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
我的江西行前後不足半年，盡管所見所聞不多，但多少開拓了我的眼界，讓我見識到祖國山河的博大、文化源遠流長的一麵；也更多見識到了一點社會的陰暗麵，讓我對社會現實有了更多一點的了解。所以雖然吃了一些苦，但我並不後悔。
那是一次學校組織我們進山背作床板用的木板，讓我真正見識到了大山的景色。這次進山時間已在農曆春節以後。十來天前這裏下過一場雪，此時向陽麵雪早已融化，群山泛出綠意。春天還沒有到，但已有一點春的味道了。我們沿著學校前麵的一條水渠邊的小路進山。二、三百公尺後到了山腳下，水渠堤岸消失，水流開始在兩山間低窪的亂石中蜿蜒嗚咽，形成一條淺淺的山澗。我們沿小路上山。行進中我注意到山腳的泥土裂隙中常有細小的水流流出，也有的不是水流，而是像冒汗一樣一滴一滴水珠從土壤裏冒出來，接著沁入地下，隔不多遠，又從小路另一邊的地表冒出，然後匯集到山澗裏。這條山澗在山裏還隻是一條穿行在亂石叢中的細流，但流經我們學校前已是一條喧囂活潑的水渠了。而等水渠流到仙源集市時，又已是一條淺淺的小河了。我不知這小河流去哪裏，但想必最後結果一定是匯入長江，再流入大海。這讓我感性地見證了地球上一切山泉、溪流，乃至大江大湖之水的來曆。我想起李白的詩“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因想到幾千裏外我家鄉的大江、大河中，很可能也有來自這些大山的水，一直以來我們也可能飲用著這裏的水，就無形中使我增加了對這片土地的親近感！
早就聽說山裏的泉水比河水好，來了江西親身體驗確實如此。我們學校前水渠的水就是山泉。與我們家鄉的河水不同，家鄉的河水雖也好，是來自太湖和黃浦江的活水，一天有兩次潮汐，但仍有少許泥沙，要用明礬澄清後才能飲用；而這裏的水都來自大山深處，沒有汙染，清澈無比，是貨真價實的天然礦泉水。每每晴天的早晨，常有男女學生在這條水渠邊洗衣服。我們的衣服也都是在那條水渠中洗的。以前我們這些來自同一鎮上的男女同學，相互之間都是連話也不說的；現在卻好像親密起來恍如姐妹兄弟一般，我們男同學的衣服都是由女同學自動包辦替我們洗的。當她們在水渠裏洗衣服時，我們男同學隻需站在傍邊幫著遞遞東西就可以了。好幾次因為無事可做，我就蹲在水渠邊探手玩水，隻為愛那水流清澈而凜冽。洶湧的急流激起的浪花晶瑩剔透，在陽光下銀光四射。我忍不住掬水試嚐，冰涼微甘而爽口，與家鄉水別是一番滋味。而這水渠的水就來自現在我的腳下，就來自我身旁的大山。
又前進了幾十米，小路開始沿著左側的山坡上升並且陡然升高很多。左邊山坡雖然陡峭，但仍有不少樹木生長。透過這些樹木，可看到太陽照不到的地方依然白雪皚皚。而另一邊就是深不見底的山溝。路變得更窄，腳下的泥土潮濕而鬆軟。山民們用手臂粗的木棍修成樓梯一樣的踏級，以防人滑下山溝去。我不由得感歎這裏的山民進出實在不容易，挑擔恐怕很難爬上山去，所有東西運送看來隻能靠背。又想到大概正是因為這不便的交通，而且是兩省交界處，才造就了當年紅軍的根據地。要是有人拿槍守在這小路的高處，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後來文革時讀毛澤東《紅色政權為什麽存在》一文，我一下子就想到仙源，想到了這次進山的情景，明白過去紅軍為什麽專挑選這種兩省或三省交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國民黨政府統治力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據地了。
爬到半山腰，大家已是氣喘籲籲，領頭的要大家站在原地不動休息一會。我乘機側身觀望對麵山峰，但見一山高過一山，層層疊疊，無邊無際。山山鬱鬱蔥蔥、萬木蕭森。在陽光照射下，森林中紫氣蒸騰，透露出一股蓬勃的生機。雖然現在還是冬天，但很明顯春天已經不遠了。低頭看，旁邊就是深穀。穀底被長在陡峭山坡上的灌木叢遮住，不知深淺，唯聞時而嗚咽、時而激越的流水聲，和不知躲在哪兒也不知是什麽鳥兒偶爾發出的“咕咕咕”的叫聲，令我想起王維《鳥鳴澗》描寫的春山深穀。雖然王維寫的是夜間景色，現在是白天，但意境相似，幽靜得令人有點害怕。望得遠一點，則可以見到穀底爛銀似的溪水偶爾的一閃。那是太陽照射到溪水的反光。稍後我讀到柳宗元的《永州八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文中對山溪的描繪用了：“明滅可見”四個字，回想我在仙源山中所見，體會到了這位古文大家描情繪景用字的精當和傳神，體會到一切文學藝術的生命力就來自大自然、來自生活，體會到祖國山河的壯闊、美麗。
在仙源時候，學校中有一批上海市區來的同學。他們的年紀一般都要比我們大幾歲。由於城鄉的差別和我們鄉下學生保守的風氣，我們與他們雖然同在一個學校卻互不往來。因此，對於這批市區同學究竟是怎麽樣的來曆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僅從他們的衣著，男女之間比較開放的作風，以鄉下孩子的偏見猜測，估計他們不是裏弄“阿飛”式問題青年，就是因家庭問題失學無業、呆在家裏“吃老米飯”的“社會青年”。那時候“上海阿飛”的名聲很臭。凡“阿飛”都是不正經的人。因此，雖然我也是因家庭問題失學來這裏的，但內心深處總認為我們與他們不同：我們是主動來求學的，他們極可能是被街道裏弄“清掃”出來的；因而我們是真正的學生，他們有一些人是社會的“渣滓”。而事實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確實也是被街道、裏弄乘機“清掃”出來的，但他們絕對不是“渣滓”。他們隻是受到了政府係統的歧視而已。其實我們與他們並沒有什麽本質的不同。而這個觀念，我是後來才突然覺悟到的。
那時候有一部電影《小刀會》上映不久，裏邊的《弓舞》樂曲音律優美，很快就成為社會流行樂曲。我因看過這部電影，在電台廣播中也聽過幾次樂曲的播放，因而也會哼幾句。到了仙源後，我也常哼這個曲子。在剛到學校的那段時間，校方既不安排上課也不安排勞動，我們這些學生不是去附近山上瞎轉悠，或偶爾去仙源小街上的一家賣麻糍和“老白酒”的小店買麻糍或“老白酒”吃，多數時間就在宿舍裏聊天。仙源冬天很冷，當地人都用一個竹篾編成外殼的手爐隨身帶著取暖。我們沒有手爐，就從山上弄些枯樹枝在宿舍裏烤火，同時聊天打發時間，弄得宿舍裏烏煙瘴氣。一天我正在宿舍和一幫同學聊天，忽聽見外麵傳來手風琴聲音，拉的正是“弓舞”的曲子。我禁不住好奇，就走出宿舍站在宿舍前的小路上辨識手風琴聲音的來源。原來聲音就來自我們下麵一排上海市區學生的宿舍。我走近去看，見一群女生在關著的玻璃窗後圍著一個拉手風琴的女子一起唱這曲子。這個拉手風琴的女子我以前見到過幾次，但不在意。在我們鄉下，會拉二胡的人不少，但會拉手風琴的不多，這此看到她在拉手風琴，就不由得令我對她起了幾分敬意，並開始覺得他們上海學生也不是如我原先想象的那麽不堪。那天我聽她拉手風琴聽了好一會才回宿舍。這以後隔了好幾天，那天我一個人在外麵瞎悠轉，天突然下起雪來，我就趕緊回宿舍。在離宿舍不遠的小路上又看到這個拉手風琴的女子。她也是一個人，在路上俳徊。我不知她是在看雪景還是宿舍裏呆久了出來透透空氣的。因為她站在小路中央，於是我就從她旁邊繞著走。可當我從她身邊經過時她卻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跟我打招呼說：“嗨！你會唱歌？你參加我們歌詠隊好不好？”我吃了一驚，轉頭看她，隻見她微昂著頭，滿臉笑意，是一種活潑中帶點調皮的神色，目光也是友善的。以前我們在讀小學、初中時，腦袋瓜中的思想是十分保守的，牢記“男女授受不清”的古訓，男女同學間從不說話。這次來了江西，可能因為遠離家人，又因為生活上需要相互幫助，男女界限才稍稍打破。但也隻限於我們同一個鎮上來的同學。今天突然碰上這樣一個大膽陌生女子竟然敢伸手拉我，真是大出我的意料。我又急又窘，奮力掙脫了被抓住的手臂，趕緊逃回宿舍。但是，就這樣，這個年紀可能比我三姐還大一點的小姐姐，她那清純秀美而又和藹可親的麵容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宿舍後我想，這裏不是她必經之路，下雪天站在外麵轉悠是否就為了找我要我參加歌詠隊？又想是不是那天我站在她們宿舍上麵的小路上聽她拉手風琴被她看到了？若真是如此，可見她對文藝的熱心，也可見她思想的單純。比較起來，倒還是我們這些“鄉下小鬼”的思想要封建些、肮髒些。
不久，我的猜想證實了。一九六二年的春節來臨了。學校在一個平時作為飯堂的大棚子裏舉辦文藝會慶賀新年。大棚裏用飯桌搭了一個舞台。那天上台表演的幾乎全都是上海市區來的同學。那個拉手風琴的女子也上台做了表演。她與其他幾個女同學一起唱了幾首歌，跳了幾隻舞，博得了很多掌聲。此外她還為其他一些表演者作音樂伴奏，成為這次文藝會的靈魂人物。然而，最精彩的表演者還不是她。有一個男同學我過去也見過幾次，大概已有二十五六歲樣子，身材高大，常戴一頂扁舌工人帽。由於通俗連環畫上國民黨特務的裝扮往往就是這樣的，因此我感情上就很主觀地排斥他。但那天他竟然也上台了。報幕的說他表演獨唱《老人河》。這是一首美國黑人歌曲，我曾經在什麽雜誌上看到過它的名字，但沒有聽過。我正在暗暗稱奇，他的歌喉已開始展現了。頓時，一種低沉、渾厚而有力的聲音，在飯堂的空中回旋、震蕩、共鳴。那聲音仿佛不是從他嘴裏出來的，而是從低音大喇叭中出來的。我被驚呆了。他的歌聲征服了我。我不僅對他立刻改觀，而且為他難過起來。雖然嚴格說我還不懂音樂，但我知道中國的男低音歌唱家不多。因為無論是電台播出的歌曲，還是電影裏的插曲，絕大多數是男中音、男高音，極少男低音的。這樣的人才，我想應該在音樂學院、歌劇團，在大城市的音樂廳表演才對，怎麽來了這裏！？後來文革中我們縣來過全國不少造反派、紅衛兵的文藝小分隊，我也從沒有聽到過像那位同學唱得好的歌手。還有一位男同學表演口琴。他同時用兩把口琴不斷交換著吹奏了幾支歌，記得其中一首是“解放軍騎兵進行曲”，其間運用了許多口琴特技，將騎兵在馬背上揚刀疾馳的明快節奏淋漓盡致地表演了出來，贏得同學們一次又一次熱烈的掌聲。報幕者特別介紹，說他曾跟隨石人望先生學過好幾年口琴吹奏法。那時候我孤陋寡聞，還不知道石人望是何許人。一年後我在家中也開始學吹口琴，才知道石人望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口琴家。
這次文藝會極大地改變了我對市區同學的看法。我感歎他們中間真是“臥虎藏龍”，人才濟濟啊！可是國家為什麽不用他們呢？是這類人才太多嗎？我想不是。主要原因恐怕還是他們的家庭成分阻礙了他們的前途。雖然我來江西的時間不長，但就我了解，大部分同學的家庭出身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因而無法升學也沒有工作。聯係到自己的遭遇，我明白了並不是如中共說的惟有舊社會才埋沒人才，新社會也一樣。李白說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在任何社會都隻是一個美麗的願景，要實現它在舊社會固然難，到了新社會更難！後來我去了香港，眼看著梅豔芳、張學友這些人通過電視台選秀的途徑成為大歌星，不僅紅透香港，還蜚聲亞洲、全球，就不止一次想起這位唱《老人河》的同學。如果他也有這樣的機會，即使成不了梅豔芳、張學友，至少也不用落魄到要來這個深山老林裏的“勞動大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