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人生中充滿傳奇色彩的澳大利亞華裔女性：生於珀斯，成長於上海；與斯諾等名人共同為中國抗戰而出力；曾跋涉數千公裏逃離日軍魔爪；文革中受到批鬥折磨，下放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在80多歲的高齡時完成一部記載澳大利亞早期華人移民曆史的著作。
她，就是被稱為遊走於兩個世界的教師與作家的郭美華（Mavis Gock Yen）。
漂泊的童年生活
1916年，郭美華出生於西澳珀斯的一戶商人家庭，父親是第一代華人移民郭明（William Gock Ming），母親則是在澳大利亞本地出生的第二代歐裔移民。
在那個時代，她的父母能結合並非易事。
1890年，年僅18歲的郭明離開位於中國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家鄉，來到位於南半球的澳大利亞接手哥哥創辦的生意。
在這片陌生的土地，威廉開始學習英語，並結識了後來成為自己妻子的英文老師梅布爾·詹金斯（Mabel Jenkins）。
出生於維州本迪戈（Bendigo）的梅布爾並非職業教師，她靠做裁縫活謀生，也是一位通過教授英語做善事的基督徒。
1910年，郭明與梅布爾成婚。在當時，很多澳大利亞人都看不起這樣的跨種族婚姻，梅布爾的娘家人和歐洲裔的朋友也因此與她斷絕關係。當地的公理會牧師拒絕為這對跨種族戀人舉行婚禮，他們隻能前往墨爾本結婚。
在那個時代，澳大利亞的主流群體普遍支持聯邦政府立法實施的白澳政策，針對華人社區的歧視與孤立現象十分普遍，偶爾還有暴力事件發生。
六年後，郭明與梅布爾的二女兒在珀斯出生。郭明給女兒起了英文名梅裏斯·郭（Mavis Gock Ming），但同時也給她起了一個典型的中國名字——郭美華。
郭美華婚後改用夫姓顏（Yen），因此她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梅裏斯·顏（Mavis Gock Yen）
在珀斯，郭美華度過了將近九年雲淡風輕的童年生活。
1925年，她的生活開始出現變化。那一年，郭明帶著一家人從沉睡的珀斯來到繁華的遠東大都市上海，在著名的永安公司就職。
永安公司由郭明的遠親郭樂、郭泉兄弟及其堂兄郭標等人共同創辦，前身為悉尼開辦的企業永生果欄（Wing Sang&Co.）。
雖然在上海的新生活讓郭美華感到興奮，但不幸很快降臨。1926年，她的母親梅布爾染上天花而病逝。
在家人安排下，郭明又迎娶了年輕的當地女孩黛西（Daisy），之後一家人輾轉於中國各地，最終回到上海定居。
從9歲至19歲的十年期間，郭美華都是在中國度過的，其中有兩年住在父親世世代代居住的家鄉——廣東中山市竹秀園村。
1930年代初，郭美華在上海知名的英辦國際學校上海公立西童女校（Shanghai Public School for Girls）完成了中學學業，而且在曲棍球和遊泳等運動項目方麵表現出色。她很喜歡這所學校，因為這裏沒有種族主義的影子，也沒有戲耍捉弄學生的現象。
1935年，由於時局動蕩，父親將中學畢業的郭美華和其他孩子送到遠離戰爭威脅的澳大利亞悉尼。短暫居住一段時間後，郭美華又回到上海。1938年，她重返悉尼，在女子健康聯盟（Women's League of Health） 受訓，並獲取了體育教學資格證。
二戰中跋涉數千公裏逃離追捕
1939年，世界多地都籠罩在戰爭的陰雲之下。但就在這一年，郭美華來到局勢緊張的香港，在澳大利亞女子健康聯盟的香港分支機構就職，幫助女性強健體魄。由於這不是全職工作，她又找了一份半職的秘書工作。
她擔任秘書工作的機構是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ICCIC，簡稱工合國際），這是中國工合運動在香港設立的機構。
工合運動是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由宋慶齡、胡愈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新西蘭作家、政治活動家路易·艾黎（Rewi Alley）等知名人士在上海創辦的工業合作社運動，初衷是支援抗戰，保證軍用與民用工業品的供給。設立工合國際這個機構的目的則是支援抗戰，爭取海外援助，並促進中國工合運動的發展。直到今天，工合國際依然存在，是中國現存曆史最悠久的全國性社會組織和國際性社團組織。
初入工合國際的郭美華沒有想到，自己的後半生因工合運動而受到巨大影響。
設在香港的工合國際是一個知名人士活躍的機構，在該機構擔任委員，主持工作的包括著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與海倫·斯諾（Helen Foster Snow）夫婦，以及路易·艾黎（Rewi Alley）等人。在工合國際工作期間，梅裏斯還結識了民國時期在中國政壇最為活躍的西方人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端納是澳大利亞著名記者，後來進入政界，為孫中山、張作霖、張學良和蔣介石擔任過顧問。
在工合國際工作期間，郭美華讀了埃德加·斯諾介紹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書中內容對她觸動很大。
除了工合國際和婦女健康聯盟，郭美華還在香港國際婦女俱樂部工作過。不過，她在這裏的工作沒有多久就結束了，因為戰火很快燒到了香港。18天的抵抗後，駐港英軍於1941年底投降，香港淪陷。
1942年1月5日，郭美華與其他一些平民被日軍扣押在大觀酒店的二樓。據一位曆史研究者發布的信息，當時在大觀酒店內關押平民的環境並不好，兩個人關在一個小小的隔間內，而且隻能擠在一張床上就寢。幸運的是，郭美華後來擺脫了監禁，睡在一個辦公樓的地板上。後來，一位身在九龍的珀斯故交前往香港將她帶回九龍，否則她就會被送到專門關押外籍人士的赤柱拘留營。
1942年3月，她與一些朋友開始了奔向自由的危險之旅。一行人從新界出發，步行三天到達廣東惠州。一路上，他們要避開日本巡邏隊，還要與沿途的武裝組織和共產黨遊擊隊協商安全的逃跑路線。抵達惠州後，郭美華又用了幾周的時間搭乘船舶、卡車和火車跋涉3000公裏，到達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的陪都重慶。
在重慶，郭美華為英國大使館的香港難民救濟部門工作了一段時間，照顧來自香港的難民。1944年底，她被送回澳大利亞，先從昆明飛越喜馬拉雅山到達印度，然後乘船回到悉尼。
那時，戰爭爆發前就回到悉尼的哥哥與幾個妹妹已經在這個城市定居，但郭美華卻有自己的打算，不想留在悉尼。她在悉尼為美國海軍工作了一段時間，但感覺在悉尼的日子無聊，也沒有真正確定自己的人生目標。
與家人分離數十載
在二戰硝煙剛剛散去不久的1946年初，郭美華做出了回到上海的決定。然而，上海之旅導致她的人生再次出現巨變，與在澳大利亞的家人分離近40年而無法相見。
郭美華回到上海時，中國的抗戰才結束不久，但國共內戰已經一觸即發。
在上海，她要繼續為工合運動工作，為中國製造業與工業的複興盡一份力。
在上海工作期間，郭美華遇到後成為自己丈夫的顏澤龍（Jeffrey Yen）。顏澤龍受過良好教育，有政治意識，也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1949年，中國共產黨幾乎控製了全國局勢，10月成立了大陸地區的新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郭美華和顏澤龍遂離開上海，前往新政權的首都北京。
在北京，顏澤龍為政府工作，郭美華則成為北京廣播電台的首批英語播音員。北京廣播電台是官媒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負責國際廣播的部門，後發展為今天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1950年，郭美華與顏澤龍成婚。就在這一年，她進入新華社擔任英文編輯，為中譯英文稿潤色。之後，郭美華又在新華社外訓班任教，為新華社的記者教授英文。1964年，新華社外訓班並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她便一直在這所新成立的大學擔任教職。
在1950 -1960年代，郭美華結識了不少來自西方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其中包括第一位加入中共的美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著名的澳大利亞戰地記者貝卻敵（Wilfred Burchett）以及現年107歲的加拿大學者饒素梅（Isabel Crook）——她亦是工合運動的參與者。
1954年，郭美華與顏澤龍的女兒顏小曼出生。然而，當時中國與西方之間惡劣的政治環境讓小曼在幾十年後才第一次踏上澳大利亞的土地，見到從未謀麵的親戚。
文革遭遇留下深深創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與工作性質都還令人滿意，但1950年代後期至文革時期的經濟政策與政治運動讓國家陷入癱瘓，普通人的生活也日漸艱難。
對郭美華來說，生活上的艱辛並不是最痛苦的。文革期間，她在精神和肉體上受到了深深的傷害。正是這段經曆導致她產生動搖，進而做出離開中國的決定。
文革開始後的1966年，郭美華與二外的很多同事都受到隔離審查，不得踏出校園半步。後來，二外又在該校的老革命、教師和海外背景人士中開展了甄別出“壞分子”的運動。由於海外出生的背景，郭美華與另外十多名教師都受到影響，不斷受審，個人的生活也遭到批鬥。
那時，顏小曼在13歲時就開始要獨立生活，因為父母都被強製在單位接受隔離審查，不能回家。
1968年，二外在河南明港設立了五七幹校，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師生一起挖溝、修路、壘牆、或是幹犁地、翻土、割麥等艱苦的農活。
像郭美華一樣，郭氏大家族中另一位在澳大利亞出生但一直定居上海的遠親也遭到迫害。她就是永安公司創辦人之一郭標的四女兒郭婉瑩（又名郭黛西，Daisy Kwok）。中國女作家陳丹燕根據郭婉瑩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曆寫了《上海的金枝玉葉》一書。2009年，《上海的金枝玉葉》中文版麵世，英譯本也在同年發行，負責英文版翻譯工作的便是與郭婉瑩有類似人生經曆的郭美華。
進入1970年代，中國逐漸對外開放，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出現變化，下放農村勞動的郭美華與其他一些師生獲許重返校園。
雖然生活逐漸恢複正常，教師工作重新受到尊重。然而，名譽和地位的恢複無法消除文革歲月在郭美華心中留下的痛苦烙印。
1975年10月，郭美華獲許前往澳大利亞，與近30年沒有見麵的家人團聚。郭美華認為，由於文革期間的磨難，自己應該永遠回到澳大利亞，並且應該把女兒小曼也接回來完成學業。文革期間，很多與小曼年齡差不多的青年連初中還沒畢業就因上山下鄉這類政治運動而失學。
1977年10月，郭美華為了接女兒而回到北京，並在1981年成功帶她回到了澳大利亞。郭美華的丈夫顏澤龍則選擇繼續留在中國，直至2004年去世。
初回澳大利亞後，郭美華與小曼在堪培拉定居。65歲時，已到退休年齡的郭美華重返校園，於1984年在堪培拉高等教育學院（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獲得了主修專業寫作的文學士學位，兩年後又拿到了應用經濟學研究生文憑。
郭美華開始寫作，向一些報刊投稿。在她的作品中，有不少有關中國的文章。
一部口述曆史的遺著
雖然返澳後的生活讓郭美華感到滿意，但她並未忘記文革時的遭遇。
文革期間，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內那些遭到審查批鬥的人被不斷要求反省，自我批判，為做過的事情懺悔，承認階級罪行，並被迫表現出接受再教育的渴望。
文革時，出生在澳大利亞的郭美華開始批判性地分析，在澳大利亞時，占主導地位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對待她這樣的華人的態度，華人受到的歧視以及文革期間她被當成外國反革命嫌疑人而受到的不公對待。
文革前的20年中，郭美華始終在努力為建設一個新國家而出力卻被當成外國反革命。
這是郭美華苦苦思索的問題。
就是在文革期間，她萌生了研究過去150年來澳大利亞華人移民家庭史的想法。
郭美華去世後，在她遺留下的文字中有這樣一段話：
1987年，71歲的郭美華開始采訪一些早期移民家庭的後裔，並在十多年後撰寫了一部反映澳大利亞早期華人移民綜合曆史的著作——《明珠南流》（South Flows the Pearl）。
郭美華獨自一人，在沒有外界幫助的情況下用了八、九年時間采訪了十多位早期華人移民家庭後代，采訪錄音時長共45小時，記錄在41盤卡式錄音帶上。後來，她又決定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將搜集到的錄音資料整理為書麵資料。這樣，她又用五年時間，在80多歲的高齡完成了這部被稱為澳大利亞華人移民口述曆史的著作。
郭美華的女婿理查德·霍斯伯勒（Richard Horsburgh）與妻子小曼承擔了《明珠南流》一書的編輯工作。他對ABC中文表示，雖然郭美華生前一直想讓這部記錄澳大利亞早期華人移民曆史的書稿出版，但始終沒有出版社感興趣。
然而，這部書的價值並未因此而湮沒。
顏小曼說，自己真正開始讀母親的這本書是在自己退休後，正是《明珠南流》讓她對廣東有所了解。
理查德則表示，看到書稿前，自己對澳大利亞華人曆史一無所知，而書稿中記述的內容讓自己眼界大開，與學校中學到的差別很大。
他還說，雖然我們說這是一部反應澳大利亞華人曆史的書，但郭美華卻始終認為這是一部講述澳大利亞曆史的著作，隻是通過華人視角講述出來。
2008年，郭美華在悉尼安然辭世，享年92歲。
讓人欣慰的是，在郭美華誕辰106年之際，這部傾盡心血完成的遺著《明珠南流》終於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