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走資派”的“上級”紅衛兵，是經常調換的，不知道什麽原因，有一天，來了個姓張的，對我們說：“你們這些破爛，都歸我了。”他自稱是北師大的，我們猜想，我們已經被“移交”給北師大譚厚蘭這一派了。
移交以後，他給我們定了規矩，每天都要寫認罪日記，每天寫每天交。他在上麵經常批示的是三個字：“不深刻。”交日記本時要交到他手上，可他還給我們時，卻是扔在地上，讓我們各自去找。訓話的時候，他常采取一種不可一世的派頭：兩腿叉開，雙手叉著腰……
在他給我們規定的任務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每天打掃廁所。
那時的中宣部大樓，早已成為革命群眾的革命據點。全國各地來的人，在這裏如入無人之境。辦公室的門鎖著，人們就從上麵的玻璃窗爬進爬出，晚上住在裏麵。廁所裏大便堆得老高……那位張兄給我們布置工作時說，每天看看這廁所，就知道你們自己的思想有多髒，可以很好地得到教育。
我們“黑幫”中有個小判官，算是“黑幫隊長”，聽完訓話以後，他問了一句：
“星期天要不要打掃？”
“要，要打掃！”
這下把我們氣壞了！你不問這句話，我們就不打掃了，星期天還可以偷點兒懶，同家人多聚一會兒。你這麽一問，反惹出麻煩來了，人家能說給黑幫放假嗎？
在這之後，我就在自己的頭腦中明確地形成了“請示病”這個概念，把本來不該請示而非去請示視作一個人的病態心理。我認為，一件本來是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可以決定的事，不經請示就去做，不但完全合乎原則，而且正是組織要求於一個工作人員的。這表明他是否稱職，是否敢作敢為和勇於負責。不該請示的事向上級請示，從表麵上看似乎是尊重上級意見，實際是責任上推，自己可以不負責任。
事隔多年，我又一次想起這麽一件事：十年前，我到甘肅的酒泉師範去參觀。這個學校在當地還算不錯的。當地的駐軍和企業，想和學校合作辦一個幼兒師資班，他們願意出錢，也願意包學生的分配。學校認為，這是一件好事，願意去辦，酒泉地委也同意，但是學校還去請示省教育廳，教育廳居然不同意。校方接待我們一行人時反映了這個情況，我認為這件事不必考慮省教育廳的態度。陪我同行的正好有一個甘肅省委宣傳部管教育的副部長，他同意我的意見，告訴學校可以辦這個班，不必請示。這件事到此也就算解決了。
回到蘭州，當時的甘肅省長陳光毅要我向蘭州的幹部作報告，我就對他講了酒泉師範這件事；並且告訴他準備在報告中反對一下請示病。在這次講演中，我忍不住給他們講了文革中打掃廁所的故事。
後來看《南風窗》，見到那上麵刊有一篇許士傑寫的反對“請示病”的文章，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不謀而合。
中國科學院的紅衛兵來審問我：“你要交代你是怎麽成了陳伯達同誌的老對頭、死對頭的，首先要從延安時期交代起。”
一聽要從延安時期交代起，我心裏就明白了。因為在延安，我和陳伯達隻有一次接觸，沒有第二次。當然，以後我們也還見過麵，但是沒有說過一句話。
那一次唯一的接觸經過是這樣的：陳伯達在《解放日報》上分好幾次連載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近代地租概說》的文章，我讀了以後，發現文中有錯誤，就寫信批評他，他回信給我，約我到楊家嶺他的窯洞見麵。一見麵他就說，“你的信我看了，我是個小學生，《資本論》沒有學好，你對我的批評，對我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我終生難忘。”我這個人不喜歡講謙虛的客套話，不過陳伯達長我十來歲，那時已經是一個知名的學者，我還是一個剛到“而立之年”的青年，他這麽講我還是很高興。那天我們還隨便談了些別的，然後我就告辭了。
隔了一年，延安把報上的文章匯集到一起，出版了他的這部著作。我得到後一看，竟一字未改，這使我驚訝之至。他對我講得這麽好，而行動上卻一直也沒有接受我的意見。我認為如果對我的批評不同意，盡可同我爭論，我也不會介意；如果他不願同一個初次見麵的人爭論，說一句“你的意見讓我考慮考慮”也比這樣好。
與陳伯達接觸過的人，都覺得他虛偽，但沒有一個人像我一樣，第一次見麵就對他的虛偽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我的一個特殊機遇。
要我交代延安時期就是陳伯達的對頭，隻可能是這件事。原來我認為他虛偽，沒想到在這虛偽之中，還有一句不虛偽的話，那就是“終生難忘”四字。
那次審問，被我用裝傻的辦法應付過去了。我知道陳伯達不可能源源本本地講這件事。他說不出口，紅衛兵也不可能理解這樣的事。我不覺得這次審查有多大壓力。可是我夫人後來對我說，她當時知道這件事後，真有點兒為我擔心：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的組長，大權在握，你得罪了他有你的好嗎？的確，在當時，他這種身份的人對我有這種評價，雖說不足以置我的政治生命於死地，也足夠使我難以翻身了。不過，那次審問，算是平安地過去了。
一九七二年，我從幹校回北京，對我的“群眾專政”解除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清華老同學王天眷。一見麵他就對我說，你現在的日子好過了吧？我問他此話從何說起。他說，你不是在延安時起就是陳伯達的老對頭嗎？現在陳伯達倒了，你不就舒服了嗎？我問他何以知道此事，他說是從科學院的小報上讀到的。原來，有一次陳伯達主張把列寧的“共產主義等於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中的“氣”字改成“子”字，要國家科委黨組討論，我在黨組會上發表了基本上讚成對列寧的話進行修改，但隻改動這一個字我認為不全麵的意見。有人向他匯報我的發言後，他說了“於光遠嘛，從延安的時候起就是我的老對頭”這樣一句話。
在文革中，坐“噴氣式”飛機的次數，已多得記不清了，但挨打的次數並不多，有過那麽幾回，但也記不清次數了。
第一次挨打倒還記得很清楚。地點是在沙灘紅樓後麵，中宣部和《紅旗》雜誌大樓前的五四廣場上，靠近中宣部遊泳池的地方，就在露天布置了幾處審問判官的地方。每處放幾把椅子，讓審查者坐在那裏，被審查者就低頭站在他們前麵答話。那一天，中國科學院院部研究室的幾個“造反派”在那裏審問我。一位女性的“造反派”擔任主審。我頂了她幾句，她就動手打我。一個知識分子女幹部，居然動起手來，我是沒有想到的，不知她那時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態。當時，在旁的幾位男性態度倒還比較平和，看得出他們也不讚成那女人的行為。我雖然嘴硬，但走資派畢竟不敢對“革命群眾”還手，而且，我還有“好男不與女鬥”的思想，所以就忍了。但越是忍，心裏越是有氣，態度就越是“不好”。所以，她最後得出結論：“於光遠，你這個人就是頑固！”
事後，說老實話，我對這次挨打還真有點兒耿耿於懷。沒想到“冤家”路窄，隔了一段時間我們又遭遇了。
有一天下午，正下著大雨，我從新布置的設在中宣部傳達室旁邊的專供外調人員審問我們的席棚裏出來，那個女人這時不知道為了什麽事到中宣部大院來，正巧在傳達室躲雨。她一見我，就在屋裏對我嚷：
我一看見她，心裏就沒好氣，說：“我現在正忙著呢！有什麽事，以後再說吧！”
她氣極敗壞地大罵：“你這家夥壞極了！要把你鬥倒，鬥臭，鬥死！”
我一聽樂了，嘲諷地說：“你還有新發明呀？我聽說過‘鬥倒，鬥臭’，還沒聽說過有‘鬥死’一說呢！”
說著我就走了。我手裏拿著雨傘，而且走得也不慢。她沒有冒雨追我。
我還有幾次挨打，有的是在外調人員的審訊過程中碰到的。但整個文革期間，中宣部的紅衛兵沒有動手打過我，也沒有打過別人。中宣部的“黑幫”，都是挨外調人員的打比較多。有一個“判官”在挨打的時候用手擋了一下，結果被連打了好幾下，批一句就打一下。中宣部的紅衛兵站在一旁，沒法給這位“判官”說好話。
我被打得最厲害的一次，也是在接受外調時。因為我沒有按他們的要求，提供外調對象的所謂“叛徒”材料，結果他們說因為我是叛徒，所以我包庇他們單位的那個叛徒。他們用來打我的東西也有點特別，是一把木製的衣刷子。刷子打在我的額頭上，眼部都打青了。去醫院看了幾次，還做了幾天熱敷，開了幾天病假，腦子倒沒有損傷。
還有一類挨打是在鬥爭大會上，一般是動用拳頭，也曾用腳狠狠地踢我。
有一次我挨打之後到北京醫院門診，病曆裏留下了這次挨打的記錄，前幾年偶然翻閱自己的病曆還看到過它。
許多人經過文革的折磨，含恨至死或留下終身殘疾，但我終於完好如故。為此，也有人贈我以“福將”的頭銜。
本文選自《文革中的我》，於光遠／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