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東 | 三評《“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集中力量辦壞事”論
三評《“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
——“集中力量辦壞事”論
向東
《“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毛澤東以來就是把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集於一身，大權獨攬，毫無民主可言。這樣做的後果十分嚴重。”“如果能夠在黨內做到分權製衡，那麽一位領袖人物還能那麽容易地去‘集中力量辦壞事’嗎?”
這是毛主席逝世後，黨內高層誹謗共產黨領袖的最惡毒的一位領導人物。其誣蔑、攻擊的烈度達到了頂點，這是中傷開國領袖的最無恥謊言，是對黨的締造者最無稽指控，是人民民主專政對象的叫囂。這種突破道德底線和違背事實、悖逆人情倫常和違反黨紀國法的醜惡現象，發生在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高層，是黨的恥辱，國之不幸，是每個有政治覺悟的黨員和正直的中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共產黨集中力量幹了什麽?
大家都知道，隻有集中力量才能辦成大事，毛澤東是搞統一戰線的專家，集中力量的大師。在他領導下，集中力量把百年戰亂、列強鐵蹄蹂躪下積貧積弱的國家，短時期內改造成獨立自主消滅階級剝削的強國，這是一件史無前例、舉世公認的大事。是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團結了全國各族人民和各愛國民主黨派的力量，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禍國殃民的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派，改變了長期受列強侵略的局麵;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全國億萬人民建立新中國，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和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並且在革命成功後，為防止蛻變而探索出一條自我革命的路線，親自領導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由此，為後來的改革開放不至於最終改旗易幟奠定了基礎。如此開天辟地的偉大事業，是毛澤東同誌運用自己的智慧，花費了畢身精力，集中了全國人民的力量，才終於辦到了。
為了說明共產黨“集中力量辦大事”，除了毛主席自己說“我的一生做了兩件事”以外，不妨依老百姓的眼光，看看黨和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集中力量做了哪些世人矚目的具體大事：
廢除了土地私有製，消滅了利用土地進行剝削的製度;
三年調整時期，領導四億五千萬衣衫襤褸的人民，進行了一場力量極端懸殊的抗美援朝戰爭，以一窮二白的窮國，打敗了、世界最強大、從無敗績、頭號帝國主義組織的十六國聯軍，樹立了新中國在世界上的威望;
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勞動人民從此當家作主;
進行了大張旗鼓公私合營為方式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製，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
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取得了巨大成就，並在此後十幾年初步建立了中國工業體係;
根治了淮河，消滅了黃泛;
建成了大大小小八萬多個水庫，保證了農業生產至今六十餘年持續發展;
建成幾十座大中型水電站並投產，建成小型水電站5萬多個，小水電發電量占總量的三分之一;
建造了成昆鐵路和紅旗渠等一大批世界級建築奇跡;
成功試驗並掌握了兩彈一星;
製成第一艘核潛艇;
創造了人工胰島素和激光照排等世界最先進科技;
國防科技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落後到先進，建立起了包括電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和核能等門類齊全、綜合配套的科研實驗生產體係;
第一台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製成功;
第一台天文測時、測緯光電等高儀研製成功;
建成我國第一條電氣化寶成鐵路;
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
基本消滅了黃賭毒、反動會道門、黑社會、血吸蟲病等多鍾傳染病;
從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時間裏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達6.8%，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穩居世界領先地位;
鋼產量從“洋釘”開始，達到世界第四位，從“貧油大國”而一躍成為基本上自給的世界“第八產油大國”，原煤躍居第三位，棉花產量躍居第三位，棉紗產量躍居第一位，發電量躍居第七位，糧食產量躍居第二位;
文革使百萬黨政幹部保住了晚節;
......
以上舉出社會主義建設成就萬分之一的幾個例子和數據，僅僅是為了證明“集中力量辦壞事”、“崩潰”和“浩劫”言論的無比荒謬，而證明毛主席領導黨和人民集中力量，是為建設新中國辦大事、辦好事。
當毛主席停止了呼吸、不無遺憾地離開人世的時候，他知道，身後等待他的是“謗滿天下”。那些無窮無盡的誹謗，不僅來自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和國內外敵對勢力，而且來自黨內謀求發財致富的走資派、蛻化變質分子和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用心歹毒的“三大人禍”
“集中力量辦壞事”，就是來自黨內高層對毛澤東主席和共產黨的最無恥誹謗，也是對團結起來的中國人民，最缺乏道義和邏輯的惡意詛咒。
《“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一文給斯大林定的是“排除異己、濫殺無辜”罪，文中說：“據統計，對十月革命進行過政治領導的全部24名黨中央委員中，先後有14人被斯大林殺害;從軍事上領導十月革命的60名軍人中，有54人被斯大林殺害;第一屆人民委員會共有15名委員，除了列寧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後被以革命的名義處死;其他共產黨員共有120多萬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處以死刑或被判徒刑。”對這一段話，暫時無法考證。但可以肯定：這完全是赫魯曉夫的口吻，其中充滿了疑點和矛盾。留給俄羅斯人民去弄清楚吧!應該相信那裏的勞動人民，一定會給斯大林一個公道的說法。而決不是任由受過斯大林打擊的人和被推翻又重新上台的剝削階級說了算。也絕不允許無恥小人順拆屁當真理。
《“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作者依照對斯大林誹謗的方式，發揮豐富的想象力，把斯大林“濫殺無辜”演化到毛澤東身上。他說：“同樣的問題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沒有三大權力的分立和製衡，卻有三大人禍：1957年反右，打了三百多萬右派;1958-1960年高舉三麵紅旗打了三百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餓死四千多萬人;1966-1976年文革整了1億多人，其中死了兩千多萬人。”
這三組嚇人數字，對中國人民而言，早已見怪不怪，聽到耳朵生繭。無論《“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作者有多高的身份，這些從肛門出來的數據，經過他的嘴巴，也不可能會增加多少含金量。中國人民知道，《十誡》培養出來的走狗，給人栽贓罪名，能像魔術師那樣無中生有地捏造出來，十倍八倍地擴大數字又算得了什麽!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國1957年反右鬥爭，毛主席公開指出，右派分子全國約有四千人，後根據上報材料，增加為八千人(僅此一條，已被後來批毛者指責為“主觀隨意性”)。具體負責領導運動的領導人，把打擊麵擴大100倍到55萬多人。因此造成惡劣的影響，迫使黨中央後來做出了甄別和多次糾正。五十多年過去，早已平反摘帽的右派，又被《“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作者從數字上誇大6倍，成300多萬人。中國真是一個奇妙的國度，曆史數字也會像蘑菇一樣生長。不知道擴大這些數字的人，出於什麽動機這樣做?
“1958-1960年高舉三麵紅旗打了三百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是個典型的愚人節故事新聞。從黨史查到：1959年全國中共黨員1350萬。估計包括黨小組長在內的幹部，也最多300萬，黨內夠得上副科級以上幹部是不是夠100萬，黨外人士確實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夠得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稱號的高級別幹部不可能超過十萬。把共產黨夠格的幹部一個不漏全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隻夠三百萬的三十分之一。可見誇張到了什麽程度。
請問高級智囊，你不是才子嗎，怎麽犯個幼兒園級的錯誤?問題還不止是犯個幼兒錯誤。從他“高舉三麵紅旗打了三百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語法結構，給年輕人的印象是：“高舉三麵紅旗”的目的，是為了“打三百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句偷梁換柱的話，是他咬著牙齒說出來的，可以看出他內心多麽地狠毒。如此陰險毒辣的文人才子，多麽可怕!簡直是黨內蠹蟲，國之奸賊。是誰把這種道德渣滓、人品垃圾弄到共產黨內?
接著是餓死人的問題。1960年少數地區餓死人是客觀事實。譬如最嚴重的河南省信陽地區，因為當地幹部浮誇和強征，加上第二年的幹旱，個別領導扣押調濟和返銷糧，造成人為餓死十多萬人的情況。這與省委書記吳芝蒲有直接關係，他也因此受到極刑處罰。類似情況全國有些地方也不同程度發生，但絕不是普遍存在。餓死三千多萬是墓碑楊繼繩和右派分子茅於軾等人的誇張。到了黨內《“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作者嘴裏，變成了“餓死四千多萬人”。這也是個《天方夜譚》裏的故事。當時全國人口六億多，除以四千萬，約等於15個人裏麵要餓死一個，這已經很離奇了。有的省如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東三省等地，還有全部省會城市以及大部分中小城市，沒有餓死人的消息，更沒有記錄。這樣分母充其量隻有兩三億，在河南、安徽、四川等有限的災區，餓死四千萬人是個什麽概念?會是什麽情景?寫文章的高級領導想過沒有?難道你真的相信那個四川省委鳥人，一拍腦袋說“四川省就算餓死一千萬吧”的統計數字嗎?
關於“文革整了1億多人，其中死了兩千多萬人。”的說法，也是塗在共產黨身上的髒汙，一評中已作討論。
以上所謂“三大人禍”之論，本來是想以此作為證據，可以“集中力量”攻倒共產黨。可惜是謊言，成了偽證。結果適得其反，變成了誹謗者的誹謗罪證。
人民心中的好事 敵人心中的壞事
勞動與資本(金錢)的鬥爭，已經幾千年，資本的代理人雖屬少數，他們卻集中了大量財富，以對付隻有勞動力的多數窮人。曆史上多少次窮人階級活不下去時，便集中了自己的血肉之軀，衝垮了剝削斂財階級的堤防，獲得了自由平等的權利。新統治階級未能吸取倒台者的教訓，新貴們迅速蛻變腐敗，開始重蹈覆轍，集中力量把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吐出來的財貨，吞進自己的肚子裏;並且把自己革掉的不平等，又馬上強加給了曾經幫助革命的最底層勞動群眾;讓因起義而推動的曆史進程又停滯下來，已經有所改善的社會狀況，又退回到原來愚昧落後的位置。
人類社會從未停止過起義和革命。窮盡一切起義和革命，隻有毛澤東領導共產黨的革命，才堪稱不謀私利的、正義的、最徹底的革命。他集中了“一盤散沙”似的幾億人的力量，進行了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這種革命，才是真正改天換地劃時代的革命。這種革命，對於被推翻的剝削階級而言，確確實實是毛澤東“集中力量辦壞事”;對於被趕出中國的帝國主義侵略者而言，確確實實是毛澤東“集中力量辦壞事”; 對於投機革命的功臣們而言，他們在文革麵前露了原形，在改革麵前坐實了走資派的名頭，他們感覺文革是災難、是浩劫，顯了他們的“蘆花”，確確實實是毛澤東“集中力量辦壞事”;更有甚者，毛澤東劃下的道道，成了一切剝削階級、一切人類寄生蟲、一切社會渣滓們，難以逾越的鴻溝，對他們，毛澤東確確實實是帶著共產黨、帶著勞動人民“集中力量辦壞事”......所以，他們深切地痛恨毛澤東，痛恨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及其政權。他們深深地懂得：必須重新集中剝削階級的一切力量，進行拚死的反撲;同時，想方設法瓦解、分散、衝垮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已經集中起來的力量，使他們回到一盤散沙，才能消滅人民民主專政。隻有這樣，他們才會感到安全!
《“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是“集中力量”推翻共產黨領導的宣言書
八國聯軍，為什麽要聯合八國?集中力量侵略中國;蔣介石為什麽聯合數十萬各路軍閥?集中力量圍剿區區井岡山;為什麽要組成同盟國、協約國等等?集中力量打世界大戰;為什麽組成十六國聯軍?集中力量對付不到兩千萬人口的朝鮮和更大的目標;為什麽有多國部隊?集中力量欺負不聽話的小國;為什麽設計各種資本主義金融製度?集中資本力量剝削勞動......這才是集中力量辦壞事!集中資本幹壞事!
現在，世界上兩大階級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那是因為資本積聚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快速和高效，貪婪之心卻繼續無限膨脹。物質分配的極端不平等和精神享受的天壤之別，使社會分裂和階級對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張程度，世界已無一處安靜之地。
中國在西化派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集團一度緊密合作之後，首先在經濟方麵融入世界資本體係，一方麵接受帝國主義的宰割，另一方麵，也想在世界市場競爭中奪得一席之地。然而，美帝國主義是決不允許有人與他分享霸權主義蛋糕的。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製雖已資本主義化，政治上卻繼續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體製，使他們更加不放心。新世紀開局以來，國際資本主義在美帝國主義操控下，加緊了對中國的滲透、圍困和宰割，通過第五縱隊和黨內外西化派，接連不斷發起顏色革命顛覆活動，使中國經常處於不安定狀態。2006年西山會議，實際是西化派智囊觸角的具體謀劃;簽署《零八憲章》的人，是先鋒隊的衝鋒陷陣;黨內真正西化派N代頭人，十八大前夕走向前台，露出廬山真麵目，企圖強行按照民主憲政的模式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就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出籠，實際是廢止《四項基本原則》、推翻共產黨領導的宣言書，......這一切說明，西化派集中了內外夾攻的火力，準備一舉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去人民民主專政。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勞動人民而言，這些人才是“集中力量辦壞事”，他們要徹底打破工人農民的最後一點寄托和窮人的可憐念想。
“集中力量” 進行階級鬥爭
一切剝削階級利用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依靠名利地位的誘惑，把人“集中”到名利場，用叢林法則驅使人們爭權奪利，造成人與人之間殘忍的屠戮殺伐，把財富和權力高度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以便更有效地奴役、驅使、剝削大多數人。幾千年過去，花樣翻新，往複循環，發展到現代資本主義，集中財力物力的本領，已經達到精美絕倫的境界，剝削勞動和掠奪別國的手段，也趨於登峰造極的地步。
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為了維護屬於自己的權利，團結起來集中力量，對殘酷剝削進行反抗，起義和革命從未停止。中國共產黨在馬列毛主義指導下，創造出人民民主專政的體製，最大限度發揚集體主義精神，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使中華民族眾誌成城，萬眾一心，集中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集中力量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與資本主義剝削製度針鋒相對、義無反顧。
兩個對立的階級，都是“集中力量”生死相搏，以維護本階級的利益，實現本階級的理想。剝削階級集中自己的力量對付窮人，卻不允許無產階級集中力量聯合起來進行反抗，他們痛恨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完成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的曆史任務。而無產階級尋求解放的努力永遠不會停止，階級鬥爭因此不可避免。所以，當勞動人民團結起來，打痛了剝削階級的時候，他們就跳出來惡毒地咒罵：你們“大權獨攬，毫無民主可言。這樣做的後果十分嚴重。”你們“集中力量辦壞事”!等等。
階級立場不同，愛憎分明，是自然法則。
如果為了肮髒齷齪的目的，編造謊言，“集中”謊言，用謊言的力量來打擊對手，屬於卑鄙下流。“集中”謊言的“力量”，對付除了勞動力，其餘一無所有的人群，更是人格卑鄙、品德惡劣的表現。
《“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作者的反思“文革”，完全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用資產階級世界觀看待文革。他的語言並不粗俗，卻很惡毒;文辭雖然隱晦，卻唇槍舌劍;信誓旦旦，卻謊言連篇。他的目的，無非是汙毀無產階級專政體製，以便接下來兜售他西方主子的“民主憲政”爛貨。
他集中了平生所學，歪解黨的政策。用盡最狠毒的表達方式，在黨和人民之間製造矛盾，瓦解毛主席為黨和人民培育起來的魚水之情。《“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矛頭所向，直指共產黨的命門，氣勢洶洶，誌在必得。
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用無產階級世界觀看待他的惡意攻擊，那些令人發指的詆毀，反成了對人民政權的熱情讚揚;喪盡天良的誹謗，無異於對共產黨及其領袖的無上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