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讀太宰治，竟然讀到他寫的以魯迅為主角的小說，名字叫《惜別》。這對我來說是個巧遇，不期而遇，但是在網上搜尋一下，發現了解這個事情的人多了去了，我屬於孤陋寡聞。但是畢竟還有很多比我更孤陋寡聞的，可能還不知道這麽個事，所以寫一下，就算是給這些讀者帶來一個信息也是值得做的。
首先我關注的就是這兩個作家到底是否有交集。查了一下，難以一言以蔽之。首先，太宰治生於1909年，這一年魯迅離開了仙台那個醫學院，也就是魯迅寫的有藤野先生的學校，也是《惜別》這個故事的發生地。所以太宰治是魯迅的晚輩。但是在魯迅去世之前，太宰治已經在文壇上有了名氣，魯迅竟然讀了他的作品，還評價道：“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卑微而自由。他想要打破什麽，卻又沒有方向。他的痛苦在於他用心看著漆黑的世界。”
這個評價似乎也不是很正麵，但是太宰治倒是很激動。得知魯迅曾喜愛過他的小說，他不禁“狼狽惶恐、麵紅耳赤”。而且在他幾次試圖自殺的生命中，對魯迅產生了一種非常奇特而深切的感情，“漸漸地，我開始想念一個人，想得不得了，想看見他的臉，想聽見他的聲音，想得不得了，好像是腿上紮著滾燙的針灸，隻能忍耐著不動一樣。”
他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感情，我對太宰治沒有深的了解，還不知道。在這種感情的催生下，他竟然寫了這篇小說，相當於把魯迅的《藤野先生》擴展了，而擴展的內容基於他做的一些調查、他的想象和後來魯迅的作品，主要是《朝花夕拾》裏麵魯迅童年的故事，供主人公魯迅在小說裏回憶和同他人的對話。這篇小說發表於1945年，是他生命終結前的第三年。日本作家自殺的不少，太宰治也是其一。這樣的自殺傾向，應該是有種視死如歸的精神吧，就是說，死是有一定的意義的，如果沒有意義，按照中國人的想法，好死不如賴活著，怎麽可能會去死呢。
回到《惜別》這個故事。題目是魯迅那裏就有的，也就是與藤野先生的惜別，還有張照片，是藤野先生的題詞。
小說的內容就是魯迅和幾個同學以及藤野先生的交往。故事就是為對話虛構的，而對話就是為了表現魯迅的思想變化，一開始就是來學醫學，更廣泛地說是科學，認為清國人沒有認識到科學的重要性，也把日本的先進歸於對科學的重視，直到最後認識到清國人的問題不是身體，而是精神。醫學和科學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對話有時很長，顯得有些為了說教而為之，而且，其中大段援引朝花夕拾中的名篇，《社戲》、《百草園與三味書屋》和《藤野先生》，那個奔波於當鋪與藥房櫃台的少年以及與藤野先生的關係我們已經聽得很多，所以不能說很有新意，但是就當是一個回顧，更何況是從一個日本人的角度來說，總還值得品味一下。
文中的魯迅對日本推崇備至，尤其是誇獎日本那種充滿秩序的清潔感，如清晨的東京街頭，女人們頭頂白毛巾紮起袖口灑掃庭院的模樣，讓他覺得日本可愛，充滿朝氣，與暮氣沉沉的清帝國不同，讓他對中國文化以最嚴厲的態度貶損。日本的清潔是大多數中國人都認同的，我第一次去日本時，在日暮裏轉車，到街上走了走，正好看見一個老太太拿著個小掃把在門前弓著背打掃，因為那裏也算是公家的路麵，給我深刻印象。這從太宰治口裏說出來，說明他也是認可這個的。雖然他有對日本文化自負之嫌，但我們也不得不接受事實。中國的文化則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讓人不禁慚愧。
在後記中，太宰治坦言，雖然這篇《惜別》，是為響應內閣情報局和文學報國會的囑托而動筆寫成的，裏麵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政治印記，然而即便沒有來自這兩方的請求，“我也依然會在某一天試著去將這部小說寫出來。”
為了寫好這部作品，太宰治親自前往仙台醫專考察，花了很長時間搜集材料。
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隻想以一種潔淨、獨立、友善的態度，來正確地描摹那位年輕的周樹人先生”。
文中不少太宰治寫的魯迅的話語，是日本人寫中國話，是新意所在。如：“魏晉時期竹林裏的名士，……看到偽善者濫用‘禮’時，雖然覺得不平，卻無能為力。……沒有辦法了，他們產生了某種愚蠢的倔強，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提半個‘禮’字，自暴自棄，反過來說‘禮’的壞。”
我的字就寫這麽多，因為我讀了一會網上的文字，覺得自己暫時也沒有什麽新東西可寫。但最後還是把太宰治寫的一篇《為什麽要寫魯迅》附上，讓讀者繼續欣賞。
太宰治的《惜別》
打算從明治三十五年、 當時二十二歲的周樹人心中燃燒著在日本學習醫學、以此重建他那到處是病人的祖國這一美好理想、作為清國留學生到達橫濱寫起。在他多感的眼中，日本的土地映現為怎樣的景象？在橫濱開往新橋的火車上，眺望窗外日本風景時的興奮，以及隨後兩年間在弘文學院的單純、寧靜的留學生生活。他曾經怎樣愛著、怎樣理解東京這座都市？不過，他對於留學生同伴們懷有近似於厭惡自我的排斥，明治三十七年九月進入連一個清國留學生都沒有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此後兩年間他在仙台的生活甚至成為決定了他一生的重要時期。
在這一時期，受到醫專兩三個日本學生的惡意對待是事實，但另一方麵，似乎是作為超額的補償，他擁有了難得的日本良友與恩師。特別是關於藤野嚴九郎教授那比大海還深的恩愛。
他在後來甚至寫下《藤野先生》這篇充滿感恩之情的名文——文章寫道∶
隻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麵。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麵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麵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
而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仙台鎮，作為唯一的清國留學生在民間旅館居住下來之後，他逐漸地開始理解了真正的日本的形態。正值日俄大戰激烈進行之際，接觸到仙台人們的愛國摯情，即使是身為外國人的他也曾數次驚異、感奮。他本是心中燃燒著對自己祖國的熱愛之情的俊才，但與眼前所見的日本的清潔、活潑的姿態相比較，想到自己國家疲憊的老態，心情幾近絕望。但不能失去希望。日本的勃勃生機來自何處？他開始懷著異樣的緊張感觀察周圍日本人的生活。
本來，清國青年來日本留學並非認為唯有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國，真實的想法好像是∶應當學習的依然是西洋文明，但日本已經在擇取西洋文明之精粹而進行運用方麵取得了成功，無須專程去遙遠的西方，在近鄰日本學習就能以很小的代價吸取西洋文明。
二十二歲的周樹人同樣懷著那種想法渡海來到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經過各種細致觀察的結果，是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著與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獨自的、凜然而又難以侵犯的品格。清潔感，這在中國完全看不到的日本的清潔感究竟來自何處？那美的根源難道不是隱藏在日本家庭的深處？——他開始這樣思考。或者，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全部沒有例外地擁有在他的國家不被接受的單純的潔淨信仰（稱作理想也可以）。
但是，依然不是十分明白。他的思考慢慢地開始往上追溯到關於教育的敕語、賜予軍人的敕諭。這樣，他終於得出了明確的結論——中國自身作為獨立國家的存在也變得岌岌可危，絕不是因為中國人肉體上的疾病，顯然是起因於精神的疾病，即起因於喪失理想這種懶惰、傲慢、可怕的精神疾病的蔓延。他認為為了改造此種病態精神、將其提高至中國維新之信仰，借助於美麗而崇高的文藝是最近的捷徑，明治三十九年夏（六月）從醫學專門學校退學、 告別了以恩師藤野先生為首的朋友以及仙台那些親切的人們、心中燃燒著文藝救國的希望重回東京。
作者打算在他氣宇軒昂去東京的地方擱筆。如果僅僅敘述梗概，會出現過多講道理的情形，那是不行的。作者打算著力於周樹人在仙台與日本人的令人懷念的、美好的交往。打算讓各種各樣的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周樹人曾經非常喜愛兒童）出場。
作者對魯迅晚年之文學論無興趣，故晚年魯迅之事一概不涉及，打算描寫僅僅作為一位清國留學生的“周先生”。不卑視中國人，亦絕不進行淺薄之煽動，欲以所謂潔白、獨立親睦之態度對年輕之周樹人作正確、善意之描寫。
所懷意圖為讓現代中國之年輕知識人閱讀、使其產生“日本也有我們的理解者”之感懷，在日本與支那之和平方麵發揮百發子彈以上之效果。
原標題：《惜別》之意圖
《太宰治全集》第九卷。築摩書房昭和五十二年·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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