貪”、“不殺生”，宣揚“因果報應”說，也真有一點道理。人不能太貪心，也不能殺心太盛。人想長命百歲，魚何嚐不也想活得久點？這件事雖不一定就是因果報應，但我們任何人都應時時用它來警戒自己。因此之故，我對這裏農民用魚叉叉魚的習慣也很不喜歡，覺得一樣捕魚，用叉叉魚對魚來說太殘忍。這事因多年不忘，順便一記。
與青西農民相比，徐涇農民的生活有較多的現代化的“洋氣”。在那個時代，自行車也是現代化的象征之一。即使青浦縣城裏，除了公家單位有自行車，私人擁有自行車的還非常少。而徐涇的農民幾乎家家有自行車，有的還不止一輛。這種車大多是自己用自來水管焊接組裝的，沒有“永久”、“鳳凰”等品牌車漂亮，但更牢固，載重量更大。這裏有專門的工場幫他們做這種車。為了方便自行車行駛，這裏的田間小路、溝渠堤岸的缺口，或做成拱頂，或用一條木板連接，免得行車者為過缺口而常常停車。農民中有許多騎車高手，行李架上載重數百斤，他們也能騎了在小路上行走。這與我們家鄉青西地區正相反。我們那裏陸路不暢通但水道交通很方便，駕一葉扁舟可四通八達。很多圩田四麵都是水，去耕作也必須用船。船在青西地區不僅是交通工具也是生產工具。因此無論男女老少個個從小即會架船。當時上海愛華滬劇團正在上演滬劇《蘆蕩火種》（後來的京劇樣板戲《沙家浜》據此移植改編），這裏的男女青壯社員就一批批結伴去上海市區看戲。他們預先托人買好戲票，到那天提早一點收工，梳洗打扮一番後騎自行車去市區，單程不用二個小時。看完戲半夜再騎車回來。我第一次聽說時驚奇不已，覺得這樣的“洋化”生活青西農民是想也不敢想的。
生活方式反映了經濟水平。無疑，徐涇農民的經濟水平比起我家鄉來要高上一截。因此我還研究了一番徐涇農民相對富裕的原因。據我觀察，這主要得益於他們那裏蔬菜地較多。因為同樣一畝地，種蔬菜比種糧食的經濟收入要高許多。而種蔬菜的所以收入高，是因為政府收購蔬菜等“經濟作物”的價格相對要比糧、油、棉都高。這樣，同樣是背朝黃土幹“修理地球”的活，蔬菜地區的農民就要收入高一些。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露的商品“價值”的秘密，共產國家似乎不應該出現這樣的“價格”差距。但這就是當時政府的政策。我還聽說：上海市政府為了保障市區居民的副食品有穩定的供給源，還出台了一些優惠政策。國營的蔬菜公司都與生產隊簽訂了合同，生產隊按蔬菜公司的要求種植不同品種的蔬菜，收獲全部由蔬菜公司收購。價格預先就議定，生產隊不用擔心因收成好貨源充足而跌價。相反，如果這一季收成不好，貨源緊張，價格還可隨市場供需的變動稍有浮動。這比種植糧食、棉花、油料作物，收入更有保障。因為國家收購糧食、棉花、油菜籽的價格都是固定不變的。由於種植蔬菜收益高，聽說在分配蔬菜種植麵積時，上海郊區各縣、各公社的領導都會盡力向上級爭取更多的配額。徐涇蔬菜地多，得益於地理上的方便。相對於全縣其他公社，徐涇最近上海市區。市區有數百萬居民，還有每天進進出出百萬計的流動人口，天天都需要大量新鮮的蔬菜。而為了運輸方便，市政府在選擇蔬菜基地時自然以越近市區越好。聽說比徐涇更接近市區的上海縣，那裏的蔬菜地更多，農民的收入也更高。在我們青浦縣，一般種糧食的地區，年終分紅一工一般在四、五角，五、六角；徐涇蔬菜地多的生產隊分紅高的可達八、九角；而上海縣有的地方分紅最高的，聽說一工有二元多人民幣的，趕上並超過了工廠工人。這樣看來，決定一個地區人民經濟收益高低的原因，地理環境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馬克思主義者將人區分為貧富兩類，將窮人貧窮的原因僅僅歸結為被剝削，看來那是片麵的。
徐涇的農民相對富裕，是因為他們那裏有大量蔬菜地，是因為他們近大城市有地理上的優勢。然而據我所知，過去青西的農民好像也不窮啊！徐涇農民有自行車；而農業合作化以前，青西很多農家有自備的船隻。船隻在青西是重要的交通和生產工具，舉凡出行、去田裏勞作，裝運東西，沒有船隻簡直寸步難行。而一隻木船的代價要高過一輛自行車遠甚。還有，我觀察到徐涇農民住草屋的很多，而青西地區農村住瓦屋的多，住草屋的少。按理，青西地區以種植水稻為主，建草屋不缺材料，而且建造草屋的代價要比瓦屋低，似乎青西應該有更多草屋才是合理的。所以這種狀況是否反映了過去青西地區的經濟水平其實並不比徐涇差呢？徐涇的社員可以騎自行車上市區看戲，青西的農民去上海沒有那麽方便，但也自有他們的娛樂。我記得我家鄉那個小鎮“解放”初期還很繁榮。鎮上居民六、七千，大小店鋪、作坊不下二、三百家，即茶館也有十幾家。農民上街辦事趁便上飯店吃頓飯、去茶樓喝喝茶是很平常的事。近鎮農民還有喝早茶的習慣。他們天不亮就聚到茶樓喝茶，相熟的人坐在一桌說說新聞、聆聆“市麵”，喝飽了早茶再回去種地。鎮上有兩家專唱評彈（俗稱小書）的書場，聽客大多是鎮上的居民；還有好幾家茶樓一到下午則有說大書（也叫農民書）的節目。我記得上海評彈團著名的說大書演員唐耿良就來練塘說過《三國演義》。這些聽大書的聽客大多就是小鎮附近的農民。有一些喜歡聽故事的年長農民，隻要家裏走得開，上午田裏做一會活，吃了中飯就趕到鎮上茶館聽大書。又：逢上農曆初一月半寺廟道觀燒香日子，很多農村婦女會成群結隊地搖了船來燒香拜佛、捐香油錢。船隻之多，常常將橫貫全鎮的市河河麵塞滿，岸邊的泊船位不夠，有的地方要重疊泊二、三層。我想，所有這些茶樓飯館廟宇，都是需要經濟來支撐的。如果青西地區農民的絕大多數一貫是貧窮的，很難相信會有那樣繁榮的市麵。所以綜合以上幾種因素後，我認為青西的窮，是後來窮下來的。
那末青西的經濟是到什麽時候才開始衰落下來的呢？就我自己親眼所見，一個明顯的轉折點是一九五六年實行工商業“公私合營”後。原本私營的商家店鋪裁撤的裁撤，合並的合並，使原本有幾百家商店的小鎮隻剩下幾十家，這樣市麵很快地就蕭條下去了。但這僅是表麵原因，因為公私合營是全國性的事情。那麽真正的原因是什麽呢？真正的原因是一九五四年開始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造成了農民普遍的貧窮。（按：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政務院頒布糧食統購統銷命令。但具體落實政策並在農民經濟上反映出來，要到一九五四年。）不過，這個原因我是在好多年後才弄明白的。文革以後陸續有經濟學家批評中共的計劃經濟和優先發展以國防工業為核心的重工業政策。為了籌集發展重工業的資金，中共一方麵在全國實行低工資、低消費政策，另一方麵通過統購統銷政策，壓低糧油棉等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尤其是強迫低價征收“餘糧”製，嚴重地剝削了廣大農民，使農民普遍地陷入窮困。當時國家賣出的大米每斤一角三分六，而稻穀的收購價在八分多不到九分。如果去掉穀殼、麩皮分量，加上加工運輸管理損耗各項費用，國家在糧食買賣上是不賺錢，甚至倒貼的。但這隻是表麵的帳。實際上，政府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低價收購農民的“餘糧”，使農民原本就低得可憐的收入被壓榨得幾乎幹枯。據中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5 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料手冊》，一九六五年全國稻穀平均畝產還隻有三百九十二斤，賣給國家隻值人民幣三十三元左右。上海地區的糧食畝產雖比這個平均產量高一些，但據我曾在農村工作所得的印象，一般也隻有五、六百斤。去掉種子、肥料、農藥、灌溉電力等費用，種一畝地糧食的實際收入低到何種程度可想而知。而當時買一雙膠鞋也要人民幣二元多，扯一尺布，便宜的要六七角，稍好一點的卡嘰布要一元多。試問他們哪裏還有錢上茶樓飯館？低糧價整體地壓低了農民的收入。政府從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易的剪刀差中獲得巨額的利潤，保證了發展重工業的資金。這還僅是政府從統購統銷中獲利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低糧價也穩定了低工資製度。民以食為天，隻要城市居民有低價糧食供應，中共就不怕他們鬧事。文革前十年，工人沒有漲過幾次工資。中共就是靠這些配套的政策，籌集到了發展重工業的資金。受害的是全國人民，而受害最重的則是農民。至於徐涇那樣靠蔬菜地獲得較高報酬的農民在全國農民中隻是極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