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
（三）去江西
那時我太想讀書了，而且也沒有工作可做，剛巧一九六一年年底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萬載分校來上海招生，我就想去江西讀書。那天鎮政府開介紹會，通知我們失學無業的人——當時叫“社會青年”——都去參加。我看到前來聽介紹的不僅有我農業中學的幾個同學，也有練塘初中畢業沒有考上高中的、昔日小學的同學。據鎮政府領導介紹，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是一所一九五八年創辦的新型大學，全省有幾十所分校，萬載隻是其中之一。介紹人又說：學校總校長是曾經負責毛主席警衛工作的汪東興，現在是江西省的副省長（按：據有關資料總校長是江西省委書記劉俊秀。汪東興曾任總校黨委書記兼副校長。也許因為汪東興來自毛澤東身邊，而黨委書記在任何單位的地位都最高，因此被介紹為總校長了）；又說學校的校徽是周恩來總理題的字。總之，意思是這所學校來頭不小，大有前途。至於這所學校具體怎樣一個“新型”法，除了與我以前讀的農業中學一樣也是半工半讀，鎮領導也講不出多少其他的來。說實在，我對這些都不在乎，汪東興是何人那時我還根本不知道，我在乎的是隻要有書讀就行。鎮政府為了吸引我們報名，拿出一封據說是先去的學生寫回來的信讀給我們聽，說學校怎麽怎麽好，有三層樓房的校舍；又說去萬載乘火車要經過杭州、金華、上饒、南昌、宜春等大大小小幾十個城市，還把一個個城市的名字都列了出來。我對之前已經有一批學生先去了江西有點懷疑。因為我從未聽說過勞動大學之前也來招過學生，因此對這封信的真假也有懷疑。若真有學生寫信回來，也肯定不是我們鎮上的。然而即使這樣，由於那時我們年少，相信“好男兒誌在四方”，以前大多都沒有出過遠門，正是懷著夢想要像小鳥一樣振翅高飛、熱切地要去見識見識祖國大好河山的時候，以上這些城市名字很多隻在地理書上讀到過，因此聽得我們熱血沸騰。思量下來，留在家鄉不知今後出路在哪裏，而出去讀書，即使讀農科，也比無書讀好。很多人當場報了名。我與幾個農業中學畢業的同學也報了名。回到家，拿了戶口本就去派出所轉戶口。母親阻攔也沒有用。後來我們去了江西，才知道有點兒上當了。
當時我們去江西，一個鎮上同去的人有十多個，先乘輪船到縣裏集中，然後乘汽車去上海北火車站乘火車。因為一起去江西的有好幾所分校學生，總數有一千多人，鐵路局為我們開了一列專車。傍晚時分列車啟動，但開出杭州以後，列車就開始開開停停，有時一停就是幾個小時，到南昌下車時已是第二天的半夜了。第一次乘這麽長時間的火車，乘得人頭昏腦脹，天旋地轉，走在南昌空曠的大馬路上，耳邊仍是“啪、啪、啪”的車輪與鐵軌接縫處摩擦的聲音，馬路兩旁的房子好像都在倒退。那天晚上我們在南昌什麽旅館住了一夜，其實隻是幾個小時，第二天一早又被叫起身，睡眼惺忪地排著隊去乘火車。因此對於南昌這個江西的省會大都市，留在我腦海中的唯一印象就是昨晚走過的那條空蕩蕩的大馬路，以及聽人說這條路叫“八一大道”，其餘全無印象。那天在鎮政府聽到的一連串城市的名字，與我而言仍然非常陌生，隻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這個地方我到過。”在南昌再乘火車，這次不是專車了，而是普通客車後麵掛的幾個專用車廂。下午車到宜春站，已經有接我們去萬載的卡車停在車站旁邊。到萬載縣城已是傍晚。等入住招待所，再集體去吃晚飯，天都已黑了。一路上整整花了三天兩夜，個個疲累得很，因此吃過晚飯就都早早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幾個一起來的同學吃過早飯去街上看萬載城市的風光。萬載，地處江西省西北部，與湖南省毗鄰，縣城有一千五百多年曆史，以出產做蚊帳的夏布著名。因為初來乍到，我也不知萬載縣城有多大，但看眼前那條大街很寬也很長，估計這縣城不小。街道兩旁有不少商店，看來這就萬載的主街了。站在街上向一頭望去，遠遠的一個長滿樹木的小丘中矗立著一個亭子，此時正是朝日初升，橘黃色的陽光將亭子和亭子周圍的樹木都照得十分明亮，晨靄繚繞，看來風景不俗，好像是一個公園。看街上的行人，穿的衣服大多是黑色的，與我們上海地區以藍色、灰色為主不同。衣服式樣也不及上海新潮。隨便走了一段路，我發現果然有好幾家店鋪是賣夏布的。在那時，用萬載夏布做的蚊帳算是最好的蚊帳了，它用麻絲織成，分量輕、透氣性好、且耐用。我母親大床上的蚊帳就是夏布做的，已經用了好多年了，看上去仍半新不舊的。我不知這夏布價格如何，要不要憑票證才能購買，因我根本不會去買，所以也不敢問。我又發現街上有好幾個小作坊在做炮仗。他們右手用一根竹簽沾一張毛邊紙小紙條放在木凳麵上，左手用一個半圓形的木模具順手一推，這張小紙條就卷成了一個香煙似的炮仗芯子，速度之快大約兩三秒就可卷成一個。望著這些師傅低著頭、彎著腰、專心勞作的樣子，因想我們那兒過年放的“百響”、“高升”，說不定就是這些地方生產的。
因為逛街，不免東張西望，我就注意到了這裏的一個特色：家家戶戶大門上都貼有春聯。這些春聯都是農曆新年時貼的。雖然經曆近一年的日曬雨淋，原本紅色的紙色已經泛白，但紙上墨寫的大字依然個個精神飽滿、筆力雄健。在上海地區，這樣漂亮的毛筆字在民間已不多見，而且貼春聯的習俗也已基本淘汰。後來我到了鄉下所見也是如此，就感到這裏雖“土”，卻處處洋溢著一股筆墨文氣。那天下午，我在招待所裏還見到一個四、五十歲的畫家在畫水墨畫。他畫的是一幅葡萄。隻見他神閑氣定，有條不紊，手握一支毛筆，先用濃淡不同的墨水畫出寬大的葡萄葉，累累下垂的葡萄，還有堅韌而富有彈性的葡萄藤，和一圈圈彈簧一樣向外伸展的藤絲，再用其他顏色點綴，很簡單、粗獷的幾筆，一幅栩栩如生的畫就畫成了，前後時間不過用了十幾二十分鍾。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人在畫中國傳統的水墨畫，使我大開眼界，並從這位畫家畫畫的神態中領悟了什麽叫“胸有成竹”和“下筆如有神”。我不知這位畫家是何等樣人，但從周圍就我們幾個上海來的學生因為好奇而駐足觀看，無其他人陪同，以及這位畫家的衣著打扮很隨便這幾點來猜測，我估計他就是本地普通人，大概是在縣文化館之類單位工作的。總之，不是外來的大畫家。而上述這些所見所聞又令我直覺地感到，我國傳統文化的根子恐怕不在上海等洋氣較重的沿海大城市，而在廣袤腹地的大小城鎮、農村。上海等大城市雖然集中了各式各樣頂尖人才，但他們大多是從全國各地的小城鎮、甚至是農村走出來的。聯想到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以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都出身在離此不遠的湖南，所謂“人傑地靈”，之所以會發生這一切，看來都不是偶然的。當然，這是我當時的一隅之見。後來文革中我見到蘇州文風之盛，文脈之深厚，也令我深為折服。
開始，我們以為學校就在縣城或縣城附近，後來才知不是。學校在離縣城幾十裏的深山中一個叫仙源的小地方。據說那裏是“井岡山”時代的一個革命根據地。學校建在那裏就是要學生繼承紅軍的革命傳統。那天，當學校用幾輛敞篷大卡車載我們去學校途中，汽車在險峻的山間公路上盤旋，一邊是岩石嶙峋的陡壁，一邊是深不可測的山溝，聽著汽車發動機發出的似乎力不勝任、快要散架的“嘎嘎”聲，許多女同學嚇得放聲大哭。我們男同學雖不致也哭，但望著前後左右都是夭無人煙的大山，想汽車不知要將我們載到哪裏去，又想到若車子一旦失控，摔到山溝裏則必死無疑，因此也暗暗害怕、惴惴不安。好不容易到了仙源，在一個木材加工廠前的空地下車，穿過仙源小街，到學校一看，哪裏有什麽三層樓房的教學大樓？有的隻是沿山坡建的三排平房，心中就直覺我們上當了。但來也來了，怎麽辦呢？想學校簡陋就簡陋吧，隻要有書讀就行。等安頓下來才又知道，這三排平房還都是宿舍，教室還沒有造起來呢。
仙源是深山中的一個小集市，一條黃土小路，路旁有十來間東倒西歪的平房，開著幾家店鋪和一個郵電所。再有就是一些民居了。旁邊是一條小的溪流。溪流底鋪滿了大小不一的石塊、石板。順著這條溪流可以一直走到我們學校。學校建在山穀中。整個仙源小鎮，包括我們學校，都處在這個穀底不大的、一塊狹長型的平地上。這裏多的是高山密林。大山連綿不斷，層層疊疊，不知何處是盡頭。同我的家鄉比，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氣象。在我們家鄉，除了多江、河、湖、蕩，俱是一望無遮的平地，隻有古稱“三泖九峰”的佘山、天馬山、辰山等幾個土丘似的小山，如田螺一樣鑲嵌在地平線上。因此家鄉的天地讓人有一種海闊天空、可以自由奔放的感覺。但這裏的天地卻讓我有一種狹隘、壓迫、被束縛的感覺，四周重重疊疊的高山，仿佛一個無形大牢籠將人困在裏麵，很難走得出去。但是，多山也有多山的好處。由於我們學校的宿舍都建在一個小山坡上，隔著山腳下一片不大的空地和那條同通往仙源小鎮的水渠，對麵就是望不到邊的群山。我們去時正是冬天。這裏冬天也多雪。而我就喜歡雪。碰到下雪的日子，我就常常獨自一人站在我們宿舍前的小路上觀雪景。隻見雪花漫天飛舞，群山皆白，四顧莽莽蒼蒼，六合渾一。望著四周插屏似的群山，雖然它們默無一言，卻無一不在向我們展示它們的威嚴和不可抗拒的、因厚重而天然生發的力量，讓我真切地感到我們個人的渺小和脆弱。古人將我們個人比喻為塵埃，麵對這樣龐然大物的大自然，其實連塵埃也算不上。而這樣的景觀在家鄉是看不到的，這樣的感觸在家鄉也是不容易發生的。
我們去萬載在一九六一年年尾，那時還在大饑荒時期，但饑荒最嚴重的時期已過。否則學校也不會到上海來招生。因此江西省大饑荒時期的情形我們並不清楚。據學者曹樹基的研究統計，說江西省在三年大饑荒時期非正常死亡十八點一萬人。這個數字相比安徽的六百三十三萬，情況算是非常好的了。然而大饑荒畢竟還沒有結束，因此在家吃不飽飯，在學校同樣吃不飽。學校吃飯實行分食製：一日三餐，每餐都是一人一竹管蒸飯；八個人一盆菜均分。一竹管飯估計隻有十兩製二兩多米，不足三兩。當地煮飯法，是先將米用水煮一滾，把米撈起分到竹管裏另加冷水，再上蒸籠蒸熟。這煮米剩下的米湯，營養其實很好，但人不吃，聽說都是用來喂豬的，弄不懂為什麽有這樣的習慣。這樣蒸出來的飯鬆鬆的，很不耐饑。還有菜，天天頓頓都是老鹹菜燒老筍幹，根本沒有營養。一次我經過學校廚房，看到廚房裏一個炊事員正在砍筍幹絲。他將一疊浸發後的筍幹，用砍柴刀砍成薄薄的筍幹片絲，刀舉得高高的，而砍下去竟然不會砍到手指，手法精準，令人歎為觀止。然後我又看到一捆捆灰黑色的東西堆得幾乎要碰上屋頂，初時我以為是劈柴，後來仔細看了才知道這是筍幹。我們天天吃的鹹菜筍幹絲就是用它做的。看其顏色，不知已陳了幾年。因此幾個月下來，原本就營養不良的我們更加麵黃肌瘦。
因為饑餓，一些心思活絡的學生不知怎的發現了一條交換食物的門道。原來是用我們從上海帶來的香肥皂等日用品到山裏去與“老俵”換紅薯幹吃。在那食物極度匱乏的年代，紅薯幹在我們眼中是不可多得的美食，既可療饑，也可當零食。因為我們好多同學來江西時一般都帶了一塊、兩塊香皂，原是自用的，此時看到別人吃紅薯幹就不免眼紅也心動起來。一次我和一個原來也是農業中學的同學，各取了一塊香皂跑到附近的山裏，問了幾家“老俵”，結果也換到了紅薯幹。那時一塊香皂可以換到一斤左右的紅薯幹。我因為帶的香皂隻有兩塊，而且膽小，換掉了一塊也就“適可而止”了。聽說有些上海同學來時帶的東西多，換了不少紅薯幹，還打包寄回上海家中，幫家人渡饑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