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發海：走訪中央文革小組zt

我是1955年9月調入荊門縣委組織部的，前後在縣委、縣政府機關工作20多年，荊門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我基本上都有所耳聞，有的還親自參與其中，對社會產生過一定影響，經曆詭異而奇特。

　　1966年5月，湖北省也像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武漢720事件後，湖北各地更加混亂,各造反派主要圍繞“打倒陳再道，衝擊武漢軍區”展開大辯論。武漢已經很混亂，荊門也亂糟糟的。

　　荊門主要成立了兩大“造反派”組織----鋼派（荊門鋼工總、以工人為主）和新派（新華工、以學生為主），兩派內部辯論十分激烈，甚至出現夫妻反目、父女失和的奇事。縣電影院一對青年夫妻在辯論問題時，因為觀點不一，男的回家把鍋都砸掉，並上街書寫大標語“砸亂鍋底鬧革命”！縣委機關一位老同誌在吃飯時，與女兒進行激烈辯論，一言不合把飯桌子都掀了。

　　還發生了驚悚的搶槍事件。荊門中學（後為龍泉中學）紅衛兵領袖馬文秀（女），帶領紅衛兵學生造反派，打開縣武裝部武器庫（裏麵有民兵訓練所用的步槍、輕機槍、手槍、手榴彈等），搶走大量軍火。沙洋中學紅衛兵領袖黃誌丹聞訊後很不服氣，帶領學生從沙洋趕到荊門，要求從馬派分一杯羹。馬文秀不僅不給，還把軍火藏到學校後麵的象山上。當時的象山沒有樹，光禿禿，很徒峭，難以攀登。黃派得知確切消息後，連夜帶領人馬上山摸哨，不料途中被人發現。馬派開槍阻擊，黃派學生巴倫?在進入象山的來龍橋上被子彈擊中而亡。黃派人馬追認巴為革命烈士，但沒有得到任何組織和個人承認。

　　紅衛兵搶到軍械後，發生過多起事故。有2名中學生女紅衛兵各拿一支搶到的手槍，在縣委機關通往廣播站的後門站崗，因為不熟悉槍支，不小心擺弄走火，巨大的槍聲驚動整個縣委大院，險些造成人身傷亡，兩個女生也嚇得不知所措。荊門中學紅衛兵領袖馬文秀有次在造反派司令部開會，自造的土製炸彈意外爆炸，馬的屁股被炸傷。馬的對立派聽到消息，歡欣鼓舞，慶祝勝利，滿大街寫著嘲諷標語：馬屁股被炸啦！

　　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荊門各級各地黨政群團公檢法均已癱瘓，學校、工廠、商業……等各行各業都不能正常運轉。荊門、沙洋機械廠還製造槍支、炸彈、手榴彈、地雷，鋼、新兩派造反派真槍實彈打內戰。各級各大小機構凡是帶有“書記”“長”“主任”“主席”頭銜的大小領導，比如某某書記、某某縣（局科）長、某某主任等等，也都在接受“造反派”的批鬥。各地各級學校的課本也都停用，學生學“造反派”編報批鬥老師。所有單位每天早晚都要集合，麵向毛主席像請示匯報。

　　荊門後港鐵木工廠一名工人正磨工具刀，刀還未磨好，聽到集合哨聲，趕緊跑去插進隊伍，向毛主席請示匯報。別人舉起的是紅寶書《毛主席語錄》，而他用髒兮兮的手舉起的卻是工具刀。因此，被人說成想謀害毛主席，當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抓起來。姚集某大隊一位農會主席，從鍾祥買回一張毛主席肖像，上麵印有彩色鬆鶴，造反派說“鬆鶴是祭祀亡人的”，他是盼望毛主席早死。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挨批鬥多年。武漢航運公司沙洋航運站一名湖南籍職工，在本單位批判黨內最大走資派劉少奇時，鬥膽為劉少奇辯護，稱讚他為革命領袖，被大小會議批鬥無數，折磨得半死不活。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哪個單位不成立造反組織，哪個人不參加、不擁護文化革命，就是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在大形勢威逼下，荊門各單位都成立了群眾造反組織。盡管我所在的荊門縣委機關，也成立了群眾組織“將革命進行到底兵團”，但也無可避免地受到造反派衝擊。

　　1966年下半年，我被抽調到荊門縣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辦公室接待站工作，任務是免費接待各地學生和造反派組織，安排他們食宿行。麻城綠化中學初中生紅衛兵20多人到縣委造反，在縣委接待站門前絕食抗議，說我們紅衛兵接待站有問題。但問他們我們有什麽問題？他們也不說，隻說你們辦公室有問題，你們自己知道。我們隻好動員機關人員到處清查，卻沒有找到任何問題。絕食進入第三天，大熱天學生睡在地上，又餓又累，不像人樣，我們也慌了神，隻好懇求學生：問題到底在哪？學生指著辦公樓頂的國旗說，你們隻升旗不降旗，犯了嚴重錯誤！原來問題在這，我們恍然大悟，一邊坦白認錯，一邊即刻把國旗降下來。學生們這才善罷幹休，停止絕食，各自散去。其實，我們這裏國旗並不是每天都升降的。

　　有天晚上，在縣電影院召開批鬥大會，批鬥縣公安局長薑培方（或許任檢察長，山東人，抗戰時任八路軍手槍隊隊長）。他被紅衛兵押上台，戴著一公尺高紙殼尖帽，上麵用黑墨寫著薑培方名字，名字上麵打著個紅叉。他低頭站在主席台一邊，兩旁有紅衛兵押守，各路群眾依次上台揭批他的問題。正當鬥爭進入緊張激烈關頭，我大著膽子走上台去，大聲背誦毛主席語錄：要文鬥不要武鬥。台下群眾一下子明白了我的意思，簡直就是捅了馬蜂窩。群情激憤之下，當即把鬥爭矛頭轉移到我頭上，揪住我進行批鬥，指責我破壞批鬥會。正在這個當頭，電影院突然停電，場麵一時陷入混亂。工作人員緊急啟用備用發電機，但是不知怎麽地發電機啟動不了，批鬥會沒法再繼續下去，隻好把薑培方押下去，草草收場。我也趁亂悄悄地溜走，逃過了挨批這一劫。

　　耳聞目睹文革發生的種種事情，我認為我們的社會不正常，對造反派的所作所為，有種電影裏革命老區國民黨還鄉團返回的恐怖感覺。內心雖敢想卻不敢暴露絲毫，否則“現行反革命”的帽子會重重地扣在自己頭上。剛好這時組織上給了我一個到北京出差的機會，勾起了我到黨中央尋求權威解釋的欲望。

　　我是1955年9月從荊州地區貿易公司荊門縣商店，調入荊門縣委組織部肅反審幹辦室工作，之後多年參加內部肅反內部審幹工作，積累了一定的辦案經驗，當時縣委大案要案（涉領導幹部）一般都交由我去辦理。如當時的縣委宣傳部長生活作風案、國民黨少將（國民黨豫東軍區特別黨部少將書記長）混入教師隊伍案等，都是交給我去查辦的。1967年底，荊門縣委組織部領導又讓我調查辦理一起幹部內部潛伏特務嫌疑案。

　　起因是這樣的。原荊門縣廣播站一名幹部無意中從垃圾堆裏，撿到一張被撕毀的女性下半身照片，照片上女性坐在藤椅上翹著二郎腿，背麵寫著“適時再搞中美技術”。這名幹部警惕性很高，及時把照片上交組織部領導。領導經過反複研究，還是不能鎖定該女人是誰？隻得以積肥的名義，將縣廣播站全部垃圾封存起來，然後一點一點地翻篩，終於找全照片碎片，拚接出上半身，鎖定了女性對象。從當時掌握的內部資料顯示，“中美技術”是一個國際間諜的業務用語。所以這個案件就定性為“潛伏”特務嫌疑案件，此女是原國民黨北平城防剿匪司令部少將司令的姨太太，所以要去北京追根溯源。

　　當時全國混亂不堪，已實行軍管。我持荊門軍管會的介紹信去北京軍管會，轉批到市區調查。工作之餘，我去北京故宮內前廳----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接訪站，介紹荊門文化大革命情況，順便問問中央文革究竟應該怎麽搞。當時一名黨政官員負責接待，他說你的介紹信呢？我說我出公差來北京調查案件，沒有介紹信。他說那不行。我說我有軍管會寫的調查案件工作介紹信，他說那可以。我就把工作介紹信給他看了，他隨手給一張接訪預約單，約定接訪時間是半個月以後。因為有工作任務在身，不能等到半個月後，我要求提前。他說那不行，這是我們的規定。我大失所望，但心有不甘。心想，好不容易來趟北京，就在黨中央身邊，哪能輕易錯過這天賜良機？

　　每天工作之餘，即使早中晚餓肚遲睡，我也要去故宮內麵大廣場，聽聽來京各地人員露天大辯論，以求明是非辨方向。北京調查工作完畢，案件線索牽涉到西安，由北京軍管會在原介紹信上批轉去西安軍管會調查。隨後我去火車站排隊，買了第二天去西安的車票，又去故宮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接待站打探消息。

　　值班的是一位著裝的海軍軍官，我向他要求接訪，並將北京軍管會批轉去西安外調介紹信給他看，他隨手給我一張預接訪單，預約時間是半月以後。我提出，我是公差來北京調查案件的，不是專門來上訪的。在北京工作已經完結，明天要去西安，火車票都買好了。他說火車票呢？我拿出來給他看，他說你情況特殊，可以照顧一下。便收回原先給我的預約單，換成當天的預約單。上麵寫著：請兩湖（湖南湖北）小組接待。預約單上的編號是46號。同時給我一張訪問內容便箋。我趕緊填寫，一共寫了12項內容。然後拿著便箋，排隊站著等候，一刻不敢離開，連午飯也不敢去吃，生怕過號作廢，一直站到下午4點多鍾，才聽到叫46號，我急忙前往“領命聽旨”。

　　接待我的領導桌子上放著牌子，上麵寫著“夏懋贏”。他講普通話，像醫生一樣，坐在桌子正麵，我像病人坐在桌子檔頭。他認真看著我填寫的12項內容，一條一條作了詳細的解答。我用盡全力傾聽，努力一字不落地記住，保持領導指示的原汁原味。終於得到黨中央權威答複，這是“聖旨”啊！我興奮異常，立即回招待所，連夜整理好內容。第二天一早趕到郵局，用雙掛號信發回縣委機關“將革命進行到底兵團”，並在訪問資料上注明：“隻在兵團內部傳達，不能向外透露。”然後坐上早上九點左右的火車向西安進發。

　　領導回複的12項內容，完全準確的原話，我已經無法回憶起來，但其中5項卻一直印象深刻：①你們南方軍隊任務很重（抗美援越），絕對不能衝擊；②武漢軍區是大軍區，武漢軍區關於文化革命發布的××條，是有效的，這是他們的權力；③要文鬥，不能搞武鬥；④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停工、停產、停市、停課等；⑤要保護群眾，不能搞群眾鬥群眾……一共12條。

　　資料寄出去後，我也沒把它放在心上，到西安就專心做自己的調查。我住在西安市委招待所，正逢大冬天，街麵還有零星積雪。外麵氣溫很低，人凍得發抖。五點鍾天色還黑漆漆的，招待所服務人員就吆喝全體旅客起床，向毛主席早請示。我們旅客和招待所人員集中在會議室，站成整齊幾排，麵向毛主席像，舉起手中紅皮本，高呼毛主席語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喊完後時間還老早，該補覺的補覺，該上班的上班。

　　四五天之後，西安調查順利完成，我從西安乘火車回到武漢。當走到武昌橋頭下橋梯時，看到武昌橋頭一間房屋牆上，非常醒目地寫著大字標題“中共荊門縣委組織部幹部林發海走訪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記實”，下麵是我訪問所得的12項回複。這一幕讓我大吃一驚。雖然武漢現在比我上次離開時相對平靜很多，但是我還是十分不解，明明在資料上注明隻在縣委機關“將革命進行到底兵團”內部傳達，怎麽會傳到武漢的社會上，而且滿大街都是我的名字及所記錄的中央文革小組接待站答複的內容。

　　當天沒能買到車票，第二天我急忙趕回荊門，看到荊門與赴京前大有變化，當時鬧得最凶的幾個造反派失蹤了，荊門平靜穩定了，我很驚奇。事後才得知，在我人還在西安的時候，訪問記錄已經寄達縣委機關，他們覺得中央文革小組指示及時，對文化大革命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立即將訪問內容印成傳單，向社會廣泛散發。傳單流傳到武漢，大家紛紛傳閱傳抄，指導當前革命運動，一時引起社會轟動，大大地震懾了各路造反派組織。

　　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小小的回複，竟然一下子把當時湖北整個混亂狀態暫時給鎮住了，至少從我出差前後對比，無論武漢還是荊門，社會平靜穩定了許多，沒有先前滿大街的混亂和鬧哄哄的樣子。我這麽一個小人物，在這麽一個關鍵時點，起到了那麽點關鍵的作用，真是不可思議。我在荊門甚至湖北一下子成了名人，當時縣武裝部長王金峰當麵對我說，“你是從黨中央毛主席身邊回來的人，我們邀請你給官兵們作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報告。”我冷靜一想：我隻是一個小人物、小辦事員，哪敢給你們大領導作報告？所以一口謝絕。

　　可是平靜了一段時間後，突然有一天，一架飛機在荊門上空盤旋，空投下來無數傳單和小冊子，散發的是王洪文、江青、張春橋、戚本禹等四人最新講話。這些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要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林副主席，繼續深入開展鬥爭，將革命進行到底。形勢突然大變，與我訪問得到的答複完全相反。這樣，平靜穩定的局麵又被打破，各路造反派又紛紛出動，比過去鬧的更凶，社會更加混亂。

　　這一下輪到我害怕了，我怕自己被人扣上假傳聖旨、欺上瞞下之罪，連夜給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寫封信，主要內容是：我去中央文革小組訪問得到了明確的答複，為什麽現在意見完全相反、形勢反轉？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然後用雙掛號信寄往北京中央文革小組接待組夏懋贏同誌。

　　過了一個星期，我收到了回信，是鼓鼓囊囊一大信封傳單和小冊子，和前幾天飛機空投下來的完全一樣。記得當時首先收到中央回函的是縣郵局一位職工，他屬於群眾組織中的鐵杆保皇派，經常被遊街批鬥，看到中央給我回信了，以為中央一定有最新指示精神，說不定可以救他一命，因此，半夜三更親自送信到我宿舍，期盼先睹為快、先下手為強。等我打開信封，兩人翻遍傳單和冊子，沒見一字回複，迷惑不已，大失所望。

　　中央文革小組四人最新講話下發後，有造反派組織認定我造謠生事，暗中派人到北京調查核實我的情況。說實話，盡管我所作所為，完全實事求是，沒有誇大，沒有縮小，沒有篡改，沒有隱瞞，問心無愧，但是還是很緊張，很害怕，很怕挨整。幸運的是，造反派們幾經調查，始終查不出我任何問題，也沒能把我怎麽樣，我就這樣一直平安無事，許久懸著的心終於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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