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細節出現在第二十六回。先說背景：在王婆的幫助下，潘金蓮與西門慶勾搭成奸。武大郎捉奸反被西門慶踢傷，躺在家裏求生不得。他請潘金蓮好好待他，否則武鬆回來麻煩大了。潘金蓮等人一不做二不休，將武大毒死。隻等一把火燒了屍體，就萬事大吉。何九叔是本地管送死發喪的“團頭”。西門慶送他十兩銀子，要他“一床錦被遮蔽則個”，激起他的疑慮。屍體火化時，何九叔偷了兩塊骨頭，和那十兩銀子一起留作證物。且看送喪那天：
“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叫舉火燒化。隻見何九叔手裏提著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至誠……”
我要談的，是這個買了炊餅沒給錢、來燒紙錢的細節。武鬆殺嫂的故事，可圈可點的很多，為什麽提這個呢？原因是，這是一個不顯眼，但非常棒的細節。每次讀武鬆的故事，到了這裏，總生出一種敬畏，想說說它。
好的細節，有些是明顯的。比如王婆的壽衣：她設計撮合潘金蓮和西門慶，讓一個出錢，一個出力，給自己做壽衣。三人最後都死在這上麵。讀者不難領會其中的諷刺。施耐庵也喜歡，多次提及。有些則不明顯，像是考上了名校、衣著普通的窮孩子。何九叔燒紙錢應屬此列。作者也許也是一時的靈感。何九叔欠武大的錢，隻這裏提到，之前之後都沒有。
這個細節好在哪呢，它看似沒有必要啊：劇情是何九叔偷骨頭。有了骨頭，武二郎才有了憑據，先經官府（他未定有指望，但必須走這一步）再設宴逼供，最後殺死潘金蓮和王婆。我們可以理解這件證據的重要性。武鬆用私刑，他是探長、法官，也是行刑人。沒有何九叔的證物，兩個女人未定會招認，武鬆殺了她們，雖然她們確實有罪，我們也難免會認為他蠻橫；大英雄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冤殺兩個女人，這種可能性會讓我們，還有那些被武鬆邀來作證的高鄰，不寒而栗。《水滸》不是女權主義的先驅（《紅樓夢》是）但作者殺死哪怕一個王婆，也不能那麽草率的。
言歸正傳。何九叔即使沒燒紙錢，也可以偷骨頭。為什麽要燒紙錢？不僅如此，他還自願給了個理由：欠武大的炊餅錢。按理，武大死了，他不必提這個欠賬；即使提了，也該將真錢還給死者的家人潘金蓮。巧的是，不管是何九叔，還是潘金蓮，都對這筆真錢沒興趣。這不是作者的疏忽；其實真錢不如紙錢重要。或者說，九叔與武大之間有個抽象的借貸關係，比具體的那個更要緊。作者還借王婆的口（王婆說的當然是套話）做了暗示：“九叔如此至誠。”
這是個重要場麵。武大郎的冤情能不能昭雪，潘金蓮等人能不能令人信服地伏法，全在九叔的表現。如果拍電影，他提著紙錢來到火葬場必須用慢動作等手法渲染，因為初讀時我們未必意識到這場麵的重要性。重要的場麵得有相配的細節。所以九叔買的這扇籠炊餅還是豪華版（子母炊餅；我一直想知道它長什麽樣）。
買了炊餅還紙錢不僅寫實，也是象征。武大生前弱小，常被人欺負。他們罵他“三寸丁、穀樹皮”。他死後，明明死因蹊蹺，人們卻都怕西門慶，不敢為他出頭。鎮子總體是一個欺軟怕硬、無甚德行的所在。何九叔也不是因為義憤才去偷骨頭的——他是怕武鬆回來不好交代。假若武大沒有這個硬漢弟弟，他就像當今美國城市的無家可歸者一樣，死了也沒人問。那麽是否一點亮光也沒有呢？一個人冤死了，人們是否就忘了呢？也不是。何九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在保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保留了證據，稍微回報了武大生前對高鄰的善意，賠償了他們對他的惡行。偷骨頭是何九叔的“至誠之舉”；他憑此承認並報答了他（還有鎮上的人們）欠武大的。但是，文學上複雜、抽象的安排得有精美、切實的細節來幫襯，才能產生效果。承認他欠了炊餅錢，特意來燒紙，就是這個看似不必要的精美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