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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鄉鎮上小學時，曾經暗戀過班上一個男孩兒，人稱“五皮牛”。長得黝黑但很茲尼，一雙眼睛亮亮的，閃著狡黠的光。
最開始是上學的路上看他推鐵圈兒推得很棒，高揚著頭顱邁著大步很從容的樣子。拐彎抹角兒上坡兒下道兒，時走時跑那小鐵圈兒著了魔似的粘在那個鐵架兒上，還隨著快慢節奏發出音樂般的“吱兒吱兒”的響聲，羨慕得緊。有一次央求那男孩兒，讓我試一試，誰知在人家手裏乖乖的，到我手裏就不聽調遣，玩兒不轉。“五皮牛”說：“算了，男孩兒玩兒的。”
後來就常常留心於他，趁他不在教室，或在老師辦公室裏偷偷翻看他的作業本，又驚訝地發現了他的美術天賦。本子上作業的空白處，左或右下角，多處畫著小蘭花兒，小雞小鳥，卡通人兒等，無師自通，畫的栩栩如生。心中越發愛慕，不自覺的目光總是追隨著他，他大概也有所察覺。
他們家弟兄六個，不知為何外號都叫“皮牛”。村裏人稱他們“大皮牛，二皮牛 …… 六皮牛。”他是老五，性格不溫不火的，頗有幽默感。木著個小臉兒說笑話兒把大家逗得前仰後合，他沒事人兒一樣，我們方言那叫“悶搗兒”。
那個學校有個很不好的風氣，或許是出於嫉妒，農村孩子經常欺負幹部子女。我母親是學校老師，我的情況還好些，但也常受到冷嘲熱諷。放學後跟他們一起下地割草，家裏沒有籃子，就用個小繩捆起來背回家，給房東家喂豬。那些調皮孩子們就起哄：“冰花，割這麽大一捆啊，比得上貓腰了！”
去翻地，家裏沒有磨得錚亮的尖頭鐵鍁，就拿家裏和煤的平頭小鐵鍁，使足了氣力都難挖下去，自己心裏懊惱，又給那幫孩子授以笑柄：“冰花，你怎麽拿個挖耳勺來翻地呀？哈哈哈。”那個稚嫩脆弱的小心靈，很是受傷，咽不下就跟他們吵，這一吵又引來一片哄笑。有一次回家的路上，“五皮牛”悄悄地趕上我低聲說了一句：“少理他們 ! ” 抬頭看時他已走遠。
少不更事，心裏有了幸福藏不住。跟一個小閨蜜聊天兒時就泄露了天機，大概說了“等我長大了就嫁給他”之類的話，我的閨蜜還說：“我就嫁給他六弟，到時咱們是一家人。”這本是鐵哥們之間絕密的私房話。
十歲那年外婆去世，我被發配到老家跟爺爺奶奶住了一個冬天。等再回來時發現革命形勢已大變。閨蜜見到我躲躲閃閃，班裏同學背著我嘀嘀咕咕，指指點點，有的甚至當麵取笑，喊我“五皮牛的小媳婦兒”。方知被閨蜜出賣，她以為我不回來了。十多歲的小女孩兒，含苞待放的水蓮花似的不勝涼風的嬌羞，常常覺得做了賊似地抬不起頭來。再不敢正眼看那個“五皮牛”。
我不在那些日子班裏學了個新歌：“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 千遍那個萬遍喲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細心領會，隻覺得心裏頭熱呼呼。哎！好像那呀，旱地裏下了一場及時雨呀，小苗兒掛滿了露水珠啊 ...... ”
一次到校早，我哼著這個歌兒在做上課準備，看看班裏沒什麽人，“五皮牛”輕輕湊到我跟前，聲音很低但很自豪的說了一句：“這歌兒還是我教的呐。”還沒來得及問他是從哪兒學，他早已機警的躲開。這是我記憶中他給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不記得他上初中。上高二時我轉校走了。後來見過小學同學敘舊，聊起不少同學近況，雖然心裏很想知道那個“五皮牛”怎麽樣了，但始終不好意思提起。
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一天，我在某市文化部門工作，管著演出公司、劇團等單位。一個多年不見的小學同學突然找到我辦公室，寒暄過後，問我是否認識鄰近市演出公司的經理，我說那是從我們這裏調去的，自己人。同學求我寫一封介紹信，他們縣劇團想開辟新領地去那個市演出，希望得到關照。按他的意思寫好信交給他，那人臨走時衝我詭秘的一笑，說，你知道我們團長是誰？誰呀？你認識的，當年的“五皮牛”啊！
原來他承包了一個幾近崩潰的縣劇團，一兩年弄得風生水起。
要不是生在農村，農業戶口，我想憑他的能力一定會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後來幾次到他們縣“視察”，縣文化部門領導作陪也到基層去看過戲，但不知為什麽，始終不敢去看他們團的演出，不敢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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