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3 歐陽燕星
上
我出生在解放戰爭炮火連天的時候，父親母親是黨的文化幹部。因為戰爭動亂，他們本不想要我。母親兩次服藥墮胎，也許我生命力頑強，懷孕才七個月便早產在河北西柏坡——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燕國之內。我沒能在醫院出生，“哇”的一聲，我一睜眼，已是滿天的星星，所以我父親給我取名燕星。
我的父親歐陽山，一個寫作七十餘年的老作家，“文革”前後被打倒了十五年之久的知識分子。他也是最後一個以中共中顧委委員，這個幾乎是最高政治地位謝幕的革命文學家。
其實，我從小對父親就抱有畏懼。記得兒時有這樣的記憶，晚上我很早睡了，可是半夜被大人們的大聲說話吵醒，我聽到父親在叫：“星星呢？星星在哪裏？我要去看看他。”“睡了？哪有這麽早就睡覺……”“我沒醉，不用扶我……”
我突然覺得很害怕，鑽進了自己的床底下。後來父親進來，還是找到了我，把我抱起來，用他那胡子紮我的臉。我聞到他滿嘴的酒氣，又掙紮著重新鑽進床底下。
這就是我的父親，愛你，但是愛得很粗暴。
從那一刻起，時不時，我就得聽他大聲咆哮。他振振有詞地說：沒脾氣怎麽做男人？不喝酒的，那叫文人嗎？
晚年的歐陽山
我父親原名楊鳳岐，其實，楊也隻是養父的姓。父親的養父是郵遞員，家中無子，在湖北時買了隻有幾個月大的父親，所以，我父親祖籍應該是湖北，真實姓什麽不詳。但他在廣州長大，我跟他一樣，我們應該是地地道道的廣東人。
父親的體型性格保留了外省人的印記，骨頭很粗大，非常有力量。雖然，體格脾氣上我不像父親，但麵貌上最像父親的應該還是二姐和我。我父親是卷發，孩子中頭發卷的，是我大姐二姐和我。至於我的三姐和哥哥，則長得很像他們的母親草明。我父親共有三段婚姻，大姐二姐是一個媽，三姐和哥哥是一個媽，我最小，我母親隻生了我一個。而在父親的三位太太之中，能力個性最強的是同樣有名望的作家草明。依我的判斷，她在當時中國文壇的地位，應該也在前三十名以內，最為著名的是長篇小說《乘風破浪》。
父親自青少年時期發表文藝作品，當然是受“五四”運動影響，是左翼的革命文學家。他在任何時段都有大量作品，是一個真真正正寫作的人，所以他在文壇上的地位無人可以否定。他一直追隨革命隊伍，從上海“左聯”，即左翼作家聯盟，到抗戰時期的重慶、延安。他追隨魯迅，魯迅出殯隊伍裏他是殯儀舉幡的。當時的“左聯”是黨領導的行動組織，他在延安時，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院任文藝研究室主任，參與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許多調研工作，其間受到主席的多次約見，書信指導，之後，寫下長篇小說《高幹大》。幾乎可以說，在延安時期，革命陣營內隻有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和歐陽山的《高幹大》，算是中國文壇上有影響力的僅有的兩部革命文學小說作品。
父親跟我說過，《高幹大》是反映陝北當地民間風俗習慣的反封建的作品。我看過這本書，無論如何想象不出這出自一個廣東籍作家之手。當地的方言習俗稱呼父親為大大。幹大就是幹爹。高幹大，是人們對一個姓高的人的尊稱。
父親是個多產作家，16歲發表第一篇小說《那一夜》，17歲參加“擇師運動”，高中就被開除，18歲任《廣州文學》周刊主編，當過黃埔軍校入伍生部上尉宣傳員，19歲中山大學讀預科並拜訪魯迅，20歲在上海成為職業小說家。他一生共出版長、中、短篇小說集超過50部，寫下1000萬字以上的文學作品。到了晚年，父親的腰完全直不起來，眼睛看不清，還堅持依靠錄音來寫作，這一切，應是七十多年牢牢釘在座椅上爬格子的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在北京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天安門城樓上目睹開國大典。之後，受葉劍英之邀南下廣州，進入軍事管製接收委員會，任廣州軍管會文藝處處長。
我父親是個革命者，這毋容置疑。香港文化界有一個時期稱我父親為“左王”，廣東文化界不少人也對他反“自由化”相當不滿。他是個固執的黨員，推崇現實主義、嚴肅文學，忠實於生活。當然，也加上毛澤東的文學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
1964年5月，廣州的報界文壇對他作品的批判已經悄然展開。各大報紙說《三家巷》好的越來越少，批判者的地位也越來越高。
我父親沒有檢討，也沒有發表反駁，當然，反駁也未必能發表。在家裏，他沒有和我談過半個字他的作品，他永遠不會改變他的高傲和自信。他對我們說，我是我，你們是你們，你們應該有自己的表現。我影響不了你們。
我父親的思想是革命的，可是作為一個終身的文學作者，他選擇了遠離官場。一生中八十年，隻願在格子紙上忠心爬行，誓以作品去影響社會表達人生。提起那些宣傳部長文教書記，他大都輕鬆笑語，說很多是他的晚輩學生。作為一個認真的學人，他大部分時間受批評批判，他不曾整人。直到我自己輾轉漂泊，一事無成，快將淡出人生了，我才醒悟：世界上原來有一種東西叫堅持。年輕時認定一種信仰，終生為之鬥爭，無怨無悔，不曾有過動搖，那是一種何等的問心無愧，那是一種真正的含笑九泉。
我們作為普通人，有過多少猶疑和蹉砣，難言與悔恨，無奈和迷茫。若能領導潮流固然好，不過，即使並非一貫正確，像父親這樣堅持信仰，踏實苦作，我隻能是由衷的敬佩。經曆了人世間的滄桑和磨難後，我為有這樣的父親而感到自豪。
中
“文革”期間我到北京“串聯”，離開紅衛兵接待站後，住到我哥姐們的母親草明家裏。那裏還有從東北過來的我大姐的孩子們，我之前根本沒見過她們，也算是認認親。在北京燈市口史家胡同的四合院，我才認清了我原來有一個複雜的大家庭。
草明，是我三姐和哥哥的生母。我大姐和二姐的生母肯定隻是家庭婦女，後來被日本飛機炸死了。一般是由父母包辦的婚姻，稍有抱負的人物離家闖蕩後大抵都拋棄原配，再重新自由戀愛。草明是廣東順德人，也是上海左聯時期的左翼作家，他們在上海結婚，在延安時離婚，父母對我說，原因是當時草明得了肺結核。
草明的成名小說是寫工人階級的，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名人中排不上隊，因此“文革”中受的衝擊應不算太大，至少，我住在她家時，她並沒有受關押。
草明對我很客氣，很友善，她跟我私下裏說，你媽媽人沒有什麽問題，是你父親不好。她的這句話，總結了她們三個人兩段婚姻的恩恩怨怨，我是接受和認同的。這是婚姻受傷害者的立場，我沒有理由不相信它。
接下來草明告訴我，我的生母虞迅是她的親妹妹，她不單帶著我母親長大，而且，還親自把我母親帶上革命道路，帶到延安。原來，我的外公曾是大官，有七房妻妾，子女成群。但她和我母親是一母所生。我母親三歲時，我外公就去世了，家道中落，曾經在順德容奇鎮擁有一整條街的吳姓家族，自然也就分崩離析。我母親七歲又死了娘，跌跌撞撞跟著哥哥姐姐才得以長大。
歐陽山、草明與孩子們
曆史的事實過去了，後人就不太容易了解。後來人所知道的曆史，不過是幸存者的認知和解釋。婚姻家庭更是充滿隱私，不足為外人道。我的父親很愛我母親，但是一個男人娶完姐姐娶妹妹，一個妹妹擠走姐姐嫁姐夫，不說是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在任何地方應該都是少有發生。這似乎總有一點不光彩，或可視為醜聞。我聽了這件事，心裏非常的不舒服，我相信，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對這件事都如梗在咽。至於我的母親，這更應該是她終生的心病，到了晚年，她常明顯表現出緊張，怕傷害，憂鬱寡歡。
母親多次跟我說過，延安女人很少，作為廣東姑娘的她，當時曾有過很多的追求者，有名有姓的都提到過幾個，我記得的就有黨的理論家艾思奇。經組織批準，我父親與我母親1943年在延安結婚。我所知道的母親履曆，在延安時是中央文藝研究院黨支部書記，這種大機關裏的支部書記，往往也是沒有能耐的人幹的。
多少恩怨，總為事出有因，倘若人能預知以後，大抵做事終會謹慎，不過，人終究是人，性情之內，不管不顧，風風火火，便是一生。
家事，是天下最複雜的事，但家事，又往往不好向外說。情長理短，利益糾纏，終生牽絆，既難舍又難分。
我的三個姐姐三個家，還有哥哥，在北京，我們熱熱鬧鬧地相處，不但短暫地忘了“文化大革命”，也使我享受了一陣子大家庭熱鬧非凡的無窮樂趣。
1972年底，父親從幹校回到廣州。一個最小的但是最實際的政策得到落實，這便是補發工資。“文革”後期，沒人會在意錢這個東西。許多幹部從被批鬥之後就停止發放工資，未成年子女由機關發放生活費，每個小孩12到18塊錢一個月，餘下來的工資款便由機關代為保存，所以補發工資數額其實不小。不過，許多人為了力證自己的忠誠，一般都把補發的錢全部用來交了黨費，尤其是較早被解放的那一批幹部。但是到了我父親時，情況有了變化，這時候已經是補發工資的尾聲，我父親補發的年份又長，數額就比較大了。父親決定將補發款的一半交黨費，剩餘的一半領回了家。記得還是我到銀行去存錢的，當年麵額最大的人民幣是十元，兩萬塊錢足足用了一個大書包好不容易才裝進去。父親在當時就做了一個決定，他要出錢出路費，把所有在外地的子女兒孫叫回來，在廣州過一個團團圓圓的春節。
1975年新年伊始，父親並未“解放”。盡管左傾的寒風陣陣，大地畢竟已經回暖，我們一家三代總共21個人，從國內外六七個地方齊聚羊城，過了一個合家團聚的春節。當時，我的大姐在東北教書，大姐夫在四川大足三線廠，大外甥在蘭州插隊，二姐在北京，二姐夫已經外派倫敦中國銀行，三姐在北京的通縣，哥嫂在陝西汽車廠。
這是我們家從來未有過，也是唯一一次的團聚。其中大姐夫和我大姐離婚多年剛剛複合，哥哥和嫂子也是剛剛結婚，我的女朋友和我還沒有結婚，所以這次親人團聚，不少人都還是初次見麵。父親從幹校回來了，父親又提供了所有經費，所以個個異常踴躍，紛紛請假，真還做到了唯一一次的三代人全部團聚在一起。
父母親住在文德路文藝招待所的那個廊四的小房子裏。親人們來了就住在文藝招待所，印象中這批人來來去去有前有後，好像大家沒有坐在一起吃過一頓飯。我們沒有那麽大的地方可以做這頓飯，那年頭也沒有條件到酒館茶樓吃飯，倒是我們十個八個的常去在廣州的舅舅家裏吃飯。當然，去舅舅那裏吃飯，我父親從來是不去的，因為他還沒有得到解放，基本上也就不出門。誰想和父親聊聊天，就都分別擠到他走廊上那個小房子裏去，隻有幾平方米的小房子常常擠滿人，大家隻能壓低聲音，在這陰暗且狹小的空間裏，感染著希望與擔憂，分享著快樂和離愁。
我的嫂子從江西到陝西的山溝裏，來廣州是第一次走進大城市，騎自行車有時靠左有時靠右，見了紅燈也照樣敢走。我那個東北小外甥，一生沒見過香蕉，廣東人稱之為一梳蕉，他一次就能吃掉這樣的一排去。最大的外甥已經陷入戀愛的苦惱中，插隊且又未回城，喝完酒醉了以後就是一陣一陣地大哭。我見過酒醉以後鬧和打人的，酒醉以後拚命哭的人還是見的頭一遭。不管怎麽說吧，一家三代人齊了，最後在豔芳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21個人的大照片。這照片留下了唯一一次聚會的盛況，留下了熾熱的親情，留下了親人們的青春年少！
1973年的大家庭合影
下
我父親四十二歲那年才有的我，印象中，父親並沒有怎麽帶我玩，不會和我討論太多的話題，也從不詢問我想什麽。對於我的成長，他一輩子隻做了三件事：第一，每次看粵劇或電影，他一定帶我去。我們幾乎每周日走路到執信南路口的東山電影院去，還有，後來去省委五樓看內部電影。那個時代的孩子，能如此頻繁接觸戲劇電影的還真不多。馬師曾、紅線女、羅品超、郎鈞玉、羅家寶、林小群，這些粵劇名角，幾乎每上一部新戲，我都會坐在貴賓席上看。第二，就是這個暑假開始，父親搬了一堆書讓我看：《三國》《水滸》《西遊記》《封神演義》《七俠五義》《隋唐演義》《薛仁貴征西》。也許我還小，他倒沒讓我看《紅樓夢》。所以，我接觸中國名著的時間很早。還好是早，我十四歲時，文藝界就開始批判我父親的作品，使我一度對文藝書籍退避三舍。當時，我隻覺得《封神演義》和《隋唐演義》最好看。封神之人可以天靈蓋打開，湧出一朵祥雲，祥雲中祭出一種兵器，讓我收了你。還有，隋唐第一條好漢李元霸，對陣時從對方馬上把人腰間一提，扔上半空，順手接住兩腿，直接就把人一撕為二，誰見了不怕。
說到第三件，父親還真是花了功夫，他用一個假期時間，親自教我讀漢語拚音和普通話。當年的廣州，除了軍區大院講東北話，鐵路局管到武漢，講湖南話的多，其他一般沒多少外省人。所以，學校裏有的老師是用廣東話教課的。虧了這一段，我父親給我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我一輩子講起普通話來，幾乎不帶廣東口音，拚音打字，也從不會被卷舌還是不卷難倒。原來，我父親還是中國文字拚音委員會的委員呢！
到了“破四舊”，很快就破到自己頭上了。那時候我住在學校裏，父母親都到了自己單位集中學習。突然有人叫我到學校門口傳達室接電話。電話裏是一個女姓的聲音，你是歐陽燕星嗎？我們是廣雅中學的，我們今天抄了你父親的家，你有什麽個人物品，現在可以回來拿走。我似乎早知會有這麽一天，找到了一個同班同學陪著我回去了。
遠遠地看見那幢三層樓的小洋房，早已不是往日的模樣，三層小樓全都掛滿了巨幅的白底黑字大標語，內容自然是“打倒×××”之類，從樓頂一直拖到地下，覆蓋了整棟小樓。
屋子裏散落滿地東西，所有的櫃子、桌子都撬開翻倒，衣服被子、書本文件隨處亂丟，我母親在角落裏站著，應該是被押回來開門和當見證人。母親含著淚水看著我，走過來拉我的手，仿佛是求救。麵對滿屋的其他同齡人，那些得意洋洋的革命者，我甩開了母親的手，選擇了與家庭劃清界限的姿態，挑了自己幾套衣服，拿上《毛澤東選集》，毅然走出了家門。我沒有再回頭看那小樓一眼。從此之後，從我離開廣州去海南，甚至當完知青回到廣州，我沒有再踏進過德坭路，有事我也會繞著走。直至那條路改了名，直至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這幢小樓，廣州也沒有了德坭路。我印象中的那個曾經的家，永遠隻依稀記得，因為掛了很多白標語，被覆蓋的小洋房像一座遠處荒野裏壓滿祭文的山墳。
事後我才清楚，那是一次真正意義的抄家，是家具細軟一切都搬走的抄家。抄家之後隻剩下空房子，全廣東有這樣待遇的隻有兩個人，另一個是粵劇名演員紅線女。她和我父親，是廣東省工資待遇最高的兩個人。之後在廣州文化公園舉辦了“破四舊”展覽，展品就是這兩個家庭抄家沒收的所有物品。聽去過的人講，其中有一條，說我家光毛氈就有一百多條。事實是，父親買了紅木和酸枝椅子，怕冬天冷，但又找不到尺寸適合的坐墊，就剪了氈子當椅墊，結果就是一張椅墊變成了一條毛毯。
父母單位的大字報欄，自然是我很想涉足的地方。不過，很快我已經知道一切全無希望，因為父母的罪名已經在報紙上登載，成為鐵板釘釘的事實。
父親的單位其實我很少去，有一次去了，到了門口，隔著馬路看到大門裏父親正在掃地，我即掩麵而走了。
歐陽山夫婦與兒女們
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哥哥，思想和北大學子一樣，曆來激進得很，他經常和父親就一些問題進行討論。有一天，我接到他寫來的一封信，附有一張大字報稿，揭發父親思想問題，讓我抄好貼到父親機關去，我照做了。之後很多年，我並沒有為貼父親大字報覺得內疚，內心有自己的借口，一是哥哥叫我幹的，二是我沒有講半句假話，三是不到一年，我已經去警備區為父親送衣服了，還去幹校探望過父親，五個兄弟姐妹，也隻有我去過。十三年之後我的父親才正式解放恢複名譽，在那些漫長的歲月裏，迷茫怨恨哀傷，很難用什麽來形容自己對父親的情感。不過，有一點我很快就明白，那就是，永遠不要指望真的能夠背叛父親，不管你怎麽做，你永遠不可能和家庭劃清界限，別人永遠不會把你們的血緣關係分開看待。聰明的辦法就是不管對錯，都堅決和自己的親人站在一邊。
已經不記得是哪一天，也不知道是怎麽去的，恍恍惚惚之間，我已站在中山紀念堂的後台上。透過背景幕，我清楚看到外麵，三層觀眾席上黑壓壓地坐滿人，我父親脖子上掛著大黑牌，彎著腰站在舞台前的角落裏，顯得是那麽的瘦小。不斷傳來的發言還有父親的答辯，我的腦子嗡嗡作響，什麽都聽不清楚，唯有那不時傳來的口號，聲音很響，使我震撼。我突然害怕起來，心裏暗暗希望時間不夠，把我的發言取消。沒想到，主持人在麥克風上說，最後一個發言的，是某某的兒子歐陽燕星。
我快步走到前台，喘不過氣來，我覺得周圍一切突然很安靜，好像所有人都不知道該怎麽辦，那鴉雀無聲的一刻過得很慢，很慢很慢……我知道人們在等我，我忽然舉起右拳，拚命喊了一聲：“打倒歐陽山！”排山倒海的口號聲呼應起來，之後，我字正腔圓地讀起了我的發言稿……
第二天的《羊城晚報》發了消息稿，也提到我的名字，不過隻有十六分之一的版麵大。從此，沒有任何人在我麵前提到過這個批鬥會，包括我的同學、朋友、親人，父親也從沒和我談過這事。我印象裏，當時的鬥爭會上，我們互相應該沒有對視過，他低著頭，我麵向著觀眾席的血盆大口。回想起來真像是一場噩夢，仿佛現實中這一切並沒有發生。
那時我當然不會知道，日後我父親會成為中顧委委員，可憐我為了自己的出身，為了自己究竟是不是革命後代，足足迷惑、憂傷了起碼十五年。
那之後，我們在梅花村一住就是25年，父親去世之後，梅花村36號的小洋樓成了居委會辦公室。花園成了梅花村居民休閑的地方。亭子旁邊由居委會矗立了一座父親的石雕頭像，歐陽山故居，這裏成了父親永遠的家。
（刊發於《廣州文藝》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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