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生於1904年，是湖南漣源人。
紅軍時期，李聚奎迎著大苦大險勇往直前，在平江起義、井岡山鬥爭、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屢建戰功；打“AB團”時，即使是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去做一個偽證；西路軍被打散後，他是紅軍將領中千裏乞討找黨中央的一位。抗戰時期，敵人四麵圍困，艱苦到了極點，他堅定、頑強，機智、勇敢地率部與敵鬥爭，戰績輝煌。解放戰爭時期，他的軍事指揮藝術更趨高深，創造了古北口保衛戰等以少勝多的優秀戰例；在軍調部工作時，他堅持原則，與敵人鬥智鬥勇，勝利完成了任務；他實踐了我軍後勤工作從取之於敵的傳統後勤保障轉向依賴於組織良好的大兵團作戰後勤保障工作，為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後勤保障工作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新中國成立後，他為抗美援朝的後勤工作、創辦後勤學院、建立石油工業部和發展我軍現代化後勤工作又立新功。他在所經曆的各個曆史時期中都是一員戰將，為此，1933年榮獲二級紅星獎章，1951年榮獲（朝鮮）一級自由獨立勳章，1955年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5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77—1982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81—1988年任中共中央軍委顧問，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文化大革命”中，李聚奎被林彪、江青反黨集團強加種種莫須有的罪名，非法關押、殘酷迫害，而他對此進行了堅決鬥爭，表現了錚錚鐵骨和赤子之心。
李聚奎上將1958年3月到任總後勤部政委之職，並在此職服務達8年之久。8年中，他曾先後與黃克誠、洪學智及邱會作等人共事。
他提出勤儉辦後勤的思路，結合國家的財力、物力開展軍事後勤工作；
他從未來戰爭出發，參與領導和組建全軍後勤基地建設；
他竭力在全軍後勤戰線培養一支思想過硬、品德優良的領導幹部隊伍……
或許正是由於他同彭德懷、黃克誠屬於同道人的原因，當“彭德懷軍事俱樂部”被提出後，李聚奎的名字便罩在“彭黃路線”的影子下麵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李聚奎的確是“彭黃路線”的人。這不僅是因為他對彭黃不但從心裏敬重，更由於他也是彭黃那種品行的人。按理講，從紅一軍團一師師長到後來的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後勤部長，李聚奎在林彪麾下的時間並不短，可算是林彪的老部下了，但林彪對李聚奎的品行卻似乎並不賞識。當林彪在總後勤部的代理人邱會作上台之後，李聚奎的命運便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當時，原總後領導人出於勤儉辦後勤的思想，處理軍隊經濟問題時，都要全麵考慮國家經濟建設的情況；同時，對於總後與各總部之間的關係，也是互相尊重和支持的。但邱會作一上台，不顧國情實際，就要在軍隊後勤方麵大肆鋪攤子，大包大攬，並且總是要與總參、總政爭地位、奪權力。對此，李聚奎有看法，不同意這樣做。更關鍵的一點是邱會作上台後，不顧黨的組織原則，不要黨的幹部政策，拉幫結派，編織羅網，並在重大問題上，拋開其他黨委成員，直接向林彪打報告，並用林彪的旗號在總後施展個人威風。李聚奎對此是不讚成的，他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盡量做邱會作的工作。
這些事還沒了結，一件棘手的事又落在李聚奎身上，就是總後政治部保衛部門又一次接到群眾舉報，邱會作再次出現騷擾女同誌問題。情況報告給李聚奎，李聚奎十分痛心。總後黨委過去曾就同類問題多次對邱會作進行過批評教育，但邱終不思悔改，又一次敗壞了黨的高級幹部形象。為了達到教育目的，李聚奎根據軍委及總政治部指示，組織總後黨委會對邱的腐化思想進行了批評。
邱會作越來越體會到李聚奎是一個原則性、組織性非常強的人，企圖拉李聚奎跟他一起搞擴充小集團勢力的路是走不通的，於是他真相顯露。
邱會作采用的手段的確是很“高明”的。他先在總後封鎖林彪的一係列指示，之後則一個人單獨向林彪匯報工作。林彪作出指示後，他便獨自決定在總後不切實際地執行。每當李聚奎不同意邱會作提出的某些做法時，邱便在會上會下、人前人後地講：“你李聚奎反對我可以，反對林副主席可是不行的。”他更是常把李聚奎的話斷章取義地報告給林彪。
三年困難時期，林彪指示邱會作向國家多要一些糧食儲備。邱會作在組織計劃中馬上加大了預算比例。李聚奎站出來反對說：“人民群眾也沒多少糧食，部隊以緊算為好！”邱把話傳到林彪耳中，林馬上不悅。
又一次，林彪指示部隊團隊要騾馬化。邱便在全軍大辦馬場，要無限擴展，隻講形式不講效果，造成連年虧損。李聚奎到基層調查回來，指出過濫興建馬場不切合實際，不僅占地太多，影響農業發展，而且還造成當地軍民關係緊張。特別是由於人力物力跟不上，生產出的馬匹有很大比例質量差，達不到軍馬標準，隻能廉價處理，造成很大浪費；同時提出采用少而精的方法辦馬場，把培育軍馬的工作落到實處。邱會作指示總後軍馬部計劃多向外國買軍馬，李聚奎則認為我們隻要進口少量良種馬的種馬，認真做好繁殖培育工作，是可以做好這項工作的，沒必要花費國家大量外匯去購買大批外國馬，軍馬部不能變成買馬部。這次，邱又按自己的需要，選擇了李的幾句話傳給了林彪。
再一次，林彪一夥推行學習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見影”、“業務要給政治讓路”等一套錯誤做法。李聚奎很不以為然，他說：“見什麽影？一夜就把《毛選》學好了？我就不信，這裏有假象。”“離開業務講政治，政治就是空的。”這些話更是邱會作向林彪“告狀”的好材料。
……
一次又一次，林彪大為不悅了：“聽誰的？他李聚奎聽誰的？”
也許是命運，也許是李聚奎天然的品行帶來的必然結果，就在邱會作組織人員四處收集李聚奎“罪狀”的時候，羅瑞卿被打倒了。李聚奎的“彭黃分子”的影子還沒有離去，此時又多了一個影子。這兩個影子在林彪的腦子裏越來越濃重。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一天，軍委突然來了一道命令，調李聚奎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
高級幹部調任，一般總有個原因，或提拔，或交流，或去開創局麵。但李聚奎這次調任，似乎同這幾條理由都不相幹。後來才知道，這次將李聚奎調出總後，實際上是“調虎離山”之計。
李聚奎一調出總後，邱會作就煽動總後的幹部群眾揭發批判李聚奎的“罪行”，並以是否同意“批鬥”李聚奎來劃分政治立場和思想路線，以此判定總後廣大幹部群眾是否是“革命派”。不久，他們便將李拉回總後批鬥。專案組遵照邱會作的指令，給李聚奎身上加了一係列莫須有的罪名，並把他們要整的總後其他幹部、職工都掛在李聚奎的名下，稱為集團，對李進行非法關押、批鬥、刑訊，肉體上殘酷折磨，人格上肆意侮辱。
在一次批鬥會上，他們將李聚奎在朝鮮戰場上負的腰傷折磨得舊傷複發，致使他一段時間不能起床。在這段時間裏，原來話就不多的李聚奎更是沉默寡言。李聚奎的二兒子看著處於身心極度痛苦中的父親非常著急，擔心父親經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會采取極端的手段，就兜著圈子跟父親談到了這個問題。令兒子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原來一點精神都沒有的父親突然睜大了眼睛，說：“你在說什麽！你怎麽能想到這個問題呢！我怎麽能死呢！我要活著！這場戲雖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堅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後，看看到底誰對誰錯！”
邱會作曾對專案組明示：“人死了就是作了結論。”但為了蒙騙群眾，他們還要做些表麵文章，妄圖讓李聚奎自己承認他們編造、強加給他的罪名。為了給李聚奎施加更大的壓力，1968年2月邱會作一夥開始對他實施關押，其間大搞逼供信。李聚奎此時除對專案組提出的每個“新問題”作一次事實闡述之外，不再多講一句話。然而有一次出現了例外：他們想把李聚奎打成假黨員，但專案組會審幾十次，誘騙、恐嚇、體罰用盡，都未達到目的。這時，一個專案人員說：“你說賀國中是你的入黨介紹人，但他都不一定是共產黨員，我們不相信。”啪！半天沒說話的李聚奎憤怒了，他拍了桌子：“不許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內登時鴉雀無聲，在場的“專案”們全部愣住。此後，無人再敢提“假黨員”問題。
在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李聚奎遵循的原則是：實事求是，不違心承認誣陷，更不誣陷他人，還要盡全力保護幹部和群眾。他的理念就是他在1966年9月11日就總後給他的大字報問題寫給總政蕭華主任並總政黨委的信裏的一句話：“真金不怕火燒，不是真金燒掉更好。”
1970年4月，無法使李聚奎低頭的林彪、邱會作一夥把李聚奎及其夫人王惠穎和兩個子女流放到貴州省龍裏縣屬的一個山溝裏（當年那裏有一個總後的單位）關押起來，準備以後伺機處置。
當時專案人員通知李聚奎這是執行1號命令，被押解去的地點保密。一路先火車後汽車，最後的一段路翻山越嶺，窄到卡車隻能有一側輪子在土路上走，另一側車輪則在田地裏的土壟上顛著走。到目的地後李聚奎下車環視四周良久，突發一語：“這裏是貴州龍裏吧！”押解人員大驚，以為有人通風報信，急令李聚奎交代何以得知。李聚奎將軍道：“長征時我率部在此地掩護中央機關和主力部隊通過。”押解人員聽後啞然。
李聚奎所指為1935年4月，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四渡赤水，然後先分兵偽裝主力，吸引敵人兵力，采取聲東擊西、迷惑敵人的戰術，攪得蔣介石暈頭轉向。隨即主力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兵臨蔣介石坐鎮的貴陽，東抵龍裏，嚇得蔣介石一麵急電雲南，令滇軍孫渡“兼程猛進，萬勿延誤”，來貴陽“保駕”，一麵叫貴陽警備司令預備好馬、小轎，準備逃跑。4月7日晚，紅軍中革軍委向部隊發出命令：“我野戰軍決定從貴陽、龍裏之間南進。”到4月9日止，中革軍委機關和紅一、紅三、紅五軍團主力在貴陽至龍裏間約30裏寬的地段上急速南下，全部通過了湘黔公路。紅軍一過湘黔公路，立即轉頭向西南疾進，一路上長驅直入、勢如破竹，連克數縣，進入敵兵力已變薄弱的雲南。紅軍因此甩開了蔣介石圍、追、堵、截的幾十萬大軍，使蔣介石要將紅軍一舉殲滅的妄想落空。李聚奎時任紅一方麵軍一軍團一師師長，率紅一師占領西南山，監視龍裏方麵的敵人，三軍團占領觀音山，監視貴陽方麵的敵人，掩護中革軍委和後麵的部隊安全通過。
時隔35年，李將軍故地重“遊”，回到了當年戰爭局勢發生轉折的地方。
在龍裏被關押的兩年多時間裏，李聚奎被剝奪了言論、行動、通訊等一切自由。專案組繼續對李聚奎在政治上實施重壓，專案組隔一段時間就會來一次，每一次都要把李聚奎關押到另一處房間裏，連續幾天不許回家，繼續用逼供信的方法讓李聚奎承認那些強加的莫須有的罪名。特別是最後一次審訊，專案組為讓李聚奎按他們預先寫好的稿子“寫”自傳，對李聚奎實施了嚴酷的體罰，但李聚奎堅決不按他們捏造的東西寫。最後，氣急敗壞的專案組組長一把奪過李聚奎手中使用了20多年的鋼筆，狠狠地摔到地上，筆尖摔折了。李聚奎以敏銳的政治眼光察覺到，這份“自傳”是林彪、邱會作要給他做結論、把他置於死地並牽連更多群眾所需要的重要假材料之一，而他是一個堅持實事求是的人，不是事實決不會承認。
被專政的日子由於艱難而顯得漫長，但李聚奎並沒有消沉，他用自己一貫的態度對待生活：堅強、不虛度。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要做一遍自己編排的徒手操；上午有固定的讀書時間，先讀一段毛澤東選集，找不到更多的書籍，就重讀一些政治、曆史文獻，因為保衛幹事會經常來檢查他在做什麽，隻有這類書是他們允許看的。下午，來了報紙，他會仔細地看一遍，這基本上是他當時了解時事和國家情況的惟一來源，因為就連孩子們與外界來往的信件也都是受檢查的，稍有點有關政局形勢內容的信都被扣押了（特別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的三四個月裏，他們為了對李聚奎封鎖消息，扣押了寄給他家的所有信件。直到李聚奎在龍裏中學上學的孩子在學校聽了有關文件的傳達後回來告訴全家，李聚奎才得知了這件震驚中外的事件）。接下來他會在家門口十來平方米的一小塊平地上散散步、掃掃地或做些其他家務。後來時間長了，保衛幹事對他的監視有所鬆懈，他就常沿著屋後的小路，一直走到屋旁西邊的小山上，有時還會拖回因保養電線被砍下的樹枝，回家劈成小劈柴，這下還真解決了家裏爐子生火的大問題。
為了磨損李聚奎的意誌，兵站有關人員在專案組的授意下除了在政治上給他施加壓力外，在生活上也不斷給他出難題、人為地製造困難。而李聚奎和他的夫人王惠穎都是久經戰火考驗的老革命了，他們對政治迫害頑強抗爭，對各種生活困難積極克服、從容處置，並鼓勵和帶領孩子們自己動手，多想辦法，勇敢地麵對現實。王惠穎更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據理力爭，不斷為全家人爭取活下去的基本權利。她想到，李聚奎目前處境惡劣，沒有任何權力，而自己可以用“沒有政治問題”的身份與他們鬥爭，盡力保護家人，增強全家人堅持下去的信心。孩子們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下學會了更加堅強、勇敢，學會了在逆境中的思考、生活和鬥爭。一家人就這樣在被“置於死地而後生”的夾縫中生存下來了。後來，在審判林彪反黨集團時得知，邱會作一夥準備把李聚奎定為所謂“彭黃漏網分子”、假黨員等，並作“清除出黨，行政上撤銷一切職務，判處10年徒刑，送貴南馬場勞動改造”的處理。
在困境中意外回到35年前處於危境且發生轉折的地方，這件事本身讓人感到是一種巧合，而李聚奎以後的經曆卻把這個巧合變成了傳奇。在李聚奎及家人被關押於龍裏的第二年，即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了，林彪反黨集團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又一次轉折。“文化大革命”籠罩下的政局開始出現變化，李聚奎冤案的平反也從此見到了曙光。李聚奎在龍裏這個中國偏僻的苗族、布依族小山寨，相隔36年，獲得了兩次從困境中轉向光明的經曆。後來李將軍的一位老戰友還以此跟他開過玩笑，說：“老李，你到了龍裏是‘龍歸故裏’,福氣就會來,你是屬龍的嘛。”
林彪、邱會作一夥倒台後，李聚奎開始向上級寫信反映情況，想重返北京，查清問題，殊不知“四人幫”和林彪、邱會作一夥殘存（下轉30頁）（上接34頁）的代理人是不能輕易放過他的。
“回北京可以，但得保證不翻案。”
“我何罪之有，為什麽不能翻案？”
1972年5月底，這夥人為了應付軍委領導讓李聚奎回北京的指示，把李聚奎一家從龍裏搬到了重慶，但還繼續對他進行管製，直到1973年3月，才在軍委領導的催促下，讓他回到北京來治病。
1976年秋，“四人幫”被打倒。在鄧小平的過問下，李聚奎的冤案終於逐步得到徹底平反，他回到了過去親自創辦的後勤學院任政委。
1986年，李聚奎雖年事已高，仍壯心不已，帶病寫下回憶錄，為黨和人民留下了寶貴財富。80歲那一年，李聚奎為自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縱然給我更大的權力，我也決不以權謀私；縱然給我更多的金錢，我也決不丟掉艱苦奮鬥；縱然讓我再活80歲，我也決不止步不前。”
1995年6月25日，李聚奎將軍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張震代表軍委撰文紀念李聚奎上將，他們用“功高德也高，楷模昭後人”的評價概括了這位戰將的一生。
作者係李聚奎之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