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加州的海邊，院子外麵是一條彎彎的石徑，通向一片靜謐的沙灘。海浪每次拍打岸邊時，我都聽見一種古老的呼吸聲，那不是風的呼吸，而是人類曆史深處的歎息。多年冥想，我學會了用靜坐去觀察世界的腳步，卻始終無法忽視來自遙遠東方的那股沉重味道——一種叫作“唯利是圖”的勢利氣息，從人到人，從城到城，像霧氣一樣彌漫開來。
這種文化，不是某個時代突然降臨的，它像細雨滲入土壤，一代一代地滋養了某種根係。起初，人們說它是生存智慧，是在動蕩中保命的手段。後來，它變成了習慣，習慣變成了規則，規則變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標準。錢成了秤，秤的一端是黃金，另一端是人心。
我記得第一次真正體會到這種文化的鋒利，是在一次返鄉途中。那天在老城的街口，我遇見一位童年好友。他穿著一件亮得刺眼的皮夾克，手裏拿著一串鑰匙，不是為了開鎖，而是為了晃動時發出聲音。他寒暄幾句，目光已經在我身上來回打量，像在計算我身上的價值。當得知我在海外生活，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但立刻又暗了下去——聽說我沒有做“大生意”，隻是靜心修行。他嘴角閃過一絲難以掩飾的失望，那一刻我感覺我們之間不再是兩個人的對話，而是兩件標了價的物品在比對標簽。
勢利的可怕在於，它不隻是外在的炫耀，它會悄無聲息地進入教育。學校裏，成績本應是對知識的衡量，可在一些地方，它卻成為攀附權力的通行證。家長不是問孩子“你學到了什麽”，而是問“你考第幾”。孩子也學會了，如果能和有勢力的同學做朋友，就可以省下很多麻煩。久而久之，他們習慣了用別人的資源來定義自己的價值。等他們長大進入社會，這種思維被完整帶進職場：選擇工作不是看使命感，而是看名片上印的頭銜和薪資數字。
這種文化甚至滲入家庭。飯桌上的對話很少關心真正的幸福，更多是比較誰家的孩子買了多大的房，誰的親戚在什麽部門做官。親情被一種看不見的天平稱量著，似乎隻有換算成可以炫耀的數字，才配被當作值得傳頌的故事。真正的溫暖和理解被壓在角落，慢慢發黴。
我曾在一所鄉村小學做過義工。那裏的孩子眼睛清亮，可家長會時，教室外總是圍著三三兩兩的家長，他們不問課堂上學了什麽，隻問老師：“我家孩子有沒有機會進城裏的重點中學？”他們的焦慮不是為了孩子多讀書，而是為了能在牌局上有一句足夠分量的炫耀詞。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像鐵絲一樣紮在下一代的心田，讓他們過早地明白了一個殘酷的“公式”：隻有當你能被利用時，你才有價值。
在組織與社會層麵，這種文化更是讓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算計。會議桌上，表麵是合作，背後是交換與交易的清單。人情、承諾、合同、甚至微笑，都被精確換算成利益。當所有人都在精於算計，社會表麵可能繁華，但內部的信任成本卻高得嚇人。你必須花一半的時間去提防，另一半時間去證明你值得信任，而真正用來創造的時間，所剩無幾。
有一次我在電視裏看到一段劇情：一個窮小子拚命討好權貴，換取一份臨時的工作。他以為這是改變命運的機會，可那位權貴隻是在用他完成一個瑣碎差事。差事完結，他就被丟在路邊，像一雙破舊的鞋子。這情節像極了現實中許多人的遭遇——當你被當作工具，便注定會在任務完成的那一刻被棄用。
冥想的日子裏，我常想到古老的教誨：人心若隻向外索取，便會枯竭；若能向內滋養，才能豐盈。可在“唯利是圖”的氛圍裏，人們很少有機會向內看，他們被不斷推向一條狹窄的路，路上隻有贏與輸、得與失。久而久之，一個民族的精神變得單薄，創造力和包容心也隨之凋零。與歐美一些社會相比，那些地方雖也有利益交換，但規則更透明，公共信任度更高，人們敢於投入時間在不立刻見效的事物上，比如科學研究、藝術創作、公共服務。這些緩慢而深遠的投入，最終累積成國家的厚度與競爭力。
有人問我，這種文化能否改變？我想，改變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它需要從個人開始，從家庭開始，從那些最日常的選擇開始——比如，教孩子先去關心別人，再去關心自己能得到什麽；在工作中先去完成價值，再去談回報。當越來越多的人願意這麽做，勢利的根就會慢慢鬆動。
多年之後，我再次走在老城的街頭。那位童年好友依然站在熟悉的街口，隻是皮夾克換成了更昂貴的款式。他看到我，笑容依舊禮貌，但眼神已不再停留太久。我知道，我們之間那道由勢利築成的牆，還在。但我心裏已經沒有了當初的沉重，因為我明白，牆外的世界，始終有人在用另一種方式生活——不急於計算得失，隻願在風聲和浪聲中，讓心保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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