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通過大眾民主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第一次曆史嚐試。它像一場摧枯拉朽的暴風驟雨，在曆史的記憶中漸行漸遠。它的偉大就在於它踐行了巴黎公社原則，開辟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新道路。
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脫胎而出的新中國一窮二白，雖然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但尚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一步邁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通過高積累和低消費，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會經濟積累，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由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計劃管理方式與社會主義之間沒有必須過渡的階段，中國共產黨和列寧去世後的蘇聯都選擇了暫時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辦法。中國很快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體製，在國家政權和主要生產關係上奠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
在社會生產力十分落後的曆史條件下，暫時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積累，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唯一現實的道路。之所以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因為國家資本主義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權管理體製，由龐大的行政官僚機構來實行計劃性管理，不僅管理成本巨大，而且必然導致嚴重的長官意誌和個人專權，與無產階級大眾民主發生矛盾，存在依靠官僚精英、時刻製造新的不公平、威脅社會主義公平原則的官僚主義傾向。
並且，在這個官僚體製所根植的中國當時社會生產關係的土壤中，仍然保留著大量私有製小生產成分，上層建築的某些方麵，尤其是思想意識和文化領域還滯後於業已建立的公有製經濟基礎，攜帶著以往私有製的各種烙印。封建官本位等級秩序的殘餘和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存在於各種社會政治經濟關係中，並作為思想意識形態頑固盤踞在人們的頭腦裏和各類文化形式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影響成為體製官僚主義的催生劑，時刻侵蝕執政黨隊伍，與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執政宗旨相對抗，使行政管理體製逐漸顯露出脫離人民的官僚化統治跡象。毛澤東對此恨之入骨，把這種官僚主義叫做“死官僚”，認為“死官僚不關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觀願望如何，實際上幫助了敵人，是反革命的同盟軍。”對已經建立的國家資本主義官僚管理體製很不滿意。這個問題如不解決，必然會使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失去無產階級性質，成為一場曆史曾反複上演過的輪流坐天下的普通農民起義，像前蘇聯一樣導致修正主義，進而複辟資本主義。一句話，體製的官僚主義傾向和舊時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製著中國社會剛剛開始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進步。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從中國社會管理體製的官僚化和國際共運的修正主義動向中，敏銳察覺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必須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創造性的實踐探索，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使踐行這一理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無前例的深遠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