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智慧 為子孫後代留下什麽最好？

古人的許多處世智慧值得借監，司馬光就認為把錢財和書籍留給子孫並不是上策。那麽，為子孫後代留下什麽最好呢？

為子孫積什麽最好？

司馬光說：把錢財積攢起來，留給子孫後代，他們未必能守得住；把書籍積累起來，留給子孫後代，他們不一定就會閱讀。不如在有生之年，行善濟民，做些好事，積些陰德，作為子孫後代長久生存的保護傘。這樣做，對自己、對子孫，都是最好的辦法。

(張鑒《經世之道》)

韓愈榮辱均不易態

韓愈天性通達，和他人交往，不論人家榮、辱，他都不改變態度。年輕時，他和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好，當時這兩位還沒有名氣，也未曾顯達。

韓愈不辭寒暑，把他倆推薦給公卿，其中張籍終於登進士科，在宦途上很順利。後來韓愈顯貴了，在辦完公事有空暇時，仍和這些老朋友談話、會餐，論文、做詩，和過去一樣。

然而，韓愈每當遇到權門豪士，則像對待奴仆那樣，瞪起眼睛來看看他們，卻不予理睬。

(《舊唐書?韓愈傳》)

君臣交心，深切感人

有一天，唐太宗輕鬆隨意地問魏征：“近來政事如何？”

魏征看到由於長時間以來，社會秩序安定，政局平穩，太宗思想上有些鬆懈，就說：“在貞觀初年，陛下您主動鼓勵大家進諫。三年以後，遇到進諫的人，也能愉快地聽取意見。但是近一、二年來，您雖然能勉勉強強接受某些意見，心裏卻總是不太愉快。”

太宗驚異地問道：“你以什麽作證明呢？”

魏征回答說：“陛下剛繼位時，判了元律師死罪。孫伏伽進諫，認為依照法律，不該判處他死刑。陛下就把蘭陵公主的花園賞賜給他，價值百萬。有人說：‘賞賜過於豐厚了。’陛下說：‘自從我做皇帝以來，還沒有人向我進諫，所以要重賞他。’這就是主動鼓勵人們進諫。後來，柳雄虛報自己在隋朝做官的資曆，主管官員發現後，就揭發了他的弄虛作假，並要判他死罪。戴胄呈上奏章，認為應該判處服勞役的徒刑，並反複申述自己的觀點，直到您最後赦免了柳雄。當時您對戴胄說：‘隻要像你這樣執法，就不必擔心出現濫施刑罰的現象了。’這就是愉快地接受進諫。最近，皇甫德參上書說：‘修建洛陽宮，勞民傷財；征收地租，盤剝太甚；社會上女子們崇尚高高的發髻，是受了宮中風氣的影響。’陛下您勃然大怒道：“這個人是要國家不役使一個人，不收一文租稅，宮女們都不生頭發，才稱心如意呢！”我進奏章道：‘為人臣子進言，若不激烈坦率，就不足以引起君王的注意。而激烈坦率，就容易被視為惡意攻擊。’這時，陛下雖然接受了我的意見，賞賜皇甫德參錦帛了事，但心裏總是不舒服。這就是難於接受進諫了。”

唐太宗聽了，恍然大悟地說：“除了您，沒有人會這樣告誡我，一個人苦於不了解自己啊！(原文是：人苦不自覺耳！)”

(《新唐書?魏征傳》)

魏征死後，唐太宗親自撰寫碑文

魏征死後，即將下葬時，他的妻子斐氏說：“魏征一生勤儉樸素，現在要行一品禮葬，儀式過於盛大，不符合死者的生前意願。”她沒有接受皇帝賜給的全部儀仗禮遇。結果，魏征的靈車，隻用白布做車帷，沒有絲毫的文采、飾物。

唐太宗登上禦苑中的西樓，望著魏征的靈車，掩麵哭泣。他命令文武百官，護送靈柩直到郊外。

太宗又親自撰寫碑文，並派人刻在碑石上。此後，太宗對魏征無限懷念，賜給他的家屬：封地九百戶。

太宗在臨朝時，對屬臣說：“用銅製成的鏡子，可以幫助人們端正衣冠；以曆史作為鏡子，可以明察時代興衰的道理；用人作為鏡子，則可以明察成敗得失。我總是保持這三麵鏡子，以防止自己犯錯誤。如今魏征已去世，我也就失去了一麵鏡子！魏征去世後，我派人去他家，從他的書信文稿中發現了一份奏表，是剛剛開始寫的草稿，字跡難以辨認，隻有前麵幾行字，尚可看清，我把看得清楚的念出來：‘天下之事，既有美好的也有醜惡的。任用善良的人，國家就會安定；任用邪惡的人，國家就會衰敗。公卿大臣們，在感情上有所愛憎，對於厭惡的人，往往隻看到他的缺點；對於喜愛的人，又隻看見他的優點。對人的喜愛與厭惡，應該非常謹慎。如果喜歡某人，而能看到他的缺點；厭惡某人，而能了解他的優點。鏟除邪惡，不存疑慮；任用賢良，一心一意。那麽，國家就會興旺發達了。’魏征生前留下的奏表，就是這樣寫的。然而我思來想去，恐怕避免不了魏征指出的這類問題。所以請各位公卿大臣，把魏征的這些話，寫在朝笏上，發現了我的問題，請一定向我指出來。”

(《舊唐書?魏征傳》)

安貧樂道

黃愈言說：有前輩曾經說過，脫下烏紗帽，上床睡覺，大家都隻是一身窮骨頭。做官的人，應該常常這樣看待問題：寧肯讓人驚訝我離開了不再來，也莫讓人責備我來了卻不走！

貧寒之士，應該常常這樣看待問題：經常吃粗食，手裏捧著一本書，每天跟古人相約於千載之間，與古聖先賢結友交談，實在太快樂了！何必一定要做官或者追求與當官的人交朋友呢？

(張鑒《經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