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賢策，男，北京大學中文係中共總支書記，1948年入北大曆史係學習。1966年被作為“黑幫份子”遭到“鬥爭”、侮辱以及毒打。1966年9月2日，程賢策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樹林中服毒自殺。時年38歲。
我在文革後考進北京大學中文係讀書，從來沒有聽到人提起程賢策的名字和他在文革中自殺的事情。雖然這個大學剛剛發生過文革這樣的重大曆史事件，文革曆史還未得到記錄和分析，但是，有著著名文科科係的北京大學，卻不教學生去認識和分析這些發生在自己學校的重要曆史事實，這顯然不恰當也相當具有諷刺性。不過，這也是普遍的現象。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最高權力當局的嚴格禁止。
後來我開始調查各所學校的文革曆史，特別是在1966年被迫害而死的教育工作者們，包括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人以及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的人。我跟很多文革的經曆者們談話，請求他們回憶文革時代的人和事。這時候我才聽說了程賢策的名字。北京大學數位老師的回憶和敘述，提供了一個一個的片斷，使我能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漸漸拚裝出程賢策在1966年文革開始後的遭遇，並且整理出他被推向死亡的過程的線索。
1966年1月，作為中共總支書記，程賢策領導中文係的師生開會並發表講話，內容是關於批判當時已經被報紙點名批判的《海瑞罷官》一劇。顯然，他和中共北京大學黨委一樣，都沒有反對過文革。而且，他們都盡量積極地投入了文革最初階段的活動。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命令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的標題叫做“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 陸平、彭佩雲是當時北京大學的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也就是學校的最高負責人。在廣播大字報的同晚，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取代那裏的原來的領導。工作組宣布北京大學是“頑固的資產階級反動堡壘”。陸平、彭佩雲被宣布撤職。北京大學原來的整套領導幹部都變成了“黑幫份子”。程賢策作為中文係中共總支的負責人，也被宣布停職。
1966年6月中旬，北京大學中文係的工作組曾經在辦公樓禮堂開“批鬥會”，程賢策是重點被“批鬥”的對象。工作組員和學生代表在台上講話，程賢策站在台下聽“批判”並回答他們的質問。工作組依據百分比，把所有的幹部和教師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工作組大力鼓勵學生“揭發”“批判”所謂“牛鬼蛇神”。雖然所有的幹部和教員都表示願意檢討自己，“改正錯誤”，但是他們仍然遭到窮追不舍的“揭發”和“批判”。除了語言上的攻擊，校園裏出現人身攻擊：戴高帽子，往身上貼大字報，推人，打人，揪頭發，等等。有人自殺。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園發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學生未報告工作組，就在全校範圍內對那些已經被“揪出來”的人展開了大規模的暴力攻擊。他們在多處場地，把校係兩級和學校附屬單位的正在受到“批鬥”的人拉來“鬥爭”，實際上是毆打和進行人身侮辱。幾十個學生到中文係辦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賢策揪出來”。
程賢策在慌張中逃入一個女廁所。當時正在廁所中的一位女職員說，她見到一個男人衝進來，先受了一驚，她認識程賢策，比他年長。意識到發生了什麽事情以後，她裝作拉褲子，想要阻止男學生闖進女廁所。但是學生根本不聽，把程賢策從女廁所裏抓了出來。中文係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也被抓來。學生用拳頭和棍子打他們，還把廁所裏的大便紙簍，扣在他們頭上。向景潔是中文係副主任，是中文係行政方麵的第二負責人，他頭上身上被倒了紅的黑的幾瓶墨水，麵目全非，晚上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他背上被打得滿是青紫，給他敷了藥膏。
原來已經零散發生的暴力行為，在6月18日那一天發展成大規模的集體性的暴力行動。那一天，程賢策的連襟胡壽文（他們的妻子是姐妹）遭到暴力攻擊。胡壽文是北京大學生物係講師和中共總支副書記，他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那天北京大學各係共有六十多人被用這樣野蠻的方式“鬥爭”。
雖然工作組一直在大力鼓勵學生和“黑幫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所謂“鬥爭”，並計劃很快嚴厲懲罰“牛鬼蛇神”，但是對於6月18日在北京大學出現的那種不受工作組領導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表示反對。北京大學工作組寫了“第九號簡報”，反對“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給各學校，要求各地參照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製止學校中的“亂鬥現象”。劉少奇不是不要學生“鬥”人，而是不要他們“亂鬥”。
劉少奇的做法，遭到毛澤東的反對。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連兩天，“中央文革小組”到北京大學召開全校群眾大會，毛澤東的妻子是這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大會上講話，內容之一，是攻擊北大工作組對待“618事件”的做法，他們讚揚“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責備北京大學工作組是一個“障礙物”。他們宣布北大工作組是一個壞工作組。另外一個觸目驚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會上，在江青等人的旁邊，在北京大學一萬師生員工麵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彭小蒙用銅頭皮帶打了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這是最早的在大會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五天後，毛澤東在給當時還隻是一個中學生小組的“紅衛兵”的支持信中點名表揚彭小蒙。
暴力行為得到毛澤東和其他文革領導人的明確支持和提倡，全麵興起。7月27日，聶元梓倡議建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同時，也倡議建立了校園“勞改隊”。8月4日，西語係教授吳興華在校園內“勞改”時，有紅衛兵學生強迫他喝水溝裏從附近化工廠流入的汙水。他中毒昏倒，卻被紅衛兵說成是“裝死”。當天晚上吳興華死亡。時年45歲。
程賢策進了“勞改隊”，和中文係其他幾個“牛鬼蛇神”一起刷洗打掃學生宿舍廁所。他們做得非常認真，把廁所打掃得極其幹淨。有一天正在廁所裏勞動，程賢策被一學生叫走，他回來的時候，本來濃密的頭發中間被剃去了一個十字型的凹溝。接著又叫同在“勞改隊”中的向景潔去。程賢策小聲關照他：“老向，千萬穩住，別有特別的表示。”向景潔被三四個人按在椅子上，他的頭發被剪了個亂七八糟。
程賢策被剪了頭發之後，回到家裏。當時他和一家人，與他的連襟一家人，合住一個兩臥室的單元。每家的大人孩子都住在一間臥室裏。雖然他們都是係一級的負責幹部，但是生活條件相當寒酸，住房如此擁擠，他的連襟連自行車都沒有一輛。這種貧窮的生活狀況是和當時整個的經濟狀況直接相關的。這不但是由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的，也因為相當數量的一批幹部在當時不但不事生產，還專門從事“階級鬥爭”，阻礙和迫害那些從事生產和建設性工作的人們。他請他的連襟胡壽文幫他把頭發修理一下。那天胡壽文也被強剪了頭發。胡壽文說：修他幹什麽？誰難看？是他們剪的。他比較坦然，不在乎。他替程賢策盡可能把已經被剪得亂七八糟的頭發修好一點。他很為程賢策擔憂，因為看到他每天“勞改”回來，都疲憊至極的樣子，脫了鞋子就靠在床上，無力挪動，一言不發。
後來，程賢策、向景潔和教中國古典文學的女教授馮鍾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掛著寫有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學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帶拾檢西瓜皮和清理垃圾。當時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紅衛兵來北大進行所謂“革命大串連”。據當時的記錄，最多的一天有13萬人次到北大校園“參觀取經”。商店前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攔住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們站在反扣過來的垃圾筐子上“交代罪行”，或者“交代”他們的家庭出身（因為那時候紅衛兵特別強調家庭出身）。侮辱他們和打他們的事情每天發生。沒有人製止這些暴行。隻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門的路上，有一個外國人，會說不地道的漢語，勸阻打他們的紅衛兵說：“你們這樣作是不對的，他們已經承認了錯誤，就不要打了。”他的勸說不起作用。
除了“勞改隊”的折磨，程賢策還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各種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上遭到“鬥爭”。其中較大規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學文革籌委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鬥爭”北大的最高負責人陸平。程賢策是係一級的幹部，也被拉去“陪鬥”。被“鬥”和“陪鬥”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掛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們的“罪名”如“黑幫份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之外，還有他們的象死刑犯一樣被打了大紅叉子的名字，而且，他們都被強迫保持低頭彎腰雙臂後舉的姿勢，當時有專門術語，把這叫做“坐噴氣式”。
校園暴力再度升級，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100萬紅衛兵之後。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大學的“革命師生代表”。毛澤東還給北大校刊寫了題詞“新北大”。這無疑是對北大校園裏已經發生的一切的極大支持。8月18日接見之後，紅衛兵暴力全麵升級。北京每天先有幾十人後有幾百人被打死。
8月24日，北京大學生物係和中國醫科大學預科班的一些學生來到程賢策和胡壽文兩家人合住的單元抄家。他們兩家除了一些書，沒有什麽財產。他們的書被貼了封條。學生用銅頭皮帶毒打他們。當時紅衛兵的標準裝束是臂帶袖章，身穿軍裝，腰係軍用皮帶。這皮帶也用來抽打人。在8月初，紅衛兵打人有時還顯零星形式，到了下旬，紅衛兵打人已經發展出了一套方式，他們可以正式擺開架式，用皮帶一口氣把人抽上幾十下。軍用皮帶厚重並且帶有粗大的銅扣，對人的肉體傷害性很大。在打他們的時候，還有人大聲咒罵說：“老子今天是沒有槍，要是有槍就打死你們。”等學生走後，他們的衣服已經被打爛嵌進肉裏，黏連在血肉模糊的身體上。後來慢慢用溫水潤開了血痂，才把衣服脫了下來。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學區，是暴力發展的關鍵日子之一。清華大學紅衛兵請清華附中紅衛兵出麵，用大卡車裝了十二所中學的紅衛兵來到清華大學，他們一方麵撕毀了清華校園裏出現的攻擊劉少奇等國家級領導人的大字報（當時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的意圖還沒有很多人知道），另一方麵，在清華和北京大學的校園裏開始抄家和打人，把當時中學紅衛兵開創領導的暴力和殺戮之風全麵帶進大學。在那一天，離程賢策家不遠的另一處北大宿舍裏，英文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之後，於當天晚上在家中自殺。
在8月24日之後，還有學生，包括附近中學的學生，來到程賢策和其妻妹家中亂翻東西，打他們。在北大校園裏，暴力攻擊也加劇了。有一次，程賢策被紅衛兵用草席卷起來用棒子亂打。他看不見打他的人。棒子無情地落在他渾身上下。
8月30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召開。當時的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出席了大會。大會建立正式的權力機構“北京大學文革常務委員會”，聶元梓當了主任，她講話“確定今後戰鬥任務”是要“徹底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陸彭黑幫，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徹底摧毀舊的教育製度”。那天晚上，程賢策和他的連襟一起沒有資格參加這樣的大會。他們在家裏的平台上一起聽了高音喇叭裏聶元梓的講話。程賢策始終表情沉重一言不發。事後他的連襟才意識到，那時候程賢策已經徹底明白也徹底絕望了。從7月27日到8月30日，在“工作組”撤銷後，北京大學一步一步建立起來了一個新的權力體製，暴力迫害正在越來越係統化和製度化。各種跡象都清楚地顯出已經發生的一切暴行並不隻是年輕學生一時的亂打亂鬧，而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殺戮與迫害。
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數十萬紅衛兵。第二天，9月1日， 北京每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達到了最高峰，那一天有三百人被打死。
9月2日，程賢策帶一瓶烈酒和兩瓶濃縮殺蟲劑敵敵畏，來到北京大學西北方向十公裏外的香山的樹林中自殺。
至於程賢策到底遭受過多少折磨和毆打，無法知道。這裏我能記錄下來的，隻是他的幾位同事親友所看到的。我的判斷是，他們僅僅知道程賢策所遭受的折磨和毆打的一部分。在我以前寫出別的文革受難者的故事的時候，有人問過我所寫的是不是誇大了的。我自己的看法非常明確，我的報告實際上隻可能遺漏了大量的受難者遭受的酷刑和侮辱。因為死者已經死去，永遠不可能說出他們身受的苦楚，作惡者現在總是掩蓋和縮小他們對受難者所作的惡行，而旁觀者隻看到零星片斷，缺乏同情心的旁觀者還往往對他們的受苦視而不見，早已忘卻。
9月2日早晨，程賢策沒有在“勞改隊”裏按時出現。
和他同在“勞改隊”中的向景潔等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對他竟然敢在這種情況下遲到缺席感到疑惑。後來他們被叫去開一個“鬥爭會”，聽到宣布程賢策“自絕於人民”“變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的話）”，才知道他已經死了。
程賢策雖然死了，紅衛兵還用白紙寫了他的名字，把紙標插在“鬥爭會”會場上，兩邊還站著“陪鬥”的人。開會“鬥爭”已經死去的人，在北京大學裏程賢策不是唯一的例子。
程賢策之死的一個直接的結果，是中文係副主任向景潔“升級”成為該係“第一號黑幫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殘酷“鬥爭”。一天傍晚，有一群學生到他的家裏，把一個預先準備好的布口袋套在他的頭上，不顧他家人的哀求，把他拖出了家門。他們把向景潔綁架到一個房子裏後，才把套他頭上的罩子取下。
接下來的場景完全是按照電影裏的某種審訊方式布置的。他們用強燈光照向景潔的臉，問他問題，而他們自己卻在陰暗處聽他的回答。窗戶都是蒙死的，他不知道是在哪裏。他們審問了他整整一夜。審問的“罪行”，不是別的，是文革前中文係中止了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豆豆）的學籍，這被說成是“迫害林豆豆”，以及“迫害林副統帥”。實際情況是，林豆豆曾經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她不願意再學工科，教育部給北大發文，要北大中文係收下她。林豆豆從清華大學來到了北大中文係。中文係派了專人照顧她，還派了兩個教員幫她補課。沒有人迫害過林豆豆，也沒有人有過這樣的念頭。林豆豆後來長期請病假，已經超過了學籍管理條例關於需要因病退學的時間，還是沒有請她退學。後來她實在不會再來，中文係才中止了她的學籍。文革帶來的權力的前所未有的惡性膨脹，使得林豆豆退學的事情居然成為中文係的“罪行”，而且竟然用這樣凶惡的方式來折磨中文係的負責人。
1968年1月25日，北京大學校文革委員會專門開了一個大會，以“迫害林副主席女兒”的罪名“批鬥”了一批人。假如程賢策還活著，作為中文係的負責人，他一定會被拉到這樣的“批鬥會”上遭到“鬥爭”。
1968年，北京大學建立了一所校園監獄，命名為“黑幫監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職員工關在裏麵。那年6月18日，關在“監改大院”裏的人被拉出來“鬥爭”。當他們排隊穿過校園的時候，甬道兩麵站滿了學生，手持棍棒皮鞭，爭相痛打他們。然後，他們被拉到各係，施以種種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園裏充滿了狂熱的殘忍與惡毒。中文係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這場殘酷的“夾鞭刑”。這樣作，是為了兩年前的這一天發生了“618事件”。一個殘酷而醜陋的日子，又用這樣的殘酷而醜陋的紀念和慶祝，是為了再次肯定暴力折磨和虐待的“革命”意義。如果程賢策還活著，他那天也一定會遭到這場暴打。從程賢策第一次被毒打的1966年6月18日開始，兩年裏麵，暴力迫害從未停止，還不斷發展出新的形式來，也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我從與多位北大老人的訪談筆記中，整理出了以上程賢策的故事。從中可以看出程賢策走向死亡的一步一步的軌跡。從1966年6月1日開始，到他在9月2日自殺身亡，他所經曆的迫害都和文革的步驟密切而直接地相關聯。6月1日廣播北大大字報以後，他被停職被揭發批判；6月18日事件中他被打被侮辱；毛澤東對“工作組”和劉少奇的攻擊，使他進了“勞改隊”，被剪了頭發，掛了牌子；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大力支持使他被抄家和遭到進一步毒打。他是在經曆了整整三個月的文革以後，才決定自殺的。在這三個月裏，文革的暴力迫害一步一步發展起來。在他自殺的時候，暴力虐待沒有停止的跡象，暴力的權力機構卻一步步穩固起來，作為文革對象的他的處境越來越惡劣。他死後的事情則說明，如果他不自殺，他也一定會遭到更多更漫長的迫害。
他的死，是非常陰暗，非常悲慘的。他的死不是孤立的個別的案例。在北京大學裏，發生了一係列這樣可怕的故事，有一批人遭到這樣的命運。程賢策的死是北大人的集體的文革命運的一部分。北京大學建立於1898年的維新運動中。大學本來應該是中國現代化、科學和文明的代表。但是在文革中，北京大學卻變成最野蠻殘酷的行為發生的地方。暴力性的“鬥爭會”，包括毆打侮辱掛黑牌戴高帽子等等，校園“勞改隊”，校園監獄，都在北京大學校園領先開始，更不要說道德方麵的墮落如誣陷、謊言、諂佞等等普遍發生。北京大學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是“文革”真正劇烈改變社會傳統以及行為規範的最成功的例子。這種“成功”令人震驚也令人思考。
當我在北大作訪問調查的時候，未有機會和北大中文係的樂黛雲教授談話。2001年我才讀到了她的《絕色霜楓》書中關於程賢策的一章。應該指出，樂老師關於程賢策的文革經曆的記述有誤。樂老師錯記程賢策在1966年6月遭到暴力攻擊後立即就自殺了，其實他死於9月。這個記憶錯誤背後實際上也有很令人悲哀的背景：他們年輕時曾經是接近的朋友，但是在樂黛雲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以後，程賢策則仍在領導幹部位置上，他們就不再來往，所以樂黛雲對程賢策後來的遭遇了解不多。
很重要的是，樂老師的書講述了1948年她和程賢策的相識，以及他們在1950年代的交往。這使我了解程賢策在文革之外的故事，以及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有過怎樣的思想經曆。
據樂黛雲老師的書所寫，在1948年她還是大學新生的時候，程賢策最先向她介紹了共產黨歌曲和革命思想。1951年，部分北京大學文、史、哲三係的師生去江西省，和很少幾個地方幹部一起，組成了“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程賢策是這個團的副團長。樂黛雲當時19歲，掌管一個村子。按照上麵規定的土地數目，在這個村子裏劃出了八個“地主”。後來這八個人全部被槍決，並且“陳屍三日”。八人中有一名老人，一輩子在上海做裁縫，攢錢在家鄉買了地，成了“地主”，被槍決了。樂黛雲當時不能習慣這樣的殘忍。作為土改工作團領導人的程賢策“開導”她說，“不能憑道德標準，特別是舊道德標準來對人對事。”“由於我們的小資產階級出身，我們應該對自己的任何第一反應都經過嚴格的自省，因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結果。尤其是人道主義、人性論，這也許是我們參加革命的動機之一，但現在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對立麵，這正是我們和黨一條心的最大障礙，因此，擺在我們眼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徹底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程賢策要她把這樣的“懲罰”視為“必然”，從理論到實踐都接受這種對被指為“階級敵人”的人的殘酷做法。
不知道這個程賢策當副團長的“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管多少個這樣的村子，殺死了多少個地主。這是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審判程序的殺戮。這樣的殺戮，破壞了法律製度，破壞了農村經濟，也破壞了人們的道德和良心。參與者以革命的名義作了這些，在摧毀所謂“敵人”的同時也在把自己改變成另一種人，即不要人性和道德的人。
樂老師的書裏沒有寫這樣的“土改”之後程賢策具體作了什麽。我仔細閱讀了北京大學在1998年編印的《北京大學紀事》，從中找到程賢策在北大的蹤跡：他在1950年擔任北大學生會主席團主席，1951年建立中共北京大學黨委的時候，他當宣傳部副部長，後來當過統戰部副部長。1959年，他被任命為專職的中共中文係總支書記。1966年初，他領導了一段時間的文化革命直到他自己被“打倒”。
在“土改”之後，北京大學校園裏進行的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然後是長達數月的“忠誠老實運動”。然後是“院係調整”，大學重組。北京大學搬到了被取消的燕京大學的校園裏。隨後是更冷酷無情的“反右派運動”。1957年，北京大學有716名學生和教職員被劃成了“右派份子”，而當時全校學生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當初跟隨程賢策搞土改鬥地主的樂黛雲老師被劃成了“右派份子”並“下放勞動”。在1949年被樂黛雲說服未隨父親去美國留學的好友朱家玉被劃成“右派分子”後投海自殺。中文係的一批老師和學生被劃成右派，其中有女學生林昭（請讀“林昭”網頁）。林昭離開北大後又被判刑，在文革中被槍決。
一批一批的人成為“敵人”，一旦被指控，就被無情地清洗出去，既不能自我辯護，也逃脫不了殘酷的處罰。革命的巨爪不但在農村，也在這所中國最早建立的現代大學裏麵，把人一把一把抓起來，糟蹋丟棄。在一係列改造原來的北京大學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革命”過程中，我們無從知道程賢策作為一個專職的“政工幹部”的內心感受，但是他顯然一直處在領導力量而不是被攻擊對象之中。樂黛雲的書寫到了程賢策的人格魅力，他的笑容和熱情待人的兄長風度，程賢策的同事們也說到他的精明、活躍與文雅的風度。但是，對實行“階級鬥爭”的信奉和對人性和人道精神的摒棄，對一個人的行為顯然能起更重要的作用。
文革開始。這一次他被指定為革命的對象了。他被“揪”出來被侮辱被打罵被“勞改”，北京大學的領導人在文革中，象15年前在江西的那些地主和1957年的北大的那些“右派份子”一樣，在一片喊打之聲中，毫無辦法自衛。1966年的所謂“黑幫”、“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就象1950年的地主，就象1957年的“右派份子”，隻要革命的領導人圈定你是“敵人”，你就失去了法律保護和得到社會正義的可能，死路一條。程賢策對這套做法可能理解非常深，在采訪中，認識他的人都沒有提到他曾經抱怨過他所受的虐待。隻有對這一套不夠了解的人才會驚訝和抱怨吧。他則了解“階級鬥爭”就是這樣“搞”的。程賢策忍耐了三個月。他自殺了，沒有再抱幻想。
在1966年，程賢策從“革命者”變成為“革命”的打擊對象。看起來，文革好像是非邏輯的。但是實際上這一切有其內在的邏輯。檢視往事，現在可以看出，一批人在參與迫害的同時，也鋪就了迫害他們自己的道路。因為他們參與的迫害，不隻是對一些個人的否定，而且是對法治、對程序正義、對一個公民應該具有的公民權利的根本否定。當一套可以超越法律置千萬人於死地的機構已經建立起來，當一批批可以充當打手的年輕人被準備好了，那麽參與建立這套機構與準備這些打手的人自己也會被吞吃掉。程賢策的死亡是恐怖的，是悲劇性的，他的人生道路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